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亡國30周年祭・上｜房寧：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政治繼承

30年前的1991年12月25日，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宣佈辭職，次日建立聯邦制社會主義國家69年的蘇聯正式解體，原本15個組成國也相繼恢復主權地位。
蘇聯解體震驚世界，偌大的蘇共究竟是如何亡黨的？蘇聯又是如何一步步亡國的？蘇聯解體至今的30年時間，政界、學界都試圖搞清楚這一重大歷史性問題，經濟失敗論、蘇共腐敗論以及來自上層的革命成為三大流行歸因。

正值蘇聯解體30周年之際，為了進一步探究蘇聯解體的深層次原因，我們專訪曾兩度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講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

在房寧看來，蘇聯解體最重要、最核心的原因是政治繼承問題。而蘇聯解體對今天的中共和中國來說，亦有很大的警示意義。訪談實錄共上下兩篇。

「蘇聯解體最主要原因是政治繼承出了大問題」

01：1991年12月26日蘇聯宣佈解體，今年是蘇聯解體30年。30年來，有關圍繞蘇聯解體原因眾說紛紜。作為政治學家，你認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房寧：從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到1991年解體，蘇聯共存在了74年。曾經盛極一時的蘇聯由盛轉衰最後猝然崩塌，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政治現象。歷史像一個摺扇，隨着時間推移逐漸展開，有時人們離得越遠，反倒有可能看得越清楚。今年是蘇聯解體30周年，在這個時間節點重新回顧和認識蘇聯解體，對理解人類社會的政治發展、理解國家興衰會有幫助。就中國而言，正確認識蘇聯的崛起和失敗，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穩定以及政治建設等等，也具有重要的比較、參考和鏡鑑意義。

蘇聯解體伊始，人們幾乎立即就其原因開始探討。30年來，我認為有三種比較流行的看法：

第一，比較普遍的一種解釋是蘇聯經濟沒搞上去，特別是民生沒有搞好。
第二，可能比較膚淺一點，即認為蘇聯解體是因為腐敗問題。蘇聯解體10周年的時候，國內出版了一本《蘇共亡黨十年祭》，引發學界熱議。這本書的主要觀點認為，蘇共亡黨根源在於腐敗。這個觀點引起人們關注，可能與其對中國情況的折射有一定關係。
第三，是比較學術化的看法認為，蘇聯解體源於上層精英的蜕變。美國學者大衛·科茲出版了一本專門研究蘇聯解體的著作《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書中認為，當時蘇聯民眾的大多數並不反對社會主義體制。導致蘇聯解體的原因是蘇共內部「精英集團」變質，掌握蘇聯政權的官僚階層發生了類似日本經濟學家奧村宏提出的「經理革命」式的變化，即掌握國家管理權的官僚階層侵蝕甚至侵吞了蘇聯國家的權力，變為社會事實上的主人，推翻蘇共只是他們從事實上的佔有者變為法律意義上的、公開的擁有者。

應該說，以上這三種解釋所提到的現象、事實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蘇聯後期經濟確實沒搞好，也確實有腐敗問題，同時上層的蜕變也是存在的。但坦率地說，這三種解釋尚不足以解釋蘇聯政權的瓦解和蘇聯的解體。

就這三種因素來說，它們並不足以導致一個國家變色乃至消失。這三種觀點中任何一項單獨解釋蘇聯解體都經不起推敲，因為它們都不是國家瓦解的充分必要條件。

首先看蘇聯經濟問題。蘇聯經濟確實存在結構性的矛盾，一方面軍事、科技、重工業很強大，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與之很不匹配，民生與強大國力存在巨大反差。但有一個事實需要釐清，那就是一直以來，蘇聯經濟並不像人們後來描述的那樣，連毛巾、肥皂都稀缺，這顯然是誇張了。

蘇聯時期，在某些地區、某些階段上，人民的生活日用品供應很侷促，存在短缺現象，但並不存在普遍的貧困問題。如果說經濟真的這麼糟糕乃至崩潰了，蘇聯應該是因為饑民造反、窮人革命而解體。但事實上蘇聯的解體和群眾沒多大關係，大多數群眾並沒有參與到蘇聯的解體進程當中。

簡而言之，蘇聯不是被人民起義推翻的，並沒有上演歷史上常見的官逼民反、揭竿而起的戲碼。蘇聯國家政權甚至不能說毀於一場社會運動。所以將蘇聯解體歸因於經濟問題是站不住腳的，用比較政治分析方法不難推翻這樣的結論。事實上，蘇聯人自己也不這麼看。

其次，看腐敗問題。蘇聯當時是計劃經濟體制，沒有市場經濟和私人資本。而現代國家大規模腐敗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生的，是依託於公共權力的尋租行為，它的條件是要有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權力和私人資本的利益交換，特別是要以大量私人企業為條件和環境的。顯然，蘇聯當時沒有這個問題。

蘇聯的所謂腐敗、蜕化，在當時以及現在都是被歸為官僚階層的特權。這在當時確實存在乃至相當嚴重，當年專供高級幹部生活用品的「小白樺」在蘇聯很出名，並為社會所詬病。當時蘇聯最大腐敗是幹部的特權現象。但是，即使如此幹部特權現象顯然不足以瓦解國家政權。它甚至是對政權的一種保護。

從比較政治分析的角度可以看的更清楚。歷史一些國家政權覆亡前常常伴有腐敗氾濫，但卻不能從這個現象直接得出腐敗亡國的結論，兩者之間並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在許多情況下是政權本身的問題導致了腐敗，也就是說腐敗是果而不是因。

歷史上許多腐敗政權可以存在很長時間，中國歷史上許多所謂「盛世」其實有非常嚴重的腐敗問題。如：清朝初期包括康熙朝，其腐敗問題是相當嚴重的。在當代，如越南、印度都是腐敗盛行的國家，但其經濟社會發展還是一派繁榮。甚至可以以中國作比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生了嚴重的腐敗問題，但中國的發展依舊，哪裏有腐敗亡國的影子？

01：腐敗真的成了潤滑劑。

房寧：也許在某個時期，某些國家可以這樣說，比如：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以及剛才提到的越南、印度等國是可以這樣說的。我認為，應該這樣看，腐敗對於政治穩定和政權穩固而言是某種問題的表徵，就像醫學上講疾病的症狀而非病因、病理。所以將蘇聯解體歸因於腐敗失之於簡單膚淺。事實上，蘇聯人自己也不這麼看。

最後就是大衛·科茲的觀點。「來自上層的革命」太帶有理論假設和分析色彩了，缺乏論證和材料支持，甚至有點陰謀論味道。因為如果按照這個觀點，蘇聯很有可能不會解體。就解體本身而論，蘇聯的消失對蘇共中高層的大部分幹部，不啻是一場災難。事實上，大部分蘇聯黨政幹部和黨員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是非常迷茫的，他們不知所措，而後來也沒有因此得到什麼好處。如果真的是一場來自上層的革命，是一個已經悄悄改變了身份官僚階層的有意為之，取締蘇共和瓦解國家實際上是一個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保留蘇聯和蘇共也許對他們更有利。

如果我們回到30年前蘇聯實際發生的事實中觀察，蘇聯解體過程是從加盟共和國獨立和分裂開始的，是蘇聯在中央層面喪失了權威後，一個個加盟共和國尋求獨立與自保從而瓦解了蘇聯。進一步講，各加盟共和國的精英階層並沒有「革命」，加盟共和國的政治結構並沒有被顛覆而是基本保存了下來。概括地說，蘇共倒台和蘇聯瓦解，與其說是精英改換門庭的自我「革命」，還不如說是精英的分裂。

30年來有關蘇聯解體原因這三種流行觀點頗有些宿命論的意味。因為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當年蘇共、蘇聯存在的各種問題就都被算作亡黨亡國的原因，這是一種從結果倒推的邏輯。如果從比較政治學的視野觀察就會得出不同的認識。被認為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那些因素，其實在許多國家都存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些國家，比如當時中國的問題比蘇聯更加嚴重，但是中國並沒有垮台，通過改革開放克服了困難，迎來了大發展。所以「宿命論」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01：如果以上三種分析都不是主要的原因，且有宿命論的味道，那麼在你看來，蘇聯解體最核心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房寧：蘇聯解體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我認為上述三方面因素也是一定程度存在的，但直接的、主要的，抑或說，最重要的原因是蘇聯政治繼承出了大問題。

人類社會政治活動主要有四方面內容：國家與社會治理、官僚體系治理、政治繼承和對外交往。其中政治繼承關係到政治體系特別是政權體系的生存、穩固和延續。中國古代有「人亡政息」之說，歷史上許多強盛的王朝都是因為繼承出現了問題而難以為繼。政治制度是由人來制定和操作的，再好的政治制度、再好的政權，沒有好的繼承機制，沒有好的繼承人，也是會中斷、滅絕的。

2014年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講話中提到，「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今年10月召開的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又談到這個問題，並將其放在第一位，足見當今中國的領導層對政治繼承問題的認識及重視程度。在我看來，如果要給蘇聯解體原因做一個相關性排序，我認為最根本、最直接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政治繼承問題。從列寧逝世後蘇聯的第一次政治權力交接就出現了災難性局面，此後近70年裏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在最後一次政治交接中再次出現災難性局面，加之其他因素最終導致了政權和國家的覆亡。

「權力交接是最危險的時刻」

01：確實如你所說，蘇聯自從十月革命誕生以來，歷次政治交接都不太順暢，總是伴隨着血腥的政治鬥爭和清洗，最終也沒有制度化。回到歷史現場，能否具體回顧一下蘇聯歷次的政治交接過程？這樣便於我們更好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將蘇聯推向深淵的。

房寧：誕生於1917年十月革命中的蘇維埃政權以及後來形成蘇聯政體屬於權力集中的政體。對於權力集中政體而言，權力交接是這種政體最為危險的時刻。

我們可以簡要地回顧一下蘇聯政治繼承的歷史。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建立了蘇維埃俄國，後來發展為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布爾什維克黨及後來蘇聯共產黨實行民主集中政體，列寧是當時黨和政權的核心人物，是無可爭議的領袖。建國之初，蘇俄經歷了嚴峻考驗，先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聯合干涉，打三年的仗，可謂艱苦卓絕。在列寧及其俄共（布）領導下，蘇俄戰勝了重重艱難險阻，堅持了下來。但十月革命後僅7年，正值壯年的列寧就去世了。

列寧去世意味着蘇聯政權要進行第一次政治繼承。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完成好政權和領導班子的交接沒有先例可循，完全沒有經驗。不幸的是，權力交接很快就演化成了蘇共最高領導集團內部一場長達十餘年的血腥鬥爭。列寧在世的時候，蘇共政治局一共有8位成員，他們掌握着國家最高權力。除了列寧，他們是：托洛茨基、史太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和託姆斯基。當時俄共（布）實行民主集中制，重大問題集體表決，多數決定，但如果出現議而不決情況，一般由列寧做出裁決。這也就是所謂「核心」或「集中」的含義。

列寧在去世前沒有做出政治交接的安排，由於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後戰爭中的巨大影響，當年他在威望上是與列寧齊名的人。所以，列寧去世後，托洛茨基成為了事實上的「一把手」。但是，很快史太林聯合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兩個資歷最深的「老布爾什維克」，在列寧去世一年後把托洛茨基拉下馬，撤銷了他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隨後，史太林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發生矛盾，史太林利用總書記掌握黨的機關的便利，加之聯合布哈林等政治局委員和高層幹部，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搞下台。隨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又和托洛茨基聯合起來，組成「託季聯盟」公開與史太林對抗。

在1927年聯共（布）十五大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近百名「託季聯盟」骨幹成員被開除出黨。清除「託季聯盟」後，史太林又與布哈林、李可夫和託姆斯基等發生矛盾。1929年史太林發動「反右傾」鬥爭，最終將布哈林等人排擠出最高領導層。至此，史太林將列寧去世時中央政治局七個委員中其他六人都排擠出最高領導層，樹立了自己的絕對領導核心地位，至此蘇聯歷史上第一次政治繼承完成。

然而，事情到此尚未結束。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史太林從1930年開始從肉體上消滅反對派，最終演化為駭人聽聞的「大清洗」。1936年8月，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16名原蘇共高級領導人被判處死刑。1938年3月，布哈林、李可夫等19人被判處死刑。這中間，因「布哈林集團」受牽連的另一名老政治局委員託姆斯基於1936年自殺。1940年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被暗殺。回顧起來看，到1953年史太林去世，當年列寧去世時的七位政治局委員，只有史太林一人是自然死亡，其他六個人均死於非命。

蘇聯歷史上的第一次政治繼承就是這樣演化為一場慘烈的政治鬥爭。僅在這場腥風血雨最高潮的1937至1938年，全蘇聯有150多萬人被逮捕，其中68萬人被處決。甚至出席1937年被稱之為「勝利者代表大會」的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1966名代表中，後來竟有1,108人被捕，其中848人被處決。在十七大上當選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139人中，有98人遭到逮捕和處決。

史太林去世後，蘇聯不得不迎來了第二次政治繼承。爭奪最高權力的鬥爭再次上演。1953年3月5日，史太林被宣佈死亡，隨即拉開了蘇聯歷史上第二次政治繼承的序幕。史太林尚未被正式宣佈死亡前，蘇共高層即開始新的權力分配，馬林科夫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貝利亞、莫洛托夫、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等人副主席，赫魯曉夫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史太林死後不到4個月，被蘇共高層其他成員視為威脅的「二把手」、部長會議副主席和內務部長貝利亞，在6月26日舉行的主席團會議現場突然遭到逮捕，後被秘密關押和處決。

貝利亞的威脅消除後，蘇共高層其他領導人之間的矛盾上升，彼此爭鬥愈演愈烈。1957年6月18日，蘇共中央主席團臨時召開會議，會上馬林科夫等人向權勢日隆的赫魯曉夫發難，會上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兩派上爭執不下，赫魯曉夫要求召開中央全會。6月22日，在臨時召集的蘇共中央全會上，從各地匆匆趕來的中央委員中赫魯曉夫一派佔據多數。會上，赫魯曉夫和當時蘇軍主要領導人朱可夫元帥指責馬林科夫一夥兒是史太林「大清洗」的幫兇，並警告中央委員們說，如果馬林科夫一夥兒繼續執政，「大清洗」厄運將要再度降臨到黨和各位中央委員頭上。

最後，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反黨集團決定，馬林科夫一夥兒被逐出了蘇共和蘇聯領導層。至此，赫魯曉夫確立了自己在蘇聯黨和國家領導層中的核心地位，蘇聯歷史上第二次政治繼承終於落幕。應該說，蘇聯第二次政治繼承比第一次還是有了一點「進步」，就是沒有大規模的血腥屠殺，只是處決了貝利亞等少數安全部門的首腦。

蘇聯第三次政治交接是勃列日涅夫等發動的一次「黨內政變」。赫魯曉夫執政後，大刀闊斧地進行內外政策的調整與改革，但這些未經慎重謀劃、失之於草率的舉措導致了更多的問題，招致了國內外一系列失敗。蘇共高層越來越多的人對赫魯曉夫產生不滿。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蘇共高層出現了反對赫魯曉夫的暗流，這股暗流在1964年達到了高潮。

1964年10月12日，在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不在場的情況下，勃列日涅夫等召集了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與會者對赫魯曉夫大加批判，並決定將他從休養地立即召回。第二天，赫魯曉夫被召來參加會議，勃列日涅夫等在會上指責赫魯曉夫搞「個人崇拜」，搞個人專斷獨行，最後勃列日涅夫建議：撤銷赫魯曉夫的所有職務。會議第三天，10月14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通過決議嚴厲譴責赫魯曉夫並決定」接受赫魯曉夫辭去黨和國家所有職務的請求」。隨即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勃列日涅夫當選第一書記。至此，蘇聯歷史上第三政治繼承宣告完成，開始了長達18年的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1964年10月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在蘇聯也被稱為「十月政變」。而這一次又有一點小的進步，變撤職為辭職。

老人政治積重難返 戈爾巴喬夫捅了「馬蜂窩」

蘇聯在列寧去世後發生了三次政治繼承，這三次政治繼承都伴隨着政治動盪，實際上都是充斥着陰謀和權術的政變，甚至是血雨腥風。這樣的政治繼承對政權和社會帶來了極大震動和傷害。觸目驚心的事實說明：在蘇聯體制下政治繼承的風險極高、損失極大、危害很深。在勃列日涅夫接手最高權力後，蘇聯進入到了一個相對穩定時期。為了避免歷史上權力交接帶來的動盪，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黨和國家領導層日益老化，以致最後出現了所謂「老人政治」的局面。「老人政治」雖然可以暫時規避政治繼承風險，也不失為政治體系為規避政治繼承風險採取的自我保護做法。但是，這樣做給未來積攢了更大風險。

1982年11月10日，經過長期病痛之後，老態龍鍾的勃列日涅夫終於去世了。勃列日涅夫的副手安德羅波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但是，安德羅波夫在接手最高權力15個月後，於1984年2月病逝。另一位年紀更大的契爾年科接任安德羅波夫。不幸的是，年邁體衰的契爾年科在擔任總書記13月後，於1985年3月病逝。這樣蘇聯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先後有三位高齡的最高領導人相繼去世。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見的情況。

在這種多少有些尷尬的局面下，蘇共高層不得不重新考慮政治繼承問題了。在連續失去三位老年的最高領導人後，蘇共高層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必須選一位年輕領導人來繼承最高政治權力。從表面上看，這樣的選擇是有道理的。據說，當時也曾考慮讓一位高齡資深領導人繼任契爾年科，但這位領導人當即予以拒絕。的確，即使從國際形象上考慮，蘇聯也絕對不能再冒短時間失去最高領導人的風險了。然而就是這樣，更大的致命性風險悄然而至了。

選擇戈爾巴喬夫作為政治繼承人，最主要的考慮甚至是唯一的條件，就是年齡。戈爾巴喬夫1980年進入中央領導層，成為政治局委員。1985年的時候，他是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比剛剛去世的契爾年科小整整20歲。

但選擇年輕的戈爾巴喬夫卻帶來了一個巨大問題，這就是凸顯了權力集中體制政治繼承後勢必出現的合法性問題。因為戈爾巴喬夫的年輕就使得這一問題變得格外突出。所謂「合法性」是指政治權力及領導人權威得到公眾認同與接受的程度。「合法性」也可以稱為「認受度」（approve and suffer），即公眾對領導人認同或接受的程度。「合法性」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有不同表現。在實行普選制國家，新的領導人或執政黨因為選舉中獲得的多數選票而獲得合法性。但像在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新上台的領導人因權力來自直接繼承，其自身合法性則須證明。史太林通過鎮壓反對派獲得了黨與社會的接受，雖然認同度不高但接受程度高，故而維持住了領導地位。赫魯曉夫希望通過改革獲得黨和公眾的認同，但並沒有成功，所以執政時間不長就被搞下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經濟社會獲得了一定發展，至少在他執政的前中期得到了比較高認受度，執政時間僅次於史太林。但戈爾巴喬夫上台後面臨情況卻十分嚴峻和複雜。

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期蘇聯陷入了所謂「停滯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趨緩，民生改善乏力，加之「老人政治」，蘇聯社會死氣沉沉，民怨逐漸積累。到戈爾巴喬夫上台時，蘇聯上下人心思變，改革訴求日益高漲。但忽然被推上最高領導崗位的戈爾巴喬夫卻完全缺乏必要的條件和準備來擔負起職責。

對於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層來說，戈爾巴喬夫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新人，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局外人。戈爾巴喬夫長期在蘇聯邊疆地區工作，1978年才調到首都莫斯科。直到他擔任蘇共總書記為止，戈爾巴喬夫是個「三無領導」，他一無資歷與經驗，戈爾巴喬夫沒有擔任過主要領導；二無能力，他沒有主持重要工作和解決重大而複雜問題的鍛鍊，能力匱乏；三無執政團隊，而這在蘇聯政治繼承中是非常必要的。史太林之所以能在激烈黨內鬥爭中脱穎而出，戰勝比自己資歷、威望更有優勢的資深領導人，靠的是對蘇共中央行政機關的掌控。

赫魯曉夫當政後，按蘇聯的說法，他依靠是所謂「烏克蘭幫」，因為他長期在烏克蘭，這個除俄羅斯外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國擔任主要領導。即使是勃列日涅夫的班底也有所謂「第聶伯幫」之說。但戈爾巴喬夫在從政之路上寂寂無聞，完全靠領導的賞識和運氣才上到了高位。

缺乏政治歷練和政治基礎是新上位的戈爾巴喬夫最大的短板。應當指出，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因規避政治繼承風險而形成的「老人政治」，但其後果卻落到了戈爾巴喬夫身上。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初，面臨着嚴峻的、迫不及緩的社會形勢，他必須儘快樹立威信，獲得執政合法性，必須儘快獲得執政資源。然而，在老人政治施行了20多年後的蘇聯，如此巨大的任務顯然超出了一個初出茅廬的戈爾巴喬夫的能力。更為不幸的是，年輕自負的戈爾巴喬夫面對如此巨大的困局，卻選擇了最為錯誤的方法。戈爾巴喬夫的當務之急是樹立權威，但他卻選擇了否定前任領導人的方法來樹立自己的權威。

也許在哲學原理上，肯定意味着否定，否定也意味着肯定。但在現實社會生活則不盡然。在當時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下，戈爾巴喬夫上台伊始，就請出政治盟友雅科夫列夫捉刀拋出了蘇聯「一攬子」改革規劃全圖——《改革與新思維》。在改革尚無實際舉措之際，全面論述改革，那真是應了一個中國成語——紙上談兵。在《改革與新思維》中，戈爾巴喬夫先把蘇聯存在的主要問題歸結到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期的「停滯時期」，而更要命的是，他又把「停滯」的原因歸結蘇共領導。這樣，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把改革的矛頭指向了蘇聯共產黨。戈爾巴喬夫「耍小聰明」的唯一結果，就是在蘇共黨內以及社會上引發了巨大爭議和思想混亂。當年有一個說法，戈爾巴喬夫捅了「馬蜂窩」。

現在回顧起來，戈爾巴喬夫希圖以否定前任獲得合法性的做法，引起了兩方面不良的後果。一方面，實際改革進程尚未開始，蘇共黨內以及社會上先爆發了爭議，本來的經濟社會問題上升為政治與意識形態爭論，從而加大了解決經濟社會問題的難度，同時削弱了蘇共以及戈爾巴喬夫的政治資源。當時蘇共的「二把手」利加喬夫就公開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另一方面，以葉利欽為代表的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地方實力派則看出了戈爾巴喬夫的偽善和蘇共中央的虛弱。從那時起，他們便開始考慮自己的出路了。那時的蘇聯，按中國歷史上的說法，可謂：心懷異志，天下洶洶。最後時刻很快就到來了，1991年12月8日，蘇聯三個加盟共和國的「總統」，白俄羅斯總統舒什科維奇、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簽署《別洛韋日協議》宣佈：「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現實已經停止其存在」。蘇聯被宣告死亡。

30年後回頭看，政治繼承的無序和非制度化是蘇聯解體的政治根源。由於這一問題，本來還可以通過調整改革解決的蘇聯各種問題的可能和機會便徹底失去了。

01：當年曾經強盛一時的蘇聯轟然倒塌，世界上許多人心情複雜，當年中國人也深感震驚和不解。

房寧：是呀，包括我在內，當時許多中國人感到困惑，蘇聯這麼大一個黨，曾經那麼輝煌，那麼堅強，最後瀕臨解體的時候，居然「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人是男兒」！當最後時刻「緊急狀態委員會」徒勞地企圖挽救蘇聯的時候，連蘇共中央書記舍寧以及蘇共中央機關都在袖手旁觀。對於蘇聯的覆亡，蘇共廣大幹部、黨員沉默無語、冷眼旁觀。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假定是因為經濟不好，這時人民至少會跟着造反；假如說是「來自上層的革命」，那至少廣大幹部會有所行動、有所表現，但事實是蘇共集體失語了。

其實，這並非不可理解。黨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把蘇共以及整個蘇聯歷史都否定了，而且蘇聯也確實經歷過史太林的「大清洗」、赫魯曉夫的「瞎折騰」，蘇聯許許多多的親歷者對此記憶尤新。我們不妨設身處地想一想，從1989年到1991年，蘇聯人看着戈爾巴喬夫、利加喬夫以及葉利欽等各路人馬爭鬥，誰是誰非呢？他們應該去捍衛誰呢？是捍衛戈爾巴喬夫，還是勃列日涅夫、赫魯曉夫抑或史太林？這些人早已被否定得一塌糊塗，沒有一個是好人。國家怎麼辦？天知曉，人無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