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勝選後，中美的「數碼冷戰」怎麼打？

特朗普（Donald Trump）勝選後，各方普遍關注中美競爭的新發展，包括地緣、軍事等傳統硬話題，也有經貿、關稅等輿論熱點。而在前者外，數碼權力則是近年方興未艾、且頗受關注的新場域。

從內容來看，數碼權力是圍繞數碼規則、技術、市場衍生的統治結構，並在數碼浪潮與網路崛起推動下，催生了全球規模的大國競爭，正如早前各國追逐礦產與原物料。其中，數碼規則是數碼權力的基礎，既指導數碼技術的生產與發展，確保產品之間相互溝通交流，也能規範強調隱蔽與虛擬的網路空間；數碼技術則是數碼權力的核心，掌握先進技術的國家往往更有先發優勢，能憑藉技術壟斷宰制數碼權力；最後是數碼市場，其實不論何種領域，市場都是實現權力的關鍵，因為技術最終都要走向市場、完成生命週期，才能推動下一步升級。

而針對當前的數碼競爭樣態，可以觀察到非對稱的三極鼎立格局，其分布也基本就是各國的國力反映：美國整體領先中歐，無疑是全球數碼霸權；而中歐雖落後美國，但前者具有超大規模的數碼市場，後者則掌握效力廣布的數碼規則，雙方皆有後發超趕的潛力，長遠來看將持續瓜分美國影響力。

中美的各自優勢

首先觀察美國。毫無疑問，因為先發優勢，美國能用技術維持自身數碼霸權，同時推進自己的全球數碼戰略。

冷戰以來，美國就長期佔據數碼技術的制高點，包括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場域。以近年引發熱議的人工智慧為例，ChatGPT和Sora的相繼問世，都凸顯美國在人工智慧的技術領先地位。而華盛頓也憑藉自身技術優勢，持續向數碼規則與市場輻射影響力，建立全球範圍的對美數碼依賴，從而鞏固自己的數碼霸權。

中國則以市場為基礎，全力追趕身為霸主的美國，道理就與其他產業類似：量變推動質變，超大規模的單一市場意味著規模經濟，所衍生的成本攤薄效應與虹吸效應，都讓身為後來者的中國，具備了數碼市場的權力優勢，能與美國一較高下。

以智慧工業機器人為例，2013年中國剛取代日本，成為智慧工業機器人裝機規模最大市場，佔全球份額的20.8%。到了2021年，中國的智慧工業機器人市場規模就已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總和，達到26.82萬台，佔全球份額的51.8%，同期美歐分別只有3.5萬台和5萬台。

半導體也是另一個重要例證。2022年，中國半導體採購額約佔全球市場的31.4%，是全球最大單一國家市場，而同期美歐的全球市場份額分別是24.6%和9.4%。毫無疑問，這種優勢賦予中國市場吸引力，根據Pitchbook資料庫統計，2021年全球人工智慧風險投資中，有70%流向中國市場。

近年崛起的人工智慧就更能體現中美的不同優勢：美國在人工智慧企業、高品質人才、晶片方面領先，中國則在人工智慧市場應用上表現優異。根據世界人工智慧大會發布的《2022全球人工智慧創新指數報告》排名，美國穩居全球第一，並在創新環境、科技研發等5個一級指標，論文、人才等9個二級指標中處於領先地位；中國排名僅次美國，同樣位處第一梯隊，領先德、法等位處第二梯隊的歐盟成員國，但儘管中國在人工智慧期刊、會議和出版物總量方面領先，美國的論文影響力和引用率還是更勝一籌。

整體來說，中美的各自優勢體現了兩強圍繞技術與市場的不斷爭奪：美國作為技術領先者，能以先發者優勢佔據他國與國際市場；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體量，則能加速自己完成技術的生命周期，並通過鎖定數碼技術創新者、技術產品供應商以及消費者，來獲得後發的市場支配權力，同時利用市場准入達到戰略目的。說得更直接，市場影響技術的革新速度，技術則有助拓展國家數碼產業在全球市場的份額，中美正是在這種結構下競爭數碼權力。

「新冷戰」下的數碼競爭

而這種競爭無疑是中美大博弈的板塊之一。即便數碼常以虛擬形式呈現，但兩強的數碼競爭，基本就與現實世界的地緣競逐、乃至宏觀的權力轉移模式如出一轍：技術與製造能力增強、市場規模擴大，都賦予崛起國超趕技術霸權國的理論和現實可能，讓做為後發國家的中國有機會改變數碼地緣的單極權力結構；而從美國的視角出發，為維護自己以技術為核心的數碼權力金字塔，其必然對做為後發追趕者的中國進行壓制。

華盛頓近年的明顯做法，就是採取「去風險」與「強韌性」的雙管齊下。在「去風險」上，美國基於「中國是美國最嚴峻戰略競爭對手」的論述基礎，不斷生產科技領域的「中國威脅論」，將技術政治化與武器化，並以安全為由開展對華封鎖與打壓。在「強韌性」上，美國除了提出數碼產業政策、推動技術創新，也企圖建立廣泛的技術聯盟，來重塑技術供應鏈體系、強化供應鏈韌性，以此服務美國的數碼霸權戰略。

但在盤根錯節的生產體系下，被壓制方、甚至是被動員方，都不會對此坐以待斃，近年的明顯案例，就是歐盟對Google等數碼巨頭持續發起反壟斷調查，以及英偉達（NVIDIA，又譯輝達）、英特爾（Intel）等美國高科技公司爭取向中國市場推出「特製晶片」。

根據英偉達2023年財報，該公司的中國市場營收在其全球市場營收占比高達47.3%；在需求規模高達70億美元的中國人工智慧晶片市場中，英偉達的市場佔有率更超過90%。說得更直接，中國市場是影響英偉達全球市場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美國大打「數碼冷戰」的背景下，英偉達為最大程度降低美國晶片出口管制政策的衝擊，不斷向政府展開遊說，同時設法繞開出口管制規則，並計畫向中國市場推出的「特製晶片」。無獨有偶，為與英偉達爭奪中國市場，英特爾也接連推出Habana Gaudi 2等面向中國市場的「特製晶片」。

顯然，即便美國壓制來勢洶洶，中國的市場規模優勢還是對美國的「去風險」、「強韌性」形成一定對沖與牽制。而這也體現當代「數碼冷戰」的真實底色：在數碼資源相互關聯、資源價值彼此互嵌、國家之間相互依存的全球體系中，技術領先未必能形成絕對的體系性控制，而是會受到市場與規則制約。因此與其用「技術決定論」的概念框定中美數碼競爭，不如用描繪這波中美「新冷戰」的「競爭性相互依存」概念，不僅更符合現實，也更有視角上的啟發性。

「競爭性相互依存」的最大特點在於，隨著競爭方的相互依存度不斷上升，各方對於彼此的競爭制約也大幅提升。而在「競爭性相互依存」關係中，競爭者都試圖利用自身優勢來控制對手及擴大影響，因此國家最重要的任務是專注於獲得相對優勢，權力並非任何主體的天然屬性，但控制關鍵要素的將能推動權力的此消彼長。

例如，儘管美國擁有數碼技術優勢，但這種優勢能被中國的市場規模部分抵銷；正如美國雖有自由民主的話語優勢、甚至是美元與美軍的歷史積累，但這種優勢在策動印太各國圍堵中國時，就不免會踢到鐵板，包括力求避險的多數東盟（ASEAN）國家，以及一度與中國互動惡劣的澳洲，因為與中國盤根錯節的經貿互動，將讓這些國家無法承受「脫鉤斷鍊」的真實成本。

「美國優先」正讓歐洲晶片顫抖

當然，特朗普的未來政策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中美「數碼冷戰」如何發展進行，還有待後續觀察與驗證。只是毫無疑問，特朗普濃厚的「美國優先」底色，已經引發各界緊張，尤其是晶片產業。

早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就多次抨擊拜登（Joe Biden）政府的《晶片法案》是一項「糟糕計劃」，接著大力吹捧自己一貫主張的關稅政策，聲稱美國可以通過一系列關稅操作，促使半導體生產商前往美國建廠；美國眾議院議長約翰遜（Mike Johnson）還暗示稱，特朗普執政後可能廢除《晶片法案》。

因此11月11日，歐洲三大計算機晶片製造商——德國英飛凌（Infineon）、意法半導體（ST）以及荷蘭恩智浦（NXP）就罕見集體發聲，表示所屬公司業務，正因行業的不確定性、民族主義政策趨勢而受損。

英飛凌的CEO漢貝克（Jochen Hanebeck）提出警告，「危險在於，這種分散裂解趨勢正在加速」、「供應面正在分裂，而關稅可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現在關稅似乎無法避免了」；恩智浦的行政總裁席福（Kurt Sievers）也表達類似觀點，指出沒有任何國家能夠主宰晶片產業，也沒有任何國家能夠獨立於世界之外，「如果這種情況成真，晶片將變得非常昂貴，以至沒有消費者能夠買得起任何使用晶片的設備」，「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每個政府將會明白這一點」。

意法半導體執行長謝利（Jean-Marc Chery）則直指美國，表示要在地表個別大陸上重建供應鏈和生產鏈，來生產「中國為中國製造」、「西方為西方製造」的晶片，材料和工程方面的成本都很高，因此他只能說「恭喜美國新總統」。

從市場定位來看，德國英飛凌、意法半導體、荷蘭恩智浦三家公司，都是汽車、電力控制和工業用晶片的主要供應商，並因中國電動車市場的蓬勃發展，所以在華業務開展得相當強勁，因此主打對華關稅的特朗普勝選，無疑是對三家公司構成了極大風險。

歸根結柢，中美矛盾已經進入新階段，牽涉其中的不同行為者往往無法獨善其身，也必然要承受兩強博弈的相關成本。不論特朗普會如何推動中美的「數碼冷戰」，美國必然希望深化對數碼技術、乃至市場、規則的單向控制，同時鞏自己的單極權力結構，而中國作為後發追趕者，也不會在這場博弈中甘居人後。未來的全球數碼爭奪，則將因此反覆展演「碎片化」與「再整合」，成為當代中美博弈的新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