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知識產權・四｜市場能解決疫情嗎？

我們為什麼要放棄知識產權來生產更多的疫苗？各國只依靠當初發明這些救命藥物的主要疫苗生產商不行嗎？這些問題可以用另一個問題來回答：在這場疫情中，我們真的能確定市場的獎勵結構與公共衛生的需求是一致的嗎？

如果人類不能在未來幾年內將其疫苗存量增加一倍或兩倍，然後將這些疫苗公平地分配，全球疫情將繼續蔓延，而沒有一個國家，甚至是最富有和接種疫苗最多的國家，能免受新變種和新爆發的威脅。

這種緊迫情況可能是支持知識產權豁免的最有力的論據之一。也許它不會起作用。也許它將破壞醫藥創新。也許它甚至會在原材料市場上造成混亂。但是，如果另一種選擇是在未來幾個月內多出幾十萬人死亡，難道這種風險不值得嗎？

棄權計劃的批評者會回應：當我們可以繼續做同樣的事情時，為什麼要冒風險？他們說，應該相信目前的疫苗行業領導者，如輝瑞或科興。給他們更多的資金來擴大生產線。支持製藥公司，不要把它們作為政治替罪羊。

但是，在一個以結構性不平等為特徵的衛生緊急情況下，我們應該偏向於改變，而不是延續做同樣的事情。誠然，資助製藥公司開發疫苗和擴大生產規模當初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資源分配，但這並沒有導致有效的疫苗分配。當下的緊迫任務不僅是生產救命的藥物，而且是將這些藥物送到需要拯救的生命手中。

你相信市場嗎？

當涉及到最大化疫苗的短期生產能力和平等分配時，現有的基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市場力量是最好的激勵形式，還是需要某種形式的脅迫或政府干預？

運作良好的市場可以是處理像疫苗生產這樣極其複雜的系統的有力工具，而且它們的表現往往比通常面對「意外效應」政策制定者的刻意干預要好。但是，並不是因為市場可以是有用的工具，它就一定是解決所有複雜問題的最佳方案。

有趣的是，支持知識產權豁免的最強烈聲音來自於市場失靈、商業法和壟斷經濟學方面的專家，也就是說，了解知識產權和市場什麼時候不起作用的人。

美國經濟自由項目（American Economic Liberties Project）的研究主任和對企業權力集中的強烈批評者斯托勒（Matt Stoller）清楚地說明了他認為需要知識產權豁免的原因：「對於擁有一個多知識產權關鍵產品的壟斷許可證的公司來說，其動機是扣留供應。而這正是（目前的疫苗）公司正在做的事情」。

為了證明他的觀點，斯托勒指出了疫苗製造商描述其疫情期間的商業模式的方式：在3月11日與投資者的電話會議上，輝瑞公司首席財務官達梅里奧（Frank D’Amelio）被問及輝瑞的 「長期商業模式」和「未來追求更高定價的潛力」。達梅里奧首先解釋說，由於新出現的變種他的公司不認為疫情是一個「一次性事件」，而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將繼續下去」。

這很令人驚訝。避免出現不可控制的變種是全世界所有公共衛生專家的首要任務。儘管許多專家擔心變異體可能會無限期地延長大流行，但沒有人說我們應該採取行動，好像情況已經如此。在3月份，在嘗試所有可能的應對措施之前，接受這樣一個陰暗的場景似乎是不成熟和無情的，尤其是當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疫苗生產商之一時更是如此。

為什麼輝瑞的首席財務官堅持認為疫情不會很快結束？會不會是因為長時間的疫情會增加他公司的經濟底線，疫苗的價格？正如斯托勒諷刺地指出的那樣，「新冠疫情對大多數公司來說不是好生意，但對輝瑞來說卻很好」。要想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只需看看達梅里奧的回答，值得全文引用：

在定價方面，讓我看看我是否能說明這一點。如果你看看目前的需求和目前的定價是如何被驅動的，它顯然不是由我稱之為正常的市場條件，正常的市場力量所驅動的。它是由我們所處的疫情狀態和政府從各種疫苗供應商那裏確保劑量的需求所驅動的。因此，我們相信，我相信，隨着我們從疫情狀態到「風土病」情況，正常的市場力量，正常的市場條件將開始起作用。而像效率、增效能力、臨床效用等因素基本上會變得非常重要，而且我們認為，坦率地說，從需求角度和定價角度來看，考慮到我們疫苗的臨床情況，這對我們的疫苗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機會。因此，這個方面的發展要繼續觀察。但我們認為，隨着這種情況從疫情轉變為風土性，我們認為這裏有一個機會。

換句話說，迅速改善疫苗的生產和分配，以防止新變種出現而疫情持續爆發，有違輝瑞的經濟利益。迅速為全世界接種疫苗將使該公司在長期內難以向富國出售高價的疫苗追加劑（booster）。

調整公共和私營激勵機制

誠然，輝瑞的行為並不限於它告訴投資者的內容。但一個公司的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的這種不匹配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這種市場機制真的是解決疫苗短缺和疫情的最佳工具嗎？在公共衛生危機期間，我們應該把所有的信任放在資本主義身上嗎？

這就是那些反對知識產權豁免的人，如自由派經濟學教授塔巴羅克（Alex Tabarrok），所說的。塔巴羅克明確表示，他的立場來自於對市場力量的信念，他反對豁免，因為這種措施「發出了關於商業、利潤和資本主義的錯誤信息」。

但是，也許現在正是時候提出關於資本主義的質疑了。知識產權和自由注意經濟原則並不是永恆有效的，在發生像新冠肺炎疫情這樣前所未有的事件時，至少考慮其他選擇，如知識產權豁免，似乎是值得的。

其實，越來越多的聲音支持政府採取更有力的干預措施來解決這一場疫情，即使這意味着違反資本主義的一些原則。

奧巴馬的前疾控中心主任弗里登（Tom Frieden）寫了一篇文章，支持知識產權豁免，為美國政府應該在指導疫苗生產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的觀點辯護，包括使用像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的立法這樣的脅迫性措施。（利用拜杜法案，美國政府可以決定為用公共資金開發的技術，如莫德納（Moderna）疫苗，頒發許可證。）

在另一篇支持豁免計劃的文章中，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一個資助針對新興傳染病的疫苗開發的全球基金會）的領袖認為，「僅僅依靠市場力量可能會加劇富裕國家與中低收入國家之間正在出現的疫苗獲取不平等現象」。

在過去的幾個月裏，製造新冠疫苗的製藥公司不願意與那些有朝一日可能構成競爭威脅的生產商分享細胞株（cell line）、數據和隱性知識，而這減緩了新的（拯救生命的）生產能力的建立。這簡直是為了它們的長期經濟利益。相信市場能解決部分由市場造成的問題是行不通的。全球領導人應該有勇氣擺脫傳統的經濟思維，接受更積極主動的角色，必要時使用強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