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要讓北約「責任轉移」歐洲　來騰出手對付中國

特朗普（Donald Trump）擬議的北約「激進轉向」，核心在於把以往所主張的防務「責任分擔」，修正為「責任轉移」，大大縮減美國的安全角色。此即所謂的「休眠北約」概念，亦即把常規防衛責任完全交予歐洲，美國只扮演「準沉默」的角色。

隨着美國大選臨近，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堅挺的民望，令歐盟各國對北約前途普遍感到憂慮。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美歐關係圍繞防務費用分擔產生嚴重分歧。2018年，特朗普多次威脅要退出北約。今年2月，他公開威脅要鼓勵俄羅斯進攻不付足防務賬單的北約成員國。近來，他更發出明確信號：歐洲而不是美國應當承擔起歐洲防務的主要責任。

這一切意味着，一旦特朗普上台，北約極可能發生「激進轉向」。這對歐洲將意味着什麼？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於冷戰日熾的1949年4月，首任秘書長伊斯梅（Hastings Ismay）把組織的使命精闢概括為「拒俄、迎美、制德」（keep the Russians out, the Americans in, and the Germans down）——實質是美國負責歐洲防務，對外抵禦蘇聯威脅，對內震懾德國。由此產生兩大戰略後果：其一、穩定歐洲，促進歐洲復興，防止政治左轉；其二、通過駐軍德國和將其納入北約，根本解決「德國問題」，實現歐洲內部的永久和平。

鮮為人知的是，除了抵禦蘇聯的公開目標之外，北約還承擔着美國外交政策的更大使命——重建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秩序。

歐洲復興和繁榮事關美國國家安全

美國精英在二戰結束前已認識到，今後美國的安全已不再限於本土，而在於不斷拓展全球資本主義的邊疆。冷戰之初，嚴峻的形勢使美國意識到歐洲的復興和繁榮，事關美國國家安全。在美國政策制定者看來，打贏冷戰與重建全球經濟的目標並行不悖，後者的重要性甚至超過前者。

為此，美國借冷戰之名，不遺餘力扶持歐洲，助力其經濟一體化，不惜付出日後歐洲成為美國經濟勁敵的代價。在美國的軍事庇護下，歐洲得以從容建設福利國家；作為回報，歐洲自願接受美國的政治領導——此「交易」成為戰後大西洋關係心照不宣的政治基礎。

可以說，北約的建立使美國得以重新構建資本主義第一世界內部的國際關係，由此奠定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基礎，成功意義絲毫不亞於打贏冷戰。

1989年冷戰結束。然而，布殊政府沒有沉浸在福山「歷史終結論」的幻覺中。在關鍵的1990年至1991年，面對德國統一、華約解散以及蘇聯解體後的世界新格局，美國決策者基於冷峻的現實主義理性，重新評估「世界失序」的可能前景。

在他們看來，雖然蘇聯威脅不復存在，但兩大新變數引起美國憂慮：一是俄羅斯在蘇聯廢墟上覆興的可能；二是歐洲企圖建立獨立的安全機制，作為北約替代品——後者尤其令美國不安。因為一個削弱美國政治軍事存在的獨立的歐洲，可能從此不再聽從美國號令。的確，歐洲追求戰略自主——亦即共同外交和防衛政策的努力，從1970年代以來一直沒有中斷過。

出於對俄羅斯和歐洲有可能挑戰冷戰後美國單極霸權的戰略警覺，布殊政府在1992年初秘密制定了《國防計劃指針》，明確指出，冷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是阻止再出現新的全球性大國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為此目的，美國決不允許北約受到削弱。

另一方面，戰後繁榮已使歐洲成長為經濟超級大國，坐擁超大市場，使其具有充分條件邁向自給自足的「歐洲堡壘」。美國擔心，一旦歐洲陷入經濟蕭條，隨之而來的必將是政治左轉和更大的市場封閉。這勢必與關乎美國重大利益的經濟全球化產生衝突。

美國深知，第三波將真正波及全世界貨真價實的經濟全球化能否推得動，歐洲的支持至關重要。歐洲自身的繁榮恰恰也離不開歐美經濟的相互依存——這隻能通過保存北約來實現。因為只有保持強大的安全聯盟，才能產生遏制「歐洲堡壘」的政治影響力。

小布殊單邊主義使歐美再現裂痕

1992年4月，美國思慮成熟，決定東擴北約。美國對此成竹在胸——歐洲獨立干預南斯拉夫內戰的力不從心、多國對「德國的歐洲」前景普遍不安、前華約諸國對北約東擴的翹首以盼——證明冷戰後的北約依然難以被取代。美德率先達成默契，美國支持統一後的德國留存北約，以打消德國統一引起的疑慮；德國則幫助美國說服法國支持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於是，美歐達成協議：美國繼續為歐洲提供安全保障，歐洲則支持美國領導下的「新經濟秩序」。

美國通過北約東擴如期達成了戰略目標：安定歐洲；使歐洲成為美國倡導的經濟全球化的共同推動者。美國利用歐洲軍事能力的虛弱，使歐洲進一步接受這樣的制度安排：作為歐洲獨立軍事力量的西歐聯盟，同時成為北約的歐洲支柱；它和歐盟的東擴與北約的東擴同步化。

自2001年始，小布殊一意孤行的單邊主義方針，使歐美關係出現嚴重裂痕，堅定了歐洲追求多極化的決心。2009年1月，奧巴馬上台後，大西洋關係得到適當修補。但歐美矛盾依舊，主要原因是美國決定將戰略重心東移，為此不惜得罪歐洲盟友，主動與俄羅斯改善關係，以便實施針對中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

老歐洲國家中的法國出於削弱美國霸權，德國出於能源依賴的現實利益考慮，趨向於對俄羅斯的侵略傾向採取綏靖態度——典型體現在2014年《明斯克協議》（Minsk Agreement）的簽署。特朗普上台後，大西洋聯盟的裂痕進一步擴大，雙方圍繞防務費用分擔鬧得不可開交，幾近導致北約「腦死亡」。

2022年俄烏戰爭、中國的戰狼外交，以及中俄事實結成「鋼鐵同盟」（2024年5月）——促成北約的復活。對俄調處的失敗，最終促使法德意三大「親俄」的老歐洲國家放棄綏靖主義，與美國形成支持烏克蘭反侵略的共同陣線，實現自二戰結束以來西方世界空前的團結。

美國作為歐洲安全保障者的角色再度凸顯——不但向烏克蘭提供最大比例的軍事援助，還向北約增兵2萬，使駐歐總兵力達到10萬人。2023年美國國防開支為8600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GDP）3.5%，10倍於德國，佔到北約所有成員國防務總開支的68%。可以說，離開美國，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縱然有再大的雄心，短期內也無力填補如此巨大的力量真空，自主承擔起保衛歐洲的重任。

特朗普擬議的北約「激進轉向」，核心在於把以往所主張的防務「責任分擔」，修正為「責任轉移」，大大縮減美國的安全角色，將其限定在為歐洲提供核保護傘，以及僅在危機時刻對歐洲施以援手——此即所謂的「休眠北約」（dormant NATO）概念，亦即把常規防衛責任完全交予歐洲，美國只扮演「準沉默」（quasi-silent）的角色。

特朗普似乎不在意歐洲軍事上坐大，這與老布殊政府未雨綢繆防範歐洲的心理，形成鮮明對比。從短期看，歐洲國防生產體系的天生弱點，的確不值得美國焦慮——迄今為止，歐洲武器生產依然與民族國家的尊嚴和主權高度關聯，一直處於支離破碎的狀態——比如，歐洲有178種不同類型的武器系統，美國只有30種；又如，歐洲有17種主戰坦克系統，美國只有一個。專業分工和規模經濟的缺失，導致歐洲國防工業低效和浪費。這恰恰是歐洲政治一體化滯後的副產品，拖延着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的步伐。

北約歐洲化助美國騰出手對付中國

當下的特朗普無意拋棄北約，而是要喚醒歐洲——通過推動北約的歐洲化，解脱美國，以便騰出手來全力對付中國。這是因為中國的危險性遠比俄國要大得多——特別是當其與俄聯手之時；美國僅憑一己之力，已然不足以對付中俄聯合力量。在特朗普看來，北約的「激進轉向」已然十分緊迫。

就歐洲自身利益而言，在與美安全關係上究竟是「制衡還是搭便車」，是個終究要做出抉擇的問題。「搭便車」儘管可以把維繫福利國家的成本降到最低，但始終依賴美國軍事保護，必然極大牽制歐洲心心念念之戰略自主，導致多極化夢想永遠成為泡影。

事實上，制衡與搭便車絕非涇渭分明。歐洲自身軍事系統與北約已基本實現作戰體系的對接，北約快速反應部隊的總兵力正從4萬擴充至30萬。北約的歐洲化意味着，歐洲在常規力量控制上將掌握很大主動權；加之歐洲自身的軍事力量——無論是英法聯合遠征軍，還是英國領導九國組成的聯合遠征軍，正在成為不可小覷的歐洲硬實力。

由此可見，北約「激進轉向」不僅不會削弱北約，反而將使其變得更加強大。烏克蘭戰爭及相應的世界政治格局重構，給歐洲重塑福利國家、通過一定程度的軍事化、加快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政治一體化，帶來難得的機遇。雖然重整軍備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但符合歐洲長遠利益，只要政治家因勢利導，使其不可逆轉完全可能。

正如歐洲一體化在過去67年中不乏仿徨、停頓，乃至後退，但總的趨勢依然是不斷向前推進。英國於2016年退歐後，很快就啟動「事實重返歐洲」的進程；在此前後，更成為歐洲軍事化最重要的引領者。

如果說冷戰時期，美國為重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和對付蘇聯，不惜讓歐洲成為日後的經濟勁敵；在新冷戰時代，美國為應對中國挑戰，則不惜讓歐洲成長為新興軍事強國。但這將是一個支持大西洋聯盟，以「確保21世紀是歐美世紀、而不是中國世紀」的新的全球性大國。德國聯邦政府歐美關係協調員彼得·拜爾（Peter Beyer），在2021年4月21日德國《時代周報》（Die Zeit）的文章《我們需要一項跨大西洋的對華戰略》就指出了這點。這樣一個與美國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牽制的強大歐洲，有利於世界和平。

作者岳健勇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