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病是什麼——以及如何解決?｜ Jeffrey Sachs

當一個國家病得很重時，我們需要多管齊下的補救措施。

作者：薩克斯（Jeffrey Sachs）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主席

美國是一個毫無疑問擁有強大技術、經濟和文化實力的國家，但其政府卻大大辜負了自己的公民和世界。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勝利很容易理解。這是對現狀的投票。特朗普是否會解決——甚至試圖解決——美國真正的問題還有待觀察。

美國選民對現狀的否定是壓倒性的。根據蓋洛普2024年10月的數據，52%的美國人表示，他們及其家人的境況比四年前更糟，而只有39%的人表示，他們的境況有所改善，9% 的人表示，他們的境況大致相同。 NBC 2024年9月的全國新聞民意調查發現，65% 的美國人表示國家走在錯誤的軌道上，而只有25%的人表示國家走在正確的軌道上。蓋洛普的數據顯示，2024年3月，只有33%的美國人認可拜登(Joe Biden)處理外交事務的方式。

美國危機的核心是政治體制無法代表美國普通選民的真正利益。幾十年前，政治體係就被大筆資金入侵，特別是當美國最高法院為無限的競選捐款敞開大門時。從那時起，美國政治就成為超級富豪捐助者和狹隘利益遊說團體的玩物，他們為競選活動提供資金，以換取有利於既得利益而不是共同利益的政策。

國會和白宮由兩個團體擁有：超級富豪和單一議題的遊說團體。

全世界都目瞪口呆地看著世界首富馬斯克Elon Musk（是的，一位傑出的企業家和發明家）透過其巨大的媒體影響力和資金在支持特朗普的選舉勝利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無數其他億萬富翁也為特朗普的勝利做出了貢獻。

許多（儘管不是全部）超級富豪的捐助者都為他們的公司或投資尋求政治體系的特殊優惠，而這些期望的優惠大部分將由國會、白宮和由政府組成的監管機構及時提供。許多捐助者也推動一項總體目標：進一步減稅企業收入和資本利得。

我想補充一下，許多商業捐助者都直率地站在與中國的和平與合作一邊，對商業和人類都非常明智。商界領袖普遍希望獲得和平和收入，而瘋狂的理論家則希望透過戰爭獲得霸權。

如果賀錦麗(Kamala Harris)獲勝，這一切都沒有什麼區別。民主黨有自己的一長串超級富豪名單，他們為該黨的總統和國會競選提供資金。其中許多捐助者也會要求並獲得特殊優惠。

資本收入稅收減免政策數十年來一直由國會如期實施，無論其對不斷膨脹的聯邦赤字（目前聯邦赤字目前已佔GDP 的近7%）產生影響，也無論近幾十年來美國稅前國民收入發生了巨大變化。從一項基本指標來看，二戰結束以來，勞動所得佔GDP的比重下降了約7個百分點。隨著收入從勞動力轉向資本，股市（以及超級財富）飆升，股市整體估值從1985年佔GDP的55%上升到如今佔GDP的200%！

第二個控制華盛頓的團體是單一議題遊說團體。這些強大的遊說團體包括軍工複合體、華爾街、大型石油公司、槍枝工業、大型製藥公司、大型農業公司和以色列遊說團體。美國政治組織得很好，可以迎合這些特殊利益。每個遊說團體都收買國會特定委員會和選定的國家領導人的支持，以贏得對公共政策的控制。

特殊利益遊說的經濟回報往往是巨大的：遊說團體一億美元的競選資金可以贏得數千億的聯邦支出和/或稅收減免。這是以色列遊說團體的教訓，他們花費數億美元競選捐款，卻為以色列獲得了數百億美元的軍事和經濟支持。

這些特殊利益遊說團體並不依賴、也不關心公眾輿論。民調經常顯示，民眾希望槍枝管制、降低藥價、結束華爾街紓困、再生能源以及烏克蘭和中東的和平。相反，遊說者確保國會和白宮能夠繼續輕鬆獲得手槍和攻擊性武器、天價藥品、對華爾街的溺愛、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氣鑽探、為烏克蘭提供武器以及代表以色列發動戰爭。

這些強大的遊說團體是金錢驅動的針對共同利益的陰謀。請記住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在《國富論》（1776 年）中的著名格言：「同行的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使是為了歡樂和消遣，但談話的結果卻是針對公眾的陰謀，或者是某種抬高價格的陰謀。」

兩個最危險的遊說團體是軍工複合體 (MIC)（正如前總統艾森豪威爾, Dwight D. Eisenhower 在1961 年向我們發出的著名警告）和以色列遊說團體（歷史學家伊蘭·帕佩 Ilan Pappé在一本精彩的新書中詳細介紹了這一點） 。他們的特殊危險在於，他們將繼續帶領我們走向戰爭，並更接近核末日。拜登最近魯莽地決定允許烏克蘭對俄羅斯境內進行導彈襲擊，這項決定是軍工複合體長期以來所倡導的，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軍工複合體的目標是實現美國的「全方位主導地位」。它所謂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法是戰爭和更多的戰爭，以及秘密的政權更迭行動、美國的經濟制裁、美國的資訊戰、顏色革命（由國家民主基金會領導）和外交政策霸凌。當然，這些根本就不是解決辦法。這些行為公然違反國際法，大大增加了美國的不安全感。

軍工複合體在俄羅斯的強烈反對下承諾讓烏克蘭加入北約，並在2014 年2 月密謀推翻當時的烏克蘭政府，因為當時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政府尋求中立而非加入北約，從而將烏克蘭拖入了與俄羅斯的一場無望的戰爭。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軍工複合體目前正在推動即將到來的與中國的戰爭。這當然涉及大規模且利潤豐厚的軍備建設，這也是軍工複合體的目標。然而，這也將威脅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或美國在另一場亞洲戰爭中慘敗。

軍工複合體引發了北約東擴以及與俄羅斯, 和與中國的衝突，而以色列遊說團則引發了美國在中東的一系列戰爭。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比任何一位美國總統都更能推動美國支持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亞、索馬利亞、蘇丹和敘利亞的災難性戰爭。

內塔尼亞胡的目標是保住以色列在1967年那場戰爭中佔領的土地，創建所謂的「大以色列」，並阻止建立巴勒斯坦國。這種違反國際法的擴張政策催生了哈馬斯、真主黨和胡塞武裝等親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內塔尼亞胡的長期政策, 是讓美國推翻或協助推翻支持這些抵抗組織的政府。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華盛頓新保守派和以色列遊說集團實際上聯手執行內塔尼亞胡在中東發動戰爭的災難性計劃。內塔尼亞胡是伊拉克戰爭的主要支持者。前空軍司令部總軍士長弗里茨(Dennis Fritz)最近詳細描述了以色列遊說團在那場戰爭中的重要角色。伊蘭·帕佩也做了同樣的事情。事實上，以色列遊說團支持了美國領導或美國支持的中東戰爭，導致目標國家陷入廢墟，美國預算負債累累。

同時，戰爭和針對富人的減稅政策並沒有為美國勞工階級的困境提供任何解決方案。與其他高收入國家一樣，自上世紀80年代起，隨著裝配線工人越來越多地被機器人和「智慧系統」取代，美國製造業的就業人數急劇下降。美國的勞動力價值份額下降幅度很大，並且再次成為其他高國家的共同現象。

然而，美國工人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除了全球技術趨勢影響就業和工資之外，美國工人還受到數十年反工會政策、飆升的學費和醫療費用以及其他反工人措施的打擊。在北歐高收入國家，「社會消費」（公共資助的醫療保健、學費、住房和其他公共提供的服務）和高水準的工會化為工人維持了體面的生活水準，在美國並非如此。

但這還沒結束。在私人醫療保險公司的推動下，醫療保健成本飆升，以及高等教育和低成本線上選擇缺乏足夠的公共資金，形成了一場夾擊運動，將工人階級擠壓在工資下降或停滯與工資上漲之間。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幫助工人。

特朗普的選民基礎是工人階級，但他的捐助者基礎是超級富豪和遊說團體。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更多相同的事情——戰爭和減稅——還是對選民來說新的、真實的事情？

特朗普聲稱的答案是與中國發動貿易戰，驅逐非法移民/勞工，同時對富人更大幅減稅。換句話說，特朗普沒有直面確保所有人過著體面生活水平的結構性挑戰，也沒有直面驚人的預算赤字，而在競選過程中和第一個任期內將工人階級的低工資和移民問題歸咎於中國和非法移民。

這在2016年和2024年的大選中發揮了良好的作用，但從長遠來看不會為勞動階層帶來承諾的結果。製造業的就業機會不會大量從中國回流，因為它們從未大量流入中國。驅逐非法移民出境對於提高一般美國人的生活水平也沒有多大作用。

這並不是說缺乏真正的解決方案。他們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如果特朗普選擇接受他們，就會超越特朗普支持者的特殊利益團體和階級利益。如果特朗普選擇真正的解決方案，他將在未來幾十年內取得驚人的積極政治遺產。

一是直面軍工複合體。特朗普可以透過告訴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全世界, 北約永遠不會擴展到烏克蘭來結束烏克蘭戰爭。他可以透過明確表示美國遵守一個中國政策，因此不會不顧北京的反對向台灣提供軍備來干涉中國內政，也不會支持美國的任何企圖，從而結束與中國發生戰爭的風險。

第二是壓制以色列遊說團體，告訴內塔尼亞胡美國將不再與以色列打仗，以色列必須接受一個與以色列和平相處的巴勒斯坦國，正如整個國際社會所呼籲的那樣。這確實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乃至中東唯一可能的和平之路。

第三是消除預算赤字，部分是透過削減浪費支出——特別是戰爭、數百個無用的海外軍事基地以及政府為藥品和醫療保健支付的天價支出——部分是透過增加政府收入。僅僅透過打擊非法逃稅來實施帳簿徵稅，到2021年就可以籌集6,250億美元的資金，約佔GDP的 2.6%。應該透過對不斷飆升的資本收入徵稅來籌集更多資金。

第四是服務於共同利益的創新政策（又稱產業政策）。馬斯克和他的矽谷朋友在創新方面的成功超出了最瘋狂的預期。感謝矽谷為我們帶來了數位時代, 美國的創新能力巨大而強勁，令世界羨慕。

現在的挑戰是創新目標是什麼？馬斯克的目光投向火星及更遠的地方。令人著迷的是，地球上有數十億人可以而且應該從此時此地的數位革命中得到幫助。特朗普產業政策的核心目標應該是確保創新服務於公共利益，包括窮人、工人階級和自然環境。我們國家的目標需要超越財富和武器系統。

正如馬斯克和他的同事們比任何人都清楚的那樣，新的人工智慧和數位技術可以開創一個低成本、零碳能源的時代；低成本醫療保健；低成本高等教育；低成本電力驅動交通；以及其他人工智慧帶來的效率，可以提高所有勞動階層的實際生活水平。在此過程中，創新應該促進高品質的工會工作，而不是導致生活水準直線下降, 勞動階層不安全感和飆升的零工就業。

特朗普和共和黨過去曾抵制這些技術。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特朗普讓中國在這些技術上幾乎全面領先。我們的目標不應是阻止中國創新，而是激勵我們自己的創新。事實上，正如矽谷所理解而華盛頓所不理解的那樣，中國長期以來一直, 而且應該繼續是美國在創新生態系統中的合作夥伴。中國高效、低成本的製造設施，例如Tesla位於上海的超級工廠，將矽谷的創新成果運用到了全球範圍內……

所有這四個步驟都在特朗普的能力範圍之內，並將證明他的勝選是合理的，並確保他在未來幾十年的政治遺產。我不會屏息等待華盛頓採取這些簡單的步驟。美國政治在這方面已經腐爛太久了，無法真正樂觀，但這四個步驟都是可以實現的，而且不僅對支持特朗普競選的科技和金融領導人，而且對那些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一代忿忿不平的勞動階層和家庭都大有裨益。

本文轉載自Common Dreams, 香港01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