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套規矩？從理論看法律體系

法治一向被視作自由社會的其中一塊基石。在公共討論之中，法治往往與人權、民主等制度與價值並列，作為衡量一個社會的自由是否受到充份保障、權力是否受到充份約束的標準。人大五次釋法，向來都被視為是對香港法治的衝擊，而法治正是香港需要守護的一項核心價值。但法治到底是甚麼意思？有甚麼價值？為什麼重要？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Jeremy Waldron 晚近（2008年）的一篇長文《The Concept and The Rule of Law》便對這些問題便提出了很有意思的回答。Waldron 主張，法治其實是一個複雜的理念，要完整地理解法治，要由法律程序的不同部件來多方面思考。更重要的是，他認為法治也因此是一個豐厚的道德概念，冰冷機械的條文與邏輯背後，蘊含著對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恰當給予尊重的價值堅持。當我們說守護法治，我們其實是想守護甚麼？Waldron 的文章便是一個很好的引子和哲學框架，讓我們進一步反思法治的意義。

法治與「何謂法律」

按字面理解，法治即按照法律的要求管治，而甚麼可以算是法律，則並沒有甚麼內容上的規定；只要是一個有效管治的國家所發佈的法律，就是依法管治的基礎，於是概念上，我們似乎並不能單單以「法治」來得出任何實質的價值要求。畢竟，有效管治並能發佈法律的國家，即使基於（譬如說）武力的威脅之下令人民服從政令，並不就等於它發佈的法律有任何正當性；依據它所發佈的法律來管治，也因此不必然有任何道德價值。

雖然如此，不少法律學者認為即使不談具體法律的內容，單單從一些法律之為法律的形式上（formal）的特點，我們也可以得出一些最為基本的、單薄的規範性（normative）要求。譬如說，我們一般不會認為隨著管治者喜好或政治需要五時花六時變的政令，就可稱得上是「法律」：法律之所以為法律，在於它有一定的穩定性，即人民可以在行動之前知道法律的要求和限制是甚麼，而且不會因為根據這些要求和限制行動之後，因為事後法律的轉變而被秋後算帳。

於是不少論者（其中最知名的應該是海耶克）就認為，即使不談法律的實質內容，僅僅執著於這個有關何謂法律的形式上的要求，就已經足以彰顯了法律或法治的一個重要價值，那就是個人自由。這是因為有了這個基本的穩定性，無論法律的具體條文是甚麼也好，其實已經留下了一點空間，給人民根據一早定下而且不會輕易改變的遊戲規則安排自己的生活，也就是給人民留下管治者不插手的生活空間。這個思路最極端的例子是，即使管治者只不是過一班土匪，完全無意建立任何正當管治，但他們相當有規律地來搶掠（譬如每個月的第一天），那人民至少可以每月這天走避、或至少收起最貴重的財物（也總要給點人家搶嘛），而其他日子就可以安心買賣睡覺。

規律令人可以預期甚麼時候會發生甚麼事，在那些「事」（即使是搶掠）之外的生活則不受當權者意志干擾。這些論者進而指出，反過來說，法治的價值即在於對個人自由的尊重、給人民生活留下一點國家不干預的空間，因此我們也應該以個人自由的多少來衡量一個社會的法治有多完善。

可是Waldron反對這個講法。這不是因為他反對法治的基本要求包括保障公民的個人自由、或反對這種以法治的具體運作來思考法律本身的價值的思路。他反對的，是這個講法把法治的規範性含義理解得過於單薄。Waldron認為，這種講法忽略了對法律或法治的程序（procedure）要求的重要性。事實上，只有從法律作為一個法律體系（legal system）的觀點來看，我們才能對甚麼政令配得上稱為法律、何謂法治、法治背後體現了甚麼價值有一個恰當的理解。而最為體現到程序價值之於法治的核心地位的，即為法庭（courts）。

司法程序背後的價值

法庭代表了甚麼價值？Waldron認為，法庭就是將以人民名義訂立的法律條文應用到個別案件的體制，它的最重要功能在於仲裁有關這些條文應用的糾紛，而仲裁的方式則為聆訊（hearings）－－與訟的各方提出對相關條文的詮釋觀點與證據，最後由法庭作出基於這些觀點的、由邏輯盡量嚴謹的理據支持的公開裁決。任何沒有這個基本架構的制度安排，都不能視作真正的法庭；而沒有這個法庭基本架構的管治，就不能算是法治。獨裁者要令冒犯他的子民消失，即使有足夠的武裝力量把人抓起來（所以是「有效管治」），自然不算法治。國家派特工到海外幹掉恐怖份子，即使的確有充份證據證明他罪有應得也好，要是沒有經過聆訊的程序，依然不能說這個管治是「法治」。反過來說，這其實也點出了，司法獨立是法治的應有之義：獨立在於，判決的權威應該來自法庭的聆訊程序，而這個程序的要求是獨立於國家的其他部門（如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賦予它的權力的，即所謂的自然正義（natural justice）或程序正當性（procedural due process）。

Waldron認為，如果我們認同法庭聆訊是法治的必要一環，那麼其實法治蘊含的價值就遠比穩定性與保障個人自由豐富。這是因為它實際上承認了，任何公民一旦涉及到法律爭議，都有權利在法庭上表達自己對這個爭議－－也就是相關的權利與責任誰屬－－的觀點，以及呈上證據，而法庭需要聆聽並充份考慮，並盡量作出不偏不倚的、基於公正與理性考慮的裁決。這其實是對公民的理性能力的一種高度肯定：公民不是國家任意操縱的玩偶，他們有權對法律提出自己的理解及詮釋，而國家必須充份而公正地考慮他們的觀點。

除此之外，法律條文與裁決都必須是公開的及建基於理性的，法官在詮釋個別條文時也需要考慮是否和其他法律－－也就是所有法律整體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盡量自洽。Waldron指出，這其實是蘊含了對公民理性能力的尊重：法律不是一堆雜亂無章由武力強迫人民接受的指令，也不是神秘莫測的天啟，而是人間以理性建構出來管理社會事務的體系。只要公民願意，他們可以理解整個法律的邏輯與理據，也就是說，公民可以透過法律實行理性的自治。最後，法律條文和仲裁的公開性與穩定性，其實也是尊重公民是有能力負責任的主體。因為這是假設了法律一旦公開而且合乎理性，公民就能夠認知到法律的要求，而且能夠決定自己應該如何行動、安排自己的生活，不需要處處由國家監控與強迫。也就是說，法治其實是在於尊重公民都為有自主性的個體。

一個社會的法律體系有多體現法治、也就是它有多體現對公民作為有理性能力而自主的個體的尊重，自然是程度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用這個標準去衡量一個社會的法治程度有多高。當然，我們多少也預設了一定的門檻：如果一個社會的法治的程序要求低於一定程度、也就是對公民的尊嚴與保障低於一定的程度，譬如沒有獨立的司法程序，由獨裁者管治的社會，即使號令清楚、執法有效、甚至真的維持到一定的公共秩序也好（想像奧威爾筆下「老大哥在看著你」監控人民服從那種極權社會），都一定不能算作法治社會。

法治與自由的意義

Waldron認為，我們由此可以見到法治之為法治的內在程序要求，本身就已經蘊含了相當豐厚的對公民的規範性理解，也就是說對國家應該要如何對待它的公民有具體的要求。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會把法治視作與民主、人權並列的政治理想，用作規範社會上的當權者（包括但不限於國家）應有多少權力的標準，也用來糾察批評國家及當權者是否濫權。一個法律體系不尊重以法庭為核心的那些程序要求的價值預設，其實就等於不尊重公民作為自主而具理性能力的個體，那就是對法治的侵犯。從這個角度看，前面提到的那套「海耶克式」的只重視法律穩定性及其規範意義的對法治的理解，其實是對法律與法治背後的價值作出了過於單薄的詮釋。

事實上，Waldron進一步指出，要是只關注法律作為一套規矩的穩定性，而無視法律之為法律本身，有它作為一個體系的內在程序要求，就已經是一種對個人自由的扭曲理解。如果個人自由只在於國家的不干預，而不干預的要求就不過是法律要穩定，那其實也假設了公民有能力因應法律的要求來調整自己的生活。但我既然懂得不要「踩界」犯法，自然就是懂得分辨怎樣做才算犯法；於是，要是明明我沒有衝紅燈，交通警卻硬說我有，我又怎會乖乖就範，無論國家說我犯甚麼罪要判我甚麼，我都接受是正確的？（當然，警察一旦動武要拘捕我，我手無寸鐵也只好「乖乖就範」，但那是強迫，不是接受）如果海耶克式法治觀之下容許這種「凡是國家的判斷就是對的」的施政態度，那麼這種法治所能保障的個人自由也許不多：有穩定法律卻沒有公正的審判程序，其實國家有沒有理由干預你的生活，也是它說了算，也就不見得真的可以留下給公民不受干預的空間。而一旦公民所追求的超越法律條文的穩定執行，而及於公平合理的判決，那麼獨立公正的司法體系就是法治所必須的，而由此而生對公民的理性和自主的尊重也是題中之義了。

換句話說，如果Waldron的論證合理，那麼國家的立法與執法一旦不尊重公民作為理性而自主的個體，就不可能有充份的法治。法治的規範性要求與權威是內在於它的程序價值的，而這價值只能體現於國家尊重公民作為具理性能力的自主個體。法治之所以是一個規範性的政治理想，不是因為法律的權威是由任何國家部門甚或主權者賦予，而是法治本就是平等而自由的公民按理性自治的重要一環。

（本文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法治個人自由與公民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