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來最具破壞性的選舉：法國三黨並進構成哪些隱患？

周一（8日）凌晨，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第二輪投票結束，左翼政黨聯盟「新人民陣線」（New Popular Front）獲多數席位。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y）卻未能保持在上一輪的領先優勢，落後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的中間派聯盟，所得議席數目跌至第三。然而，「左中右」三大聯盟都沒有獲得絕對多數席位，他們的施政綱領截然不同，又完全沒有合作的傳統，「懸峙議會」似乎將不可避免。

相比已被廣泛炒作的極右翼聯盟，此次異軍突起的左翼聯盟「新人民陣線」是什麼來頭？在新議會的5年理論任期中，此次「洗牌」會給法國的內政外交乃至國際局勢帶來哪些影響？

「最嚴重」的一次政治斷裂？

2024年立法選舉創紀錄的投票率表明，法國選民深刻意識到這次選舉的重要性。這次選舉很可能在法國政治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對法國總統在歐洲議會選舉失敗後不久解散國民議會的決定，歐洲各界提出了嚴厲批評。6月9日的失利並不出人意料，而當前選舉的失敗進一步證實了三周前就已顯露的政治格局：右翼勢力強大，左翼基礎穩固，而中間派卻顯得疲軟。這種政治格局實際上也反映了其他歐洲國家的現狀。

2017年馬克龍試圖阻止法國走向極端化的願望，但現在看來，他反而促成了相反的結果——馬克龍削弱了中右翼和中左翼的力量，導致這些力量現在正受到激進派的控制，並以更極端的形態捲土重來。

7年前馬克龍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統治法國數十年的傳統政黨的崩潰。然而，時至今日，無論是右翼的保守派還是左翼的社會黨，都未能重新贏得大多數選民的支持，馬克龍本人也未能建立起堅實的中間派基礎。「現在顯而易見的是，隨着馬克龍的離去，馬克龍主義也將隨之消逝。」

（一）馬克龍「恥辱性」戰略錯誤

馬克龍在政治舞台上的挫折可以歸咎於多種因素，其中戰略失誤是被頻繁提及的一個。他試圖通過提前選舉來鞏固中左派的團結，以避免反對派的聯合。然而，左翼的「新人民陣線」（Nouveau Front Populaire, NFP）的成立卻暴露了他策略上的嚴重失誤。

德國《時代周報》評論指出，柏林聯盟在歐洲選舉中表現不佳，有人因此建議德國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效仿馬克龍，尋求聯邦議院的信任投票。儘管馬克龍在德國擁有眾多支持者，但德國人開始質疑這位冒險的總統在戰略上的洞察力。一位法國政府的高級顧問向傳媒透露，馬克龍被形容為「一個純粹的笛卡爾主義者，缺乏情感」，這與憤怒的法國民眾情緒格格不入。

《標準報》回顧了希拉克在2002年總統選舉中戰勝勒龐的勝利，指出極右翼政黨，從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到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已經崛起成為政治主導力量，用「民族優先」取代了傳統的共和主義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希拉克可能也會對馬克龍重蹈1997年的覆轍，推動左翼勢力上台感到驚訝。

「一個幽靈在歐洲徘徊，那就是極右翼的幽靈」，但馬克龍未能預見其崛起，也未能有效阻止，這成為了他必須承擔責任的原因。總統的中間派政黨所遭受的挫折，不僅僅是民粹主義的崛起，歐洲選舉的結果也顯示出政治格局的多樣化。

法國特有的因素，如對總統宏偉敘事的厭倦，也不容忽視。法國公眾關注的焦點問題包括購買力、安全問題和移民問題。馬克龍未能解決這些關鍵挑戰，反而加劇了公眾的不滿。

馬克龍一直未能說服選民他理解他們的需求，他也未能讓公眾相信他的經濟成就——一些法國人感到自己生活在「最糟糕的世界」。事實上，法國在就業和通貨膨脹方面的表現優於鄰國，巴黎也成功吸引了科技公司和銀行，與倫敦形成強有力的競爭。近年來，由於政府的措施，法國的貧富差距（通過基尼指數衡量）幾乎沒有增加，購買力的損失也比德國小。然而，正如前德國總理施羅德的改革一樣，其積極效果在他選舉失敗後才逐漸顯現。

（二）意料之內的「意外」結果：法國政治史的「斷裂」

眾多國際觀察家把這次選舉結果看作是一次「歷史性的轉折」。德國《時代周報》強調，「法國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英國的經濟日報也斷言，馬克龍試圖測試國民陣線日益增長的人氣，結果卻是他們的勝利。

馬克龍的威信「已經破碎」，無論第二輪選舉的結果如何，他的角色都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不再會有一個在愛麗捨宮積極領導國家的總統。即使他能夠連任至2027年，「馬克龍的時代已經落幕」，無論第二輪選舉結果如何，他在國內和歐洲政治上的影響力都將大幅下降。

法國可能面臨類似於第四共和國時期的長期不穩定局面。右翼的勒龐已經開始挑戰總統的特權，她稱總統為「榮譽總司令」。6月28日，法國和德國的債券收益率之間的差距達到了自2012年以來的最高點。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如果沒有任何一方在議會中獲得絕對多數，這些政治家可能難以組建政府，法國可能面臨政治癱瘓，政府將難以推進新的項目。

（三）在歐洲和世界舞台上，法國顏面掃地

7月7日公布的選舉結果可能對法國的國家凝聚力以及其在歐洲的角色帶來深遠的影響，甚至可能產生「災難性後果」。如果沒有任何政黨或聯盟獲得絕對多數，那麼共同執政的前景將導致政治僵局，削弱法國在歐盟和北約中的影響力。巴黎可能成為一個不可靠的夥伴，德國和歐盟需要為一個「沒有明確方向、分裂的國家」做好準備。例如，極右翼的國民聯盟並不重視德法合作，作為民族主義的歐盟懷疑派，他們的終極目標是限制歐盟在法國的影響力，反對歐盟的擴張，並對北約持懷疑態度。

隨着更多極端勢力進入政府，已經緊張的法德關係可能會降至前所未有的低點，這可能會使柏林在歐盟中扮演更加突出的角色。這種複雜的局勢因柏林聯盟的微妙立場而變得更加複雜。法德這一歐洲的引擎已經失靈，朔爾茨更不可能承擔起領導責任。在北約峰會、歐洲理事會、美國總統選舉等重大事件之前，歐洲的這種不穩定狀態尤其不合時宜，特別是在烏克蘭和中東的戰爭仍在進行之際。

法國作為歐盟成員國的地位非常特殊。歐盟是基於拒絕民族主義的原則建立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法國的發明」。因此，如果巴黎出現民族主義政府，將從根本上動搖歐盟的根基。極端政黨計劃挑戰歐洲的電力市場，減少法國對歐盟預算的貢獻，並反對農藥禁令。

7月7日的選舉可能將法國帶入一個「未知領域」，帶來更多對普京持同情態度的人物。美國《Politico》的分析指出，這次選舉可能是自二戰以來最具破壞性的選舉，不僅對法國，也對歐盟、北約以及戰後的自由秩序產生影響。俄羅斯和中國肯定會密切關注法國政治的走向。正如《俄羅斯新聞社》所指出的，馬克龍、朔爾茨和拜登的下台將通過展示西方民主的脆弱性和缺乏明確的全球問題政策，證明俄羅斯和中國的路線的優越性。

▍法國國防戰略的走向：基本維持穩定

國防是主權治理的核心組成部分，因此在當前總統與新興政治勢力（無論左右）之間的政治和制度辯論中佔據了中心地位。歷史上的聯合執政情況凸顯了這一點，特別是在1978至1980年間的部分聯合執政期間，時任總理希拉克與總統德斯坦在國防政策上，尤其是核威懾問題上，出現了公開的分歧。

法國憲法對國防事務中的角色分配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共和國總統作為「武裝部隊總司令」和國防委員會主席（第15條），擁有最終的決策權。政府負責「指揮武裝力量」（第20條），而總理則「負責國家防務」（第21條）。在實際操作中，總理通常會對總統讓步，以避免引發政權危機，同時也會考慮到他們自己可能的總統抱負，正如希拉克、巴拉迪爾和若斯潘等前任總理所展現的那樣。這種權力平衡和角色分配體現了法國政治體系中對國防事務的重視和處理方式。

（一）核威懾和北約

核威懾一直是聯合執政期間爭論的核心議題。在1997至2002年間，法國對其核政策進行了全面且連貫的審視。預計總統馬克龍將繼續他那以歐洲為重點的核威懾立場，只要這些討論不涉及核力量使用決策的共享。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關於核威懾的重大決策，包括第三代潛艇發射器、M51.3彈道導彈和第四代空對地導彈的繼續發展，都已由馬克龍總統親自作出。

法國在北約中的角色也經歷了爭議的歷史，特別是在1997年，當時的總統支持重新加入北約軍事指揮體系，而總理則持反對意見。如今，一個政府不太可能強制要求退出北約，因為這一議題已經變得更加統一。2022年，國民聯盟（RN）在退出北約的立場上有所軟化，轉而專注於在烏克蘭戰爭持續期間保持國際防務承諾。與此同時，左翼的人民新陣線（NFP）在北約問題上存在分歧，這主要是因為聯盟內部存在不同的觀點。

（二）國防預算和政策

儘管政府和總統之間可能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但國防預算和主要國防政策仍有可能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2022年，國民陣線提出了一項預算計劃，目標是在2027年將國防開支增加到550億歐元。這一計劃反映了即使在政治領導層更迭的情況下，國防政策的長期性和預算的穩定性。

歷史上的例子也支持了這一點。例如，若斯潘（Lionel Jospin）政府通過實施「軍事計劃回顧」來削減軍事開支，這表明即使政府的任期較短，也可能因為任期的限制而無法推動重大的國防政策變革。這種政策的連續性有助於確保法國的國防戰略和軍事準備不會因為短期的政治變動而受到干擾。

（三）對外行動和情報

在情報活動和武器出口政策方面，總理扮演着關鍵角色，這些領域有時會引發爭議。近年來，我們見證了一些「總統化」的趨勢，例如國防委員會職能的擴展，以及在愛麗捨宮設立的國家情報協調員職位。

對外軍事行動也是一個可能引發衝突的領域。對於人道主義危機或歐洲干預的意願，可能不會像在波斯尼亞戰爭和科索沃戰爭期間那樣容易達成共識。自2008年的改革以來，議會對於超過四個月期限的此類行動需要進行授權。這一新規則在早期的聯合執政期間並不存在，它為未來可能的衝突增添了新的複雜性。

（四）工業和技術合作

儘管國民聯盟對歐洲防務持反對態度，但他們支持在重要的國防項目上進行工業和技術合作，並提倡在防務工業領域實行「歐洲優先」政策。新人民陣線的計劃也提到了在歐盟資助項目中應對「軍事工業保護主義」，這表明即使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在工業合作方面也能找到一些共同點。

總體而言，由於憲法和實際的限制，核心國防政策可能會保持穩定。然而，在情報活動、武器出口和對外行動等領域，聯合執政的聯盟可能會面臨重大的挑戰和衝突。

▍法國外交的走向：「史無前例」的挑戰

在第五共和國的歷史上，聯合執政時期（1986-1988年，1993-1995年，1997-2002年）總統通常在外交政策上擁有顯著的控制權。然而，面對一個由反對派領導的政府，總統馬克龍可能無法繼續沿襲這一傳統。政治格局已經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與俄羅斯的關係、法國在北約的角色以及歐洲一體化等關鍵問題上，分歧變得更加明顯。

（一）聯合執政下的緊張外交政策

根據《里斯本條約》，只有總統有權出席歐洲理事會會議。如果政府和總統在外交政策上的觀點不一致，這可能會使得法國在國際舞台上的代表工作變得複雜。

與過去聯合執政時期相比，當時的分歧更多集中在角色分配上，而非政策的實質內容。如今，在外交政策問題上的分歧更加明顯。儘管之前的聯合執政期間存在緊張關係，但它們成功避免了公開的危機，例如2000年尼斯峰會期間的法德對峙。然而，當前歐盟一體化和北約成員資格等問題更具分裂性。

傳統上，外交政策在法國選舉政治中的影響相對較小。然而，最近的選舉趨勢表明這種情況可能正在發生變化。例如，勒龐在2017年的選舉中對「脱歐」的立場可能讓她失去了一部分選票，這導致她在隨後的選舉中調整了自己的立場。同樣，在烏克蘭危機期間，她對普京的支持成為了一個政治負擔，影響了她的選舉表現。這些變化表明，外交政策正逐漸成為影響法國國內政策的重要因素。

（二）個人/黨派利益對聯合執政的影響

在過去的聯合執政時期，政治和行政領導層的凝聚力是成功的關鍵。以前的領導人無論黨派，往往擁有相似的背景，並且在對國家利益的廣泛理解上能夠達成共識。然而，當前的政治環境可能不再具備這樣的條件，潛在的聯合執政可能誕生許多不熟悉以往不成文規則的新政治人物。

在這樣的背景下，控制關鍵職位，如政府秘書長、歐洲事務秘書長和國家國防與安全秘書長，變得尤為關鍵。雖然這些職位在形式上屬於總理，但它們對外交政策的執行具有重大影響。

政治利益將深刻影響任何聯合執政的動態。在以往的「硬聯合執政」期間（1986-1988年，1997-2002年），總理在不削弱總統在「保留領域」內的主導地位的同時，確立了自己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角色。他們需要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團結，同時爭取自己的政治抱負。例如，剛獲勝的「新人民陣線」聯盟包括了在外交政策上持有不同觀點的政黨，從主張主權主義的「不屈的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 LFI）到社會黨和綠黨中的親歐和大西洋主義派別。

當前立法選舉的結果將對法國外交政策的方向產生重大影響。一個分裂的議會或由反對派領導的政府可能會導致更具爭議的聯合執政，這將挑戰總統對外交政策的傳統控制權。在關鍵問題上的共識可能會被侵蝕，新領導人之間可能存在顯著的政治和個人差異，這將增加局勢的複雜性。最終，政治格局的演變和關鍵角色的戰略利益將決定法國在未來幾年的國際關係走向。

（三）聯合執政的情景：關鍵案例研究

1.烏克蘭問題

在烏克蘭問題上，極右翼的國民聯盟經歷了顯著但非徹底的立場轉變。2022年，瑪麗娜·勒龐在她的總統競選中反對對俄羅斯實施的所有制裁，包括石油禁運，並主張通過聯合國尋求外交解決方案。國民聯盟的國防手冊已從其官方網站撤下。在2019至2022年間，國民聯盟在歐洲議會中沒有支持任何譴責俄羅斯的決議，即便在納瓦爾尼事件或紀念組織關閉事件中也是如此。

與此同時，左翼的新人民陣線在6月14日宣佈堅定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自由，並主張提供必要的武器。這一立場與極左翼政黨LFI主席梅朗雄及其運動的傳統立場大相徑庭，引發了人們對實際將實施的政策的質疑。這種轉變表明，儘管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但在烏克蘭問題上，法國各政治力量都在重新審視和調整自己的立場。

2.歐盟與北約問題

新人民陣線在其計劃中對北約的立場保持沉默，而對於歐盟，他們主張拒絕穩定與增長公約，改革共同農業政策，終止自由貿易協定，並在歐洲邊界實施「生態和社會保護主義」。他們還提出在數字、製藥和能源等領域推動歐洲的重工業化，並通過「綠色規則」優先考慮綠色投資。

國民聯盟在對待大西洋聯盟的立場上進行了明顯的「重新定位」。國民聯盟主席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在法國巴黎國防軍警防務展覽會（EuroSatory）上表明，儘管烏克蘭戰爭仍在持續，法國在國際防務方面的承諾仍將繼續有效。這一立場標誌着國民聯盟對法國在北約中的角色長期以來的反對態度有所變化，但這種變化並不是一個永久性的承諾。

3.以巴衝突

國民聯盟現在將自己定位為法國主要的親以色列力量。該黨負責人勒龐堅持認為，消除哈馬斯是實施巴勒斯坦建國計劃和確保以色列安全的前提。勒龐已經將其父的反猶太主義視為其權力戰略的障礙。

與此相反，新人民陣線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場，建議停止法國對內塔尼亞胡極右翼政府的支持，並主張實施加沙立即停火，承認巴勒斯坦國，對以色列實施武器禁運，對內塔尼亞胡政府進行制裁，並暫停歐盟-以色列聯合協議。

4.法德關係

在左右反對黨的計劃中，法德關係幾乎完全缺失，這與馬克龍2017年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計劃形成了鮮明對比。左右翼提到的一些歐洲項目，如航空航天、防務、人工智能、雲計算、氫能和清潔汽車，與其強硬的主權主義言論顯得格格不入。這種情況突出了法國可能在需要歐盟團結一致的關鍵時刻，轉而遠離歐洲及其主要夥伴德國的風險。

（四）新政府將如何應對危機？

在當前沒有絕對多數黨的政治環境下，法國新總理與總統之間的關係可能會與以往的共存時期有所不同。這種變化可能會對法國外交政策的制定產生影響，有可能會削弱總統在外交政策上的一貫主導地位。

新政府上台後，法國或將面臨迫在眉睫的經濟和金融危機。歐洲委員會最近指出，法國可能有嚴重的預算問題。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反對黨，他們的計劃都可能導致國家預算赤字、通貨膨脹以及對外貿易平衡的進一步惡化。這種情況可能引發類似於希臘過去所經歷的財政困境，甚至可能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的介入。關鍵在於，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政府是否會像1983年莫魯瓦（Pierre Mauroy）政府那樣採取適應性措施，還是會選擇一條更為激進的道路。

從經濟和戰略角度來看，一個衰弱的法國可能在全球權力轉移中難以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美國加強對華政策力度、英國在大選後可能成為華盛頓的可靠盟友的背景下。同時，俄羅斯也可能利用歐洲主要國家的脆弱性，進一步加劇地緣政治挑戰。

▍面對迫在眉睫的法國經濟危機，沒有政黨能夠獨自應對

隨着2024年議會選舉的落幕，法國經濟的未來走向成為了一個關鍵問題。面對債務佔GDP高達320%的嚴峻形勢，如果金融危機因利率上升而被觸發，各政黨和經濟參與者將如何作出反應？

在馬克龍宣佈解散國民議會後不久，市場便預期法國經濟將進入一段動盪時期。選舉前的6月9日，法德10年期國債收益率之差為50個基點，但到了6月14日，這一差距擴大到了82個基點，同時法國CAC40指數成分公司的市值下跌了6.2%。儘管如此，法國的長期利率並沒有顯著上升，這是因為同期美國利率因與法國政治無關的因素而下降。如果沒有美國的利率下降，法國的利率可能會接近4%。

目前，「懸峙議會」的情況似乎難以避免。左中右各陣營未能形成足夠的多數以組建一個穩定的長期政府。國民議會內部各派系的重組，多位總理上任後可能很快便遭到罷免，最終形成一個僅能處理日常事務的政府，且隨時面臨被罷免的風險，2025年的預算法案也會難以通過。

在「懸峙議會」的背景下，長期利率可能會飆升，市場對法國政治危機可能引發歐元區分裂的擔憂加劇，預期經濟將陷入衰退。利率的上升可能導致資產估值大幅下降，股市出現崩盤。危機可能迅速蔓延至歐元區內最脆弱的國家，如意大利。歐洲央行可能會介入以穩定市場，但同時強調任何長期干預都是有條件的。全球金融危機的風險可能會引發股市的進一步動盪。

（一）法國債務問題嚴重，經濟高度依賴金融市場

利率上升對經濟融資成本的影響尤為引人關注，特別是在法國經濟負債率極高的背景下。無論是從歷史角度還是與主要經濟夥伴相比，法國的債務水平都顯得尤為突出。2005年，法國的總體經濟負債率（包括政府、家庭和企業債務）佔GDP的218%，與歐元區平均的214%和美國的216%相近。然而，到了2023年底，這一比例飆升至320%，遠超歐元區的236%和美國的256%。

疫情期間的寬鬆信貸政策導致2020年底的債務水平一度飆升至GDP的373%。儘管隨後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疫情前的水平（321%），而許多歐洲國家已經將債務降至2019年的水平以下。

各個部門對債務的增加都有貢獻。到2023年底，公共部門債務佔GDP的比重為110%，比2005年增加了42個百分點。企業債務在國家會計範圍內也增加了44個百分點，達到GDP的150%（約4300億歐元）。相比之下，家庭債務較低，佔GDP的63%，自2005年以來僅增加了24個百分點。

雖然私營部門的債務通常高於公共部門，因為它們擁有更多的可交易資產，但公共部門的融資條件對企業的融資條件有着重要的影響。機構投資者，如大型養老金基金或銀行，在評估企業的信用質量時，往往會以國家信用為基準。國家有能力對企業徵稅、施加限制甚至進行國有化，或者在相反的情況下提供援助。因此，國家借貸利率的上升會直接影響企業的借貸利率。公共赤字的嚴重惡化，以及未來稅收增加的風險，也可能加劇國家和企業的利率上升。

新人民陣線和國民聯盟的政策計劃可能會導致公共赤字進一步增加，從2023年的5.5%和2024年的5.1%，到2025年可能超過6%。這種財政狀況的惡化，加上利率上升的壓力，必然會對法國經濟的穩定性和增長前景構成重大挑戰。

（二）利差增加200個基點，新議會的債務成本或達到4000億歐元

可以預見，10年期法德利差的未來走勢可能是維持現狀或進一步擴大。在「懸峙議會」的情境下，這一利差可能激增至200個基點，導致利率超過5%。這樣的變化將對法國經濟產生何種影響？

假設到2023年底，經濟總債務達到約9200億歐元，平均債務期限大約為7年（企業債務期限較短，而政府和家庭的債務期限較長）。如果利率上升1個百分點（即100個基點），並且考慮到每年有約七分之一的債務需要到期重新融資，那麼僅僅因重新融資導致的利率上升成本每年將增加131億歐元。在5年的時間裏，這種累計成本將達到2000億歐元，佔GDP的6.9%，平均每年增加1.4%。而法國人均GDP的年增長率僅為0.5%。如果利差持續增加200個基點，新議會帶來的成本可能高達4000億歐元。

一些人可能會認為，由於部分債權人是法國的國內投資者，實際的經濟影響會小得多。然而，不論債權人是誰，債務人都有義務償還債務，違約的風險始終存在。高債務水平和政治不穩定所引發的利率上升風險需要被綜合評估和重視。

（三）如何管理潛在信貸危機？依賴德國的支持

政府擁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權，且因其債務管理謹慎（平均期限8.5年），即使利率衝擊很大，也能承受。利率衝擊導致的第一年公共部門額外成本為36億歐元（100個基點）或70億歐元（「懸峙議會」情景）。通過增稅和金融抑制（如根據《薩賓第二法案》暫時凍結某些保險合同）等手段，可以暫時應對，前提是危機不再惡化，信用利差不至於升至過去「前歐元時代」的意大利水平。

在預算問題上，德國的態度至關重要。只要德國認為法國是可靠的歐元區夥伴，市場將認為其隱性支持使得投機無利可圖。只要德國支持歐元區，歐洲央行就可能在債券市場上干預，打擊投機者。如果法國系統性地偏離歐元區行為準則，德國的耐心可能會有限。

（四）企業和銀行，政治動盪的首要受害者？

企業面對利率衝擊的應對手段相對有限，因為它們既不能增稅，也無法對債權人施加壓力，這使得它們對利率上升更為敏感。如果企業借貸利率上升，將直接加重其財務負擔。考慮到企業平均債務期限為4年，利率上升100個基點將導致企業第一年的利息成本增加107億歐元，佔其毛利的1.1%。在「懸峙議會」的情況下，這一成本可能增加到210億歐元，佔其毛利的2.1%。如果這種高利率狀況持續存在，可能會導致企業倒閉數量上升，特別是那些依賴企業間信貸的公司。

這樣的金融壓力可能會導致經濟嚴重衰退。例如，新人民陣線計劃中的最低工資上漲14%，以及國民聯盟計劃中的10%稅收激勵，可能會導致進口商品被國內生產所替代，進而增加失業。企業可能因為競爭力下降和融資成本上升而面臨倒閉的風險。銀行作為經濟融資的主要渠道，將同時面臨政府債務風險和企業違約風險的雙重衝擊。市場已經反映出，在國民議會解散後，銀行的風險水平有所上升。

在公共赤字大幅上升的情況下，政府是否能夠像疫情期間那樣再次援助銀行，還存在不確定性。雖然歐洲央行的支持是一個可能性，但這需要法國與歐盟達成一項旨在恢復金融穩定的協議。對於反對歐盟規則的極端左右翼政黨來說，這將是一種莫大的諷刺：正如希臘當年的情況一樣，法國可能需要遵守一定的條件，並接受歐洲機構的管理。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重點區域國家的內情與遠略」之十八，編譯自法國著名智庫機構法國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針對2024法國立法選舉的系列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