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凱碩:誰讓特朗普當選?自由派!
特朗普可能反覆無常,變幻莫測。但他追求的是一些合理的、幫助美國民眾的目標。我們應儘可能地與他合作。
作者:Kishore Mahbubani, 馬凱碩是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傑出研究員、新加坡前資深外交官
特朗普並不是瘋子。他可能反覆無常,變幻莫測。但他追求的是一些合理的、幫助美國民眾的目標。我們應儘可能地與他合作。所有亞洲國家,尤其是東盟、中國和印度,都應提出雙贏協議,幫助美國,特別是投票給特朗普的美國工人階級。
2024年11月8日星期五,我把《紐約時報》國際版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因為它刊登了許多試圖解釋特朗普為何當選美國總統的文章。我想知道,《紐約時報》儘管明顯不喜歡特朗普,但在試圖解釋特朗普當選的原因時,是否會公正客觀?還是會被意識形態矇蔽雙眼?坦率地說,《紐約時報》確實是被其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矇蔽了。
第一頁有一段話可以支持我以上的論點。這段話寫道:
結果,美國人有史以來第一次選出一名被定罪的罪犯擔任總統。他們將權力交還給一名試圖推翻上次選舉成績、呼籲『終止』憲法以恢復其職位、渴望在上任第一天就成為獨裁者,並誓言要對他的對手實施『報復』的領導人。
這段話的含義很明確:美國人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有幾篇文章試圖解釋為什麼美國人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事實上,《紐約時報》的社論在標題中明確表達了這一訊息:「美國做出了危險的選擇。」
我仔細閲讀這篇社論,想看看它是否會承認自由派人士,比如《紐約時報》的社論作者,對特朗普的當選負有任何責任。遺憾的是,社論沒有明確承認這一點。然而,當未來的歷史學家撰寫關於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當選的文章時,他們肯定會討論,甚至強調自由派人士在促成特朗普當選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在這裏,我得嘗試為「自由派」給個定義。在當今世界,我不得不求助於ChatGPT以快速獲得答案。它的回答是:「自由派是指擁護自由主義的人;自由主義是一種強調個人自由、平等和寬容的政治和道德哲學。」更重要的是,這個群體的成員沆瀣一氣,而這也是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執政美國的群體。他們也認為自己有權治理美國。可悲的是,他們並不承認自己在治理中犯下的錯誤。
自由派犯了三個戰略錯誤
本文的主要論點是,美國自由派(如《紐約時報》社論作者)在最近幾十年裏犯了三個戰略錯誤,導致特朗普當選。
第一個錯誤是忘記「自由主義」乃建立在「自由」和「平等」兩大支柱之上。當代美國自由派已忘記自由主義奠基者的智慧,如18世紀哲學家讓—雅克·盧梭在其開創性著作《社會契約論》中強調「自由」和「平等」是社會治理的基礎。特朗普在2016年當選,並在2024年再次當選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本應受到自由主義「平等」理念保護的美國底層50%的人口,在過去幾十年中生活水平反而停滯不前。
近代最有影響力的美國自由主義哲學家是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他生於1921年,卒於2002年。我有幸曾見過他一面。事實上,我的碩士論文就是關於他的名著《正義論》。這本書最有力的論點之一是,社會中最富裕階層的財富增加,只有在最貧困階層也能受益的情況下,才是合理的。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寫道:「應該調整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使得社會中處於最劣勢的成員受益最大。」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美國的情況恰恰相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冷戰結束後的1992年初,最富有的0.1%人口掌握着8.9%的美國家庭財富,而最底層的50%人口則掌握着3.8%。到2024年,最富有的0.1%人口所掌握的美國家庭財富已升至13.6%,而最底層的50%人口所佔份額則下降到2.5%。
我在《中國贏了嗎?》一書中用了一整章來解釋為什麼美國實際上已變成一個「金權政治」社會——一個支持富人而忽視窮人的社會。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看到美國窮人投票給億萬富翁特朗普的矛盾結果。原因何在?他們想投票給一個能夠痛擊華盛頓特區建制自由派的人。2024年選舉的另一個矛盾之處在於,建制自由派對特朗普的抨擊和蔑視越多,就越能說服美國窮人,尤其是白人工人階級,投票給特朗普。
希拉里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稱特朗普支持者為「一群可憐蟲」,卻極大地幫助了後者。在2024年大選前夕,現任總統拜登稱特朗普支持者為「垃圾」。自由派不斷蔑視特朗普,讓他獲得包括大量非裔美國人和拉丁裔在內的工人階級的支持,這些人對美國建制自由派精英階層極其不滿。
自由派犯的第二個戰略錯誤是,未能有效回應特朗普將身份政治作為競選核心的策略。特朗普和他的共和黨同僚利用反跨性別言論作為鼓動選民的有效政治工具,包括毫無根據地聲稱,兒童在未經家長同意的情況下在學校接受變性手術。
在2024年選舉周期中,共和黨投放了1億5000萬美元的反跨性別廣告,使用了諸如「卡瑪拉(編按:賀錦麗)的議程是他們(they/them),而不是你」之類的口號。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指出,這些反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LGBTQ)等群體的廣告,「超過了共和黨人在競選最後關鍵階段試圖影響公眾的幾乎所有其他廣告主題——排在犯罪、通貨膨脹和移民之前,僅次於稅收問題」,特朗普競選團隊及支持他的外部團體將三分之一的電視廣告支出用於此類廣告。
著名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就寫了一篇專欄文章,探討跨性別議題對特朗普當選的影響。他在文中說:「根據支持哈里斯的主要政治行動委員會『未來前進』的分析,觀看該廣告使2.7%的觀眾轉而支持特朗普(他以2%的優勢贏得普選)。」特朗普利用了自由派未能注意到或解決的深層怨恨。
阻止戰爭才是道德的
美國自由派犯的第三個戰略錯誤是,支持越來越多的戰爭。包括《紐約時報》社論作者在內的自由派精英階層,對自己在道德上優於特朗普深信不疑。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毫不猶豫地對特朗普採取居高臨下的態度。然而,從某個方面來看,特朗普在道德上比美國自由派更優越,儘管這看起來有些匪夷所思。發動戰爭是不道德的,阻止戰爭才是道德的。特朗普將自己塑造成和平候選人,甚至在勝選演講中說:「我不會發動戰爭,我會阻止戰爭。」他主張美國停止戰爭是完全正確的。
作為一名共和黨政客,他指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是一場災難,這是很有勇氣的。他在2015年共和黨初選辯論中說:
我們不僅對中東地區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也對人類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那些被殺的人,那些被消滅的人——為了什麼?我們又沒有取得勝利。真是一團糟。中東地區完全不穩定,一片混亂。我希望我們有那4萬億或5萬億美元。我希望這些錢能花在美國的學校、醫院、道路、機場和其他所有正在衰敗的基礎設施上!
特朗普這番話不僅僅具有道德上的意義。如果美國自由派聽從他的建議,他們本可節省美國在這麼多場戰爭中浪費的數萬億美元(是的,數萬億)。布朗大學的戰爭成本項目估計,在發生在九一一事件後,從2001年到2022年,美國聯邦政府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及其他地方的戰爭中花費了超過8萬億美元。
研究人員指出,這一數字「忽略了許多其他費用,如對美國經濟的宏觀經濟成本;沒有將戰爭資金投資於其他領域的機會成本;戰爭借款的未來利息;以及地方政府和私人的戰爭成本」。他們估計,到2050年代,美國將為戰爭借款支付額外的6.5萬億美元的利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得勢的自由派統治階級聽取特朗普的建議,把所有這些錢都花在幫助美國工人階級和建設世界級的實體基礎設施上,讓美國人為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特朗普就不會當選。
但是,他已當選。全世界,包括東盟和新加坡,都將不得不與他打交道。這並不容易。然而,要想成功地與他打交道,我們必須把美國自由派寫的關於他的所有垃圾言論扔進垃圾桶。他們不了解他,而我們可以嘗試去了解。
說到底,特朗普並不是瘋子。他可能反覆無常,變幻莫測。但他追求的是一些合理的、幫助美國民眾的目標。他想「讓美國再次偉大」,這是合理的。我們應儘可能地與特朗普合作。所有亞洲國家,尤其是東盟、中國和印度,都應提出雙贏的協議,幫助美國,特別是投票給特朗普的美國工人階級。
這是可以做到的。事實上,這對亞洲國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機遇。讓歐洲人一如既往地對他進行道德譴責吧。我們應與特朗普合作,無論我們是否喜歡他。
黃金順譯/本文轉載自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