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諮詢、商業決定與愚民：談故宫館事件
這次筆者暫且擱下有關公眾諮詢背後的道德、政治價值討論，理性地重構為什麼政府總認是忽略公眾諮詢（或公眾參與）的重要性。
在「橫州事件」發生之後，我曾簡略地討論過公眾諮詢（或公眾參與）在公共政策制訂過程的重要性及其價值根據；尤其是政府可以透過公眾的參與來加強政策的政治合法性。想不到不足一年，西九文化區再出現一次沒有公眾諮詢的「故宫博物館事件」。 這次筆者暫且擱下有關公眾諮詢背後的道德、政治價值討論，理性地重構為什麼政府總認是忽略公眾諮詢（或公眾參與）的重要性。
在「故宫博物館事件」裡面，官方機構無視公眾諮詢（或公眾參與）的重要性，大概是源於兩個假設：一，是否興建故宫博物館根本不屬公眾討論的範圍；二，公眾對公共政策制訂沒有正面的作用。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盧偉國的「根本不存在諮不諮詢的問題」此一論調就反映了以上第一個假設。作為董事局成員，盧認為只要有董事局的同意，就可以在西九興建故宫博物館；此一想法，把香港市民僅僅視作西九文化區的消費者，同時亦把西九文化區的問題轉化成一種純商業決定。在這個價值觀下，盧的「根本不存在諮不諮詢的問題」就變得合理：作為消費者，市民理應沒權限去參加屬於董事局的決定。
問題是：香港市民真的僅僅只是西九文化區的消費者嗎？而西九文化區又真的是一種純商業決定嗎？對於以上問題，我們可以是確切的給予否定。西九文化區作為香港一個主要的基建項目，肯定會對香港未來有著長遠的影響。換句話說，香港市民不單是西九文化區的潛在消費者，我們更加是項目的持份者；同時，西九文化區所涉及的亦非只是純商業問題，它所涉及的是關於公眾利益的問題。這亦為我們解釋了為什麼當年中央送一對大熊貓給香港時沒有諮詢的需要；畢竟，那對大熊貓沒有對市民做成直接的影響。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新聞發佈會上（資料圖片）
關於以上第二個假設，我們可以從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說法看出一點端倪，她指出：若就興建故宫博物館做諮詢時遇上反對意見會做成一個「非常尷尬局面」。在這裡，我不打算猜度「尷尬」的意思，我只想重構林鄭把「諮詢時遇上的反對意見」等同於「做成尷尬局面」背後的思路。
公眾諮詢的目的是要收集不同意見（包括正反相方），讓當局能夠權衡各方利益和需要，制訂一些合適的政策。換言之，把反對聲音視作做成尷尬局面的源頭解釋只有兩個：一，當局並不能權衡利害，亦沒法說服公眾它提出方案是最合理的；二，當局能權衡利害並制訂一個最合理的方案，不過市民因為他們愚昧未能理解它的想法。無論是（一）或是（二），在這種思路之下，市民對公共政策制訂沒有正面的作用。在（一）的視覺下，除非當局能夠肯定沒有反對的聲音，任何「公眾諮詢」都可能是對當局的一種挑戰；在（二）的視覺下，市民根本就不適合提出意見。大概，像蔣麗芸議員的說法一樣，反對的市民要用正面思維才適合提出意見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