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聯合國決議對以色列集體動武　能不能拯救黎巴嫩與中東？

在加沙戰爭周年前夕，不僅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伊朗也對以色列發射導彈，兩起事件昭示了衝突外溢的現實，以及中東大戰的可能風險。

其實從2023年10月加沙戰爭爆發以來，不少國家都竭力要避免衝突外溢，包括美國、卡塔爾、埃及、中國都曾從中斡旋，希望促成加沙停火。無奈以色列與哈馬斯的談判底線一直無法彌合，前者不願徹底撤出加沙、後者則不肯解除武裝，加沙戰事因此越演越烈，並且逐漸毒化黎巴嫩等周遭板塊的安全環境，現在甚至有將整個中東拖下水的態勢。

9月30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公開表示，如果聯合國安理會未能阻止以色列對加沙及黎巴嫩的攻擊，聯合國大會應根據1950年通過的決議，建議對以色列使用武力。埃爾多安也敦促穆斯林國家對以色列採取經濟、外交和政治措施，迫使後者接受停火，否則自己也將成為以色列的下一個目標。

而埃爾多安所說的聯合國大會決議，是指1950年通過的377號決議，亦即所謂「聯合一致共策和平」決議，內容為一旦遇上威脅和平、破壞和平、或侵略行為時，如因常任理事國未能一致同意，而不能行使其維持國際和平安全之責任，則大會應立即考慮向會員國提出建議，必要時使用武力，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

當然，寄望廢物美國壓制殺紅了眼的以色列，似乎已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從這個脈絡來看，土耳其的建議似乎也是一個方法，但這個方案同樣要面臨現實考驗。

土耳其的內外戰略考量

首先觀察土耳其的考量。

一直以來，土耳其都在中東的地緣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埃爾多安執政後，土耳其更是積極擴大自己在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角色；與此同時作為北約成員國，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還兼具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雙重影響，這使得安卡拉在處理中東問題時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而論及與以色列的互動，土耳其過去雖與以色列在經濟、安全領域緊密交流，兩國的政治關係卻時有波動，尤其埃爾多安近年積極提升土耳其在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時常公開譴責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問題的政策，特別是對加沙地帶的各種暴行，導致了土以關係的反覆波折。2023年以色列入侵加沙後，土耳其更是強烈譴責這一行動，並呼籲國際社會對以色列進行制裁，自己也中斷了與以色列的貿易往來，算是土以關係近年最大震盪。

整體來說，土耳其面對以巴衝突的作法，既反映其擴大中東影響力的戰略考量，也是希望能向以色列和其背後國家施加壓力，以回應國內民意要求。這次針對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提議援引377號決議、讓聯合國建議國際對以色列集體動武，當然也有同樣考量。

首先就是提升土耳其的影響力。如前所述，土耳其作為中東大國，近年積極提升自己的域內領導地位，且埃爾多安政府尤其重視在伊斯蘭世界這一板塊，「反對以色列」正好有助強化這一立場。

此外雖然民族不同，但埃爾多安近年也積極強化與阿拉伯世界的互動，並且緩和了與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對峙。通過提議集體對以色列動武，土耳其也有機會擴大在阿拉伯民間的親和力，並且贏得巴勒斯坦支持者的好感，從而提升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軟實力。

而建議國際集體介入黎巴嫩、擊退以色列，其實也有機平衡伊朗在黎巴嫩的影響力。土耳其雖不強烈敵視伊朗，但兩國在伊斯蘭世界影響力、敘利亞格局上存在競爭關係，如果能夠通過國際集體維和，強制隔開真主黨與以色列，那麼其實也實質減少了真主黨對黎南的控制，形同間接制衡伊朗在黎巴嫩的影響力，也就弱化了德黑蘭對「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板塊的動員力，這與伊朗存在地緣競爭的對土耳其來說，未必不是好事。

再來是對以色列和美國釋放戰略訊號。長期以來，美國都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和支持者，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美國更是多次使用否決權阻止針對以色列的譴責決議。土耳其的這個提議，既反映了對美國的外交不滿，也可以視作是從「全球南方」的立場出發，試圖動員反美國際輿論，讓土耳其收穫一定的政治聲量。同時，土耳其此舉也可以鼓勵其他伊斯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聯合起來，對以色列施加壓力，進一步孤立以色列和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

最後就是國內政治考量。土耳其的政治環境深受民族主義與政治伊斯蘭影響，支持巴勒斯坦在土耳其內部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通過在國際舞台上的強硬表現，埃爾多安可以鞏固自己的政治支持，既提升內部聲望，也將自己塑造成伊斯蘭世界的主要捍衛者。

此外，近年的土耳其經濟面臨挑戰，國內政治壓力也持續增加。埃爾多安可能也想藉著「強調外交政策的成功」來轉移公眾對於國內經濟與治理問題的關注，特別是在2024年土耳其國內經濟不穩的背景下。

援引377號決議的挑戰與限制

當然，土耳其的策略能否成功，取決於其他主要國家的態度，以及聯合國大會能否就此達成一致。

眾所周知，聯合國第377號決議於1950年通過，其背景是安理會面臨朝鮮戰爭時，因為蘇聯擁有否決權而無法作出任何實質行動。這一決議為聯合國大會提供了一個法律框架，即當安理會由於常任理事國行使否決權而陷入癱瘓，無法履行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職責時，聯合國大會可以介入，並建議會員國採取集體行動，包括使用武力。

不過第377號決議的關鍵在於其非強制性。它不具備安理會第七章決議的強制性約束力，而僅僅是建議各會員國是否要參與集體行動，這在法律上留有彈性空間。說到底，377號決議的核心目的還是提供一個多邊平台，繞過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為國際社會處理重大安全問題提供新的途徑。

回顧歷史，第377號決議曾幾次被援引，最著名的案例就是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當時，由於英法兩國的介入，安理會無法對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作出有效決策，因此聯合國大會根據第377號決議發起了緊急特別會議，並決定成立聯合國緊急部隊（UNEF），以進行和平維和行動。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1980年代的阿富汗危機。蘇聯入侵阿富汗後，聯合國安理會因蘇聯的否決權無法採取行動，導致聯合國大會根據第377號決議譴責蘇聯的行動，並呼籲國際社會進行外交抵制，雖然該決議並未導致直接的軍事干預，但它反映了國際輿論的壓力。

整體來說，土耳其的提議其實可以拆分成兩個階段：對以色列侵略援引第377號決議的可行性，以及援引後促成集體軍事干預的可能性。

首先是援引第377號決議的可行性。顯然，因為以色列在國際體系中擁有美國這一強大盟友，這大大降低了國際社會對其進行強制制裁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因此援引第377號決議成為一個突破口，並且有機高機率可以收穫阿拉伯與伊斯蘭國家的支持：這些國家長期支持對以色列的譴責行動，並有可能為了支持聯合國大會援引第377號決議而進行集體行動，特別是一些長期支持巴勒斯坦事業、或民間輿論關注巴勒斯坦議題的國家，如伊朗、土耳其、沙特與埃及，可能會對這一提議持積極態度。

但不可否認，美國的反對立場還是會發揮一定作用。美國作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長期在安理會使用否決權來阻止針對以色列的制裁和譴責。儘管第377號決議繞過了安理會的否決權機制，但美國仍可以通過外交和軍事影響力阻止各國採取實際行動。

再來是軍事干預的實際可行性。即便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援引第377號決議的提案，實際上要形成具體的對以軍事行動還是會面臨巨大挑戰。具體包括以下三個層面。

第一，軍事聯盟的組建困難。不同於安理會的集體安全機制，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僅具建議性。因此，即便大會建議成員國對以色列進行武力干預，實際上是否會形成多國軍事聯盟尚難預測。許多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和一些中東國家，可能不願直接捲入與以色列的軍事對抗，因為擔心這將導致更大規模的區域衝突。

第二，軍事後勤與戰略考量。即便有國家願意組成「抗以聯軍」，也可能面臨巨大的後勤和戰略挑戰。以色列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技術優勢，並且歷來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任何針對以色列的軍事干預，都將面臨以色列的強烈反擊。以色列的國防軍（IDF）也在中東地區擁有無可匹敵的空中和地面戰鬥力，並可能動用其先進的防禦系統來抵禦國際社會的干預，這點過去的阿拉伯國家聯軍已經深有體會。

此外，以色列也可能會尋求加強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軍事合作，從而增加干預行動的風險和成本。這一點使得聯合國大會即便通過決議，也很難形成有效的行動方案。且對以色列進行武力干預也可能導致國際輿論的兩極化，一方面，許多國家當然會譴責以色列的軍事行動，特別是針對加沙與黎巴嫩平民的暴行；但另一方面，以色列可能會利用其宣傳機器將干預行動描繪為針對其國家安全的威脅，從而爭取部分國際輿論的同情。

整體來說，土耳其的建議當然是一個可能突破，問題是以巴衝突之所以長年難解，關鍵就在美國對以色列的無底線偏袒，而時至今日，美國還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霸權國，這就導致了聯合國即便存在援引第377號決議這種繞過安理會的機制，要真正發揮改變現實的影響力，恐怕還是山高路遠、道阻且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