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腦與哲學系列】加布理爾：否定心靈的獨立性是意識形態作祟？
我們在前文介紹過的潘洛斯與柏格森都以近似的角度（心靈活動的疊加性質）來區分開大腦以及心靈，否認這兩者是同一的領域。縱使他們兩人的結論和關注點都不一樣，但他們都認為機械論和牛頓物理學無法完整解釋心靈活動，各自提出一種與這些解釋差異的理解框架（潘洛斯的量子腦科學假設與柏格森的綿延—記憶哲學）。我們在這裡會討論到德國哲學家馬庫斯・加布理爾（Markus Gabriel）如何處理大腦與心靈的問題，他與前兩人一樣，都認為一種排除差異、排除悖論性，將心靈還原為一種物的論述是不正確的。
系列過往文章——
一、【大腦與哲學系列】腦神經科學與人工智能所理解的意識可能是錯的
二、【大腦與哲學系列】從柏格森看還原論和機械論對意識理解的局限
三、【大腦與哲學系列】柏格森論物質與心靈之間的絕對差異——雙重性
我們列舉的這些哲學家都認為心靈沒有神秘性，但同時又拒絕將它視為物理作用，這樣說似乎會給大家一種印象，覺得哲學家反對科學，或者哲學家對心靈都抱有近似的反物理立場。事實上，心靈活動獨立於物理活動（因此也獨立於大腦和神經）這類論調在當代哲學中並不是一種佔主導地位的聲音，不少著名哲學家（例如丹尼特 Daniel Dennett、徹蘭夫婦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和學術期刊都深受腦神經科學影響，傾向認為一種更複雜的物理學模型最終可以解釋心靈，進而驅除傳統哲學和常識對心靈抱有的「幻覺」。
加布理爾不單認為這些主張在理論上有嚴重漏洞，而且也在基本預設中否定了人類的自由和創造潛能。加布理爾的哲學入門著作《我不是大腦：給廿一世紀的心靈哲學》（I am not a Brain: Philosophy of Mind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7）因而有著兩個書寫方向：以德國觀念論重構和分析當代哲學的心靈見解，以及刻劃這類見解如何滲透在大眾文化之中。
並不是哲學反對科學，而是一種哲學反對另一種哲學
如果說潘洛斯的意識理論反對的是牛頓力學模型，柏格森反對的是廣延思維—機械論，那麼加布理爾所反對的是神經中心主義（Neurocentrism）。他們所反對的三者可以說是不同層次的唯物論主張，而且也都是現當代的科學界主流框架，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們反對科學——我們刻意從潘洛斯這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獎者出發開始這一系列文章，就是想表明大腦與心靈之間的問題並不能簡化為科學對哲學、客觀事實對主觀猜測的學派爭論。
當代腦神經科學在諸多新技術的幫助下，有效繪製（加布理爾所用的詞是「mapping」，近似於前文說到的「定位追蹤」、「localisation」）出心靈活動與大腦反射區和神經之間的應對關係。在這些新發現和新證據的影響下，當代哲學和大眾文化中都形成了一種被加布理爾稱為神經中心主義的主張：簡單來說，這種主張把心靈活動等同為大腦、神經、活動構成的資料（data）之間的物理鏈條關係，而且認為這個物理系統之外並不存在著獨立的心靈實體或活動。
神經中心主義並不是一種傳統哲學中出現過的名稱，但加布理爾指出，它只是古代唯物論和自然主義在腦神經科學影響下的當代變體。也就是說，加布理爾（以及柏格森）所否定的並不是當代科學新發現的事實（facts，不是真理 truth），而是反對一種在傳統思想中就一直存在的形而上學立場：只承認一一對應的因果關係、拒絕承認自反性（self-reflexivity，我們之後會再討論到這一點）的唯物論。
Markus Gabriel：不要神化人工智能【AI大神說】
加布理爾和柏格森都明智地指出，當一個研究者發現心靈活動（比如說宗教崇高感）與大腦的某個部位有著應對性（correspondence）時，他仍然是站在科學的限度之內提出一些事實、一些可多次觀察到的現象（例如被觀察對象在閱讀神學著作時大腦中某個區域會持續有顯著反應），對此哲學並不需要參與相關討論；但假如這位研究者在列舉多個事例後，提出心靈或意識等於大腦或物質這種結論，甚至論斷上帝觀念只是一種大腦的產物時，他就已經不再是純粹的科學家身份，而是不自覺地成為一位機械論哲學家，無意識地模糊了這兩個身份。
確立科學與哲學之間的分工當然重要，但加布理爾和柏格森的目的並非在此，而是為了強調他們的哲學工作並不是要挑戰科學，而是要批評一種以為自己是科學、但實際上是沒有自我反思清楚的哲學——大腦與心靈問題涉及的並不是科學與哲學之間的論爭，而是一種哲學內部的相互反對。這也意味著，我們不能單從事實的發現和澄清中判斷哪一個哲學立場更正確，而是需要理解不同哲學立場的預設和世界建構有著什麼思想軌跡（trajectory）和社會意義。
心靈現象與力學中的因果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腦神經科學家只是想要發現事實或啟發一些實用技術，他們刻意強調自己無意處理心靈本質或人類生命意義這種問題，反而有更多的哲學研究者對科學發現有認識後，積極地作出跳躍性推論，認為心靈和思想也只是某類物質，同樣被力學的因果律主宰，只要受到同樣的刺激，就會有同樣的反應。這種機械論主張有一個明顯的難題需要處理：「命題態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現象。
心靈經常對正在開展或未發生的事件（任何事件的各種可能性都可以用命題形式表現出來：例如「新冠病毒不會在人類社會中消失」）抱有各種預期和態度，換句話說，心靈能夠以一些未成為事實的對象作出各種活動。按照機械論—唯物論的見解，心靈也只是一些不能脫離物質和機械性因果的事實，理應不會對同一對象作出不同的反應，那麼不同的心靈為什麼可以對未成為事實的對象作出預想，而且會有各種不一樣的態度？有一些哲學家認為態度的差異只是因為心靈接受刺激時所處身的位置不同，或者可以說，是心靈接受外部刺激力的角度、距離和程度不同，導致反應的差別，反過來說，只要在完全同樣的情境、位置，不同的心靈對同樣的刺激會有同一性質、同一程度的反應。
這種理論與力學解釋物體運動有著同樣的框架，可是，我們完全無法透過力學用到的實驗方法，複製一個讓心靈接受完全同樣刺激的情景，然後再一次觀察結果。這使得心靈力學失去物理力學那種嚴密的解釋力。而即使這種實驗方法可行，它仍然無法解釋心靈如何能與未發生的對象產生預想性的關係。神經哲學（neurophilosophy）思想家徹蘭夫婦（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為了維持機械論的一致性，乾脆認為「命題態度」的現象根本不存在，因而也不需要被解釋，打發了這些難題。
加布理爾引用到貝克（Lynne Rudder Baker）對徹蘭夫婦這種做法的評論，指出他們的說法其實是認知上的自殺（cognitive suicide），因為他們的態度內容其實在抹殺態度的存在：他們對「命題態度存在」這個命題本身作出了否定態度——如果他們所主張的內容（命題態度的現象不存在）是正確的話，他們又如何能夠對命題態度是否存在這個問題作出反思，甚至對它提出一種態度？如果命題態度現象真的不存在，那他們也根本不可能對這個命題作出態度，甚至不會知道有這個現象。
讓加布理爾感興趣的不只是心靈唯物論在理論建構上的謬誤，而且還有提出這些謬誤時的前設和實際需要：命題態度無法被徹蘭夫婦的唯物論框架所容納，這個框架只承認力學式因果關係，任何因果不一致，但又在經驗中真實存在的現象（同樣的刺激原因在不同心靈造成不同的反應結果），便荒謬地都被當作不存在。
神經中心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
然而，加布理爾的評論和分析不只是要指出唯物論的態度內容和態度存在之間的明顯矛盾，畢竟，徹蘭夫婦都是知識水平比常人高的學者，他們提出的主張縱使荒謬，也不會是因為他們的智商或理解力不足。加布理爾認為徹蘭夫婦的錯誤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他這裡所指的意識形態，並不只是說冷戰時期不同政治陣營所抱持的片面世界觀（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等等），而是指任何一種以單一框架去解釋總體世界的思想傾向。
意識形態以一個框架的規則和概念來解釋性質完全不一樣的事物，結果是有一致的、全能的（omnipotent）解釋方法，但卻去除了差異性，以致對框架以外的他者造成政治—社會上的壓抑。在殖民時期，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意識形態將世界不同文明的差異性都繪製進歐洲—白人—基督教的框架之中；在今天歐洲中心主義已經無法使人信服，但意識形態的形式仍然存在：心靈的不同現象和活動都被繪製和定位到物質（不論是完全無生命的機械或者是有機的腦—神經）之中。
加布里爾認為時任美國總統老布殊在1990年提出「大腦年代」（Decade of the Brain）計劃，與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有著深刻關係：這兩個事件都好像表明著人類的心靈和思想差異已經被結束，接下來人類可以用普遍同一的理論和科技理解和管理自己，不再被多樣的「幻覺」所妨礙。意識形態有一個重要的理論操作，就是排除上文所提到的「自反性」（self-reflexivity）：簡單來說，一個有意識的主體對自己的理解和信念會造成實際行動的差異效果，而並不是盲目服從一些外在於意識的普遍同一規律（不論這些規律是以權威壓迫的形式，還是以機械論科學的形式提出）。對加布理爾來說，自反性不單是理解大腦與心靈問題的重要概念起點，而且也是人類自由的核心。我們會在下一篇文章回到這個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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