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訪俄｜美國霸權不會瞬間倒下：俄羅斯對中國有何意義？

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中俄關係的走向引發不少討論，3月20日習近平訪俄後，此一話題再被推向輿論高峰。

首先是美國，其本就擔憂「中俄結盟」的地緣噩夢成真，故先是在戰爭爆發之初要求中國加入對俄制裁，又在戰事陷入僵局後多次表態「中國應對俄施壓、結束戰爭」，看似歡迎中方斡旋，其實是要借輿論枷鎖迫使中國「勸降」俄羅斯。近期，美國更是持續炒作毫無根據的「中國軍援俄羅斯」，並在習近平訪俄後稱「中俄正試圖撼動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竭力調動「中俄威脅論」，目的同樣是迫使中國為求自清而與俄羅斯劃清界線。

而在俄羅斯這方，其本就竭力要爭取中方支持，且已多次渲染同中國達成「結盟關係」，此次更對習近平的來訪展現高規格誠意與安排，兩國的聯合聲明亦涵蓋了諸多合作領域。莫斯科之所以急切，原因有二：第一，自己因為戰爭成了西方公敵，轉向東方已非權宜之計，而是求取國家生存的必走之路；二來，中國正面臨美國高強度的戰略壓迫，與俄羅斯同是天涯淪落人，不論過往矛盾如何，相互靠近是合理選擇。

但中國也有自己的國家利益考量。觀察中方過去一年行動，北京明顯在衝突之初取態謹慎，雖不願加入美國發起的對俄圍堵，卻也有意避免與俄方的過度戰略綑綁，歸根結柢，還是擔憂戰爭的負面影響。但從後續發展來看，中國更多是在等待時機、緩衝戰爭的輿論海嘯，而非有意疏遠俄羅斯。

細究此次習近平訪俄背景，厭戰聲浪已開始在西方輿論場發酵，中國又於近期成功促成沙特、伊朗復交，擁有「和平締造者」的形象光環，如此情境既有助此行擺脫「支持侵略」的負面標籤，誘發外界對於「勸和促談」的正面期待，也讓中國更有餘裕推進心之所向的戰略部署：提升與俄羅斯的戰略協作層級。

美國壓迫下的相互靠近

首先，雖說北京始終強調中俄關係「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有意避免被視作挑起新冷戰、為俄羅斯所有行為背書，但無可否認，中俄如今的相互靠近，美國扮演了重要角色。

回顧中美俄大三角的發展，其成形源於美蘇冷戰下的博弈結構：第一，大三角中沒有任一方能徹底擊敗另兩方，也沒有任一方會被徹底擊敗，即便過往中國長期身為最弱勢方，依舊可借開發「兩彈一星」、在美蘇之間轉換陣營，來爭取國家的生存空間；第二，三方之中至少有兩方，其核心戰略目標存在結構性矛盾，例如過往的美蘇陣營對抗、中蘇地緣交惡，今日的中美博弈、美俄決裂等。

而三方的角色也不會永遠固定。在冷戰時代，中國是中美蘇大三角中的最弱勢方，美國本是最強勢方，但因先後在朝鮮與越南兩大戰場嚴重失血，故在1960年代末一度淪為次強勢方，蘇聯則順勢成為最強勢方。但隨後中蘇交惡將中國推向美國一側，蘇聯遭遇了東西兩線的戰略牽制，更在1970年代末深陷阿富汗戰場，國力嚴重內耗，先是再度成為次弱勢方，又在來不及操作中蘇友好下解體，導致今日的俄羅斯成為大三角中的最弱勢方。

由上述過程可見，要推動大三角的動態演進，不僅最強勢方、次強勢方可施力，最弱勢方亦有發揮空間：最強勢方若將次強勢方當作主要戰略對手、施加壓力，次強勢方便會拉攏最弱勢方加以應對；最弱勢方若受壓迫，同樣會尋求最強勢方或次強勢方的庇護，其選擇也將影響三方博弈的過程與結果。

而觀察近年的中俄互動升溫，大三角的運作邏輯十分明晰：身為最弱勢方的俄羅斯相對大膽積極，中國則是在審時度勢後，選擇與俄羅斯攜手，共抗作為最強勢方的美國。例如2014年3月克里米亞危機的爆發，便是起於俄羅斯不甘美國的長年打壓，又認為華盛頓已視北京為最大對手、戰略重心移向印太，或許會對歐陸的烏克蘭事務關注降低，且中國應不會對自己遭受制裁毫無反應，故而大膽動武吞併克里米亞。

危機發生後，美國與歐盟祭出了聯合制裁，但不支持烏克蘭動武收復克里米亞，中俄則在2014年5月簽訂為期30年、價值4,000億美元的東線天然氣管道協議，並在2015年簽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聯合聲明，展現了初步的發展戰略協作姿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普丁或蒲亭）的戰略盤算並未失準，但或許正因如此，其在8年後進行了更大膽的地緣豪賭：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

回顧普京的初始盤算，其邏輯應與克里米亞危機時類似，即認為烏克蘭的抵抗意志相當薄弱，且北約與美國不至於軍事介入，俄羅斯雖可能面臨相當嚴重的國際制裁，但中國不會坐視不理。而從結果來看，普京的規劃略有失算，因為烏克蘭展現了強烈的抵抗意志，導致原本不看好的美國、北約紛紛介入，俄羅斯也只好隨之升級，進行二戰之後首次動員，至今都未能結束戰爭；但在中俄關係的層面，普京的預期沒有落空，中國雖未提供軍援、也不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的領土主張，卻持續深化中俄的戰略協作。

據中國海關總署1月公布數據，在2022年1至12月期間，中國向俄羅斯出口了價值761.22億美元的貨物，與2021年同比增長12.8%，而從俄羅斯出口至中國的貨物也增長43.4%，達到1,141.49億美元；2022年6月10日，全長1,284米的中俄首座跨境公路大橋、黑龍江大橋正式通車，標誌着中國東北與俄羅斯遠東之間新國際運輸通道的開通；2022年2月，中石油集團與俄石油公司簽署保障中國西部煉廠供油的原油購銷合約補充協議，向中國額外累計增供1億噸原油，中俄亦簽署遠東天然氣購銷協議，俄氣每年輸往中國的管道天然氣供應量將增加100億立方米。

此次習近平訪俄，雙方更是簽署了《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關於2030年前中俄經濟合作重點方向發展規劃的聯合聲明》，不僅在保持密切外交協調、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內政、加強金融等各領域務實合作、積極推動「一帶一路」等問題上達到共識，更一口氣將中俄的經濟合作重點規劃到了2030年，兩國的戰略協作態勢顯然持續深化，不受戰爭影響。

以多極化為名的持久戰

綜上所述，由於彼此相互需要，中俄升溫乃是時代必然。但各界更關心的，是此次升溫有無終極目標？如果有，中俄的終極目標又會是什麼？

對俄羅斯來說，由於蘇聯解體着實重創其國力，再加上戰爭導致其被迫走向堡壘經濟，短時間內要擺脫大三角中的最弱勢方處境，應該非常困難。眼下選擇與中國交好，也並不是為了恢復蘇聯，而是希望創造當代的俄羅斯民族復興，同時抗阻美國單極秩序的壓迫，這是俄羅斯在可見未來內的終極目標。

但對中國來說，這一問題較為複雜。冷戰結束後，中國長年位居大三角中的次強勢方，無意挑戰美國身為最強勢方的地位，並在2004年提出「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台」的對外布局，首重中美關係穩定，強調與西方國家的往來合作。換言之，與過去的美蘇相比，中國堪稱「沒有野心的次弱勢方」。

然中國有一稟賦是當代俄羅斯、甚至過往蘇聯都無法企及的，那便是身為全球兩強之一，中國驚人的經濟成長、市場優勢、技術突破，已大幅改寫西方中心的全球發展格局，同時嚴重衝擊持續百年的西方優越意識。1975年蘇聯經濟巔峰時期，其GDP也只佔美國的40.6%，但中國2021年的GDP已達美國的77%，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經濟增長引擎，在某些科研場域的成就甚至超越美國，假以時日，中國更可能超趕美國，成為兩強之中的領先者。

美國應也是首度面對經濟體量與自己如此接近的次弱勢方，故會祭出以圍堵中國為目標的種種動作：在軍事上以印太戰略為核心，積極動員諸如日本、印度等中國周邊國家，成立四方安全對話（QUAD）、澳英美同盟（AUKUS），同時推動武裝台灣；在經濟場域，打造諸如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排除中國的區域機制，布局半導體與供應鏈戰場，希望降低中國的市場、產業鏈與技術優勢；在輿論場域，從「新疆種族滅絕」到近期的「中國氣球監控全球」、「中國即將軍援俄羅斯」，可謂五花八門、層出不窮，目的同樣是干擾他國與中國的實質往來。

情勢如此發展，中國已無法再做「沒有野心的次弱勢方」，因為圍繞中國數十年的和平外部發展環境已不復存在，脱鈎與衝突的風險持續上升，面對美國裹挾各方發起對華圍堵、步步進逼，中國雖仍維持四個布局，卻已着手調整戰略側重：提升中俄關係層級，讓中國的大國關係不再被中美關係獨佔，同時將「南南合作」帶回多邊關係場域，例如赴沙特召開中阿峰會與中海峰會、促成沙特與伊朗復交等。

換言之，中俄交好不僅有傳統中美俄大三角的作用，更是中國面對時代變局，國家整體戰略調整的一環。3月7日中國外交部長秦剛便在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記者會上如此表述，「中俄攜手，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就有了動力，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就有了保障，世界越是動盪不安，中俄關係越應穩步向前」。其中的「多極化」一詞，便是中國推動中俄升溫的終極目標，也就是瓦解美國單極霸權。

縱觀當今國際局勢，各方的終極目標都已明晰：美國希望消除中俄的強國潛力，以確保自己的單極霸權能永遠持續；中俄則有意推動多極化秩序到來，因為美國霸權的瓦解符合雙方的國家利益。但此次博弈與冷戰時代不同，過去的美蘇是在世界市場分割的環境下爭霸，如今的中美卻是在世界市場統一、雙方經濟高度融合的環境下鬥爭，壁壘分明、戰線統一的陣營對峙極難重現，鬥爭所涉場域也相對複雜破碎，形式也會更趨鬥而不破、往持久戰方向邁進。

故從現實視角來看，中國不會也不能只與俄羅斯交好，而是要視情境與戰線需要，團結所有可團結對象，例如歐洲國家。正因如此，中方屢屢強調中俄關係「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為的便是避免自己的多極化布局被中俄關係過度影響，即便兩國早已是未說破的「準結盟」關係，也明顯是為了對抗美國而相互靠近。

從俄烏戰爭紛擾到習近平訪俄，中俄的戰略協作態勢大致底定，究其根源，或許早在北約第一次東擴、休克療法劫掠俄羅斯、顏色革命滲入前蘇聯國家時，便已為今日發展埋下種子。不論未來美國如何反對，俄烏戰爭又將以何種形式結束，中俄關係都將是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以及多極化布局的關鍵要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