聚焦反制美國是小看了中國對外關係法

撰文: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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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6月28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法》,該法律公布後,引發外界的關注。不少西方輿論將焦點放在了中國為反制西方遏制提供法律武器,認為中國會加大對美國遏制的反制力度。

對外關係法的確有這樣的功用,在第四章對外關係的制度中,第三十三條點名了對於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危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中國有權採取相應反制和限制措施。根據對外關係法內容,未來對於開展反制裁,中國的相關細化規定和措施會越來越完善。但和2021年中國通過的《反外國制裁法》相比,可以為反制裁提供法律依據是對外關係法的一小部分功能。

外界忽略了對外關係法的重大政治宣示意義。這其中不只是強調對外反制裁,這是中國第一部集中闡述中國對外大政方針、原則立場和制度體系,對中國發展對外關係作出總體規定的基礎性法律。

習近平和李強的關係是決策者和執行者的關係。(中新社)

該法律將「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奉行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等寫入對外關係的總則,是以法律的形式將中國的外交政策固定,將中國的和平政策落實。

當中國越來越走向世界的中心,當外界擔憂崛起的中國是否擴張侵略時,中國以法律形式宣示自身主張,是給外界吃的一顆定心丸。當外界不願意相信中國的政治誠意,總以專制來渲染中國政策的神秘和不確定性時,中國祭出了法律這條西方人可以聽得懂的武器

該法律還集中闡述了中國對外關係的職權,中國國家主席、國務院、外交部、中央軍委、中央外事委員會的職責分工是明確的。這一點既是給外界看的,有利於外界讀懂中國外交,更是對中共建政以來主導中國外交工作的局面較為龐雜的現狀進行轉折性梳理。

眾所周知,周恩來對中國外交的影響是巨大的,其身後沿襲下來的總理對外交的決策管理權力也是龐大的。圖為歷史圖片周恩來(中)在出席日內瓦會議。(新華社)

中國開國總理周恩來以總理兼外長的身份主導外交工作,形成了國務院以及外交部龐大的外交工作主導格局。循這一慣例,以往中國總理的外交權是相當大的。而在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今天,理清各方的責任,制度化中共外事委員會對外交的領導權是必要的,中國內部各部門需要更加清晰明確自身的外交職責,要做到這些會是一場涉及外交領域的深刻政治變革。

該法律第三章闡明瞭發展對外關係的目標任務。目標任務中有「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及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全人類共同價值等習近平主政以來中國新提出的政策主張,有將習近平外交政策法律化的傾向。即便繼任者根據中國新的發展任務修改法律,如此龐大篇幅的習近平政策影響力,也不是能說改就改的。這暗示了習近平外交思想對中國外交的引領和指導會有相當長的時間。

中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態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現階段中國面臨的局面是以往政策無法全面指導的。習近平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貢獻是全面塑造了崛起中國的外交觀、世界觀,給出了新時代中國同世界打交道的準則方法道路。如今這一整套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未來中國外交政策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是有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