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倫理｜黃牛炒賣、排隊黨屬自由市場體現？發疫情財不道德嗎？

近日有市民抱怨到法庭聽審時遇上「排隊黨」，他們霸佔了旁聽席位限額，卻又在開審前早早離開。這些排隊人士更被指有收受利益排隊佔用名額之嫌，引發市民對於排隊黨的道德討論。

「黃牛」、炒賣、代客排隊等現象早已存在多時，香港一直標榜作為全球數一數二的自由市場，甚少干預市場買賣運作。多年來，不單炒賣限量波鞋、演唱會門票有價有市，疫情之下就連公營服務、防疫用品亦有人炒賣獲利。到底這是作為自由市場的精明操作？還是有違社會規範的不道德行為？

「排隊黨」意指一些有組織地替人排隊以謀取報酬的群體，排隊黨常見於購買限量貨品或演唱會門票，更有組織會直接把隊伍較前位置放售炒賣。在香港，基本上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能炒賣，日本連鎖壽司店壽司郎來港開張初期，連排隊吃壽司的籌也有人炒賣，大概可以了解香港的炒賣風氣。

有需求自然有市場，不少人發現炒賣有利可圖後，便紛紛投入市場成為炒家，於是我們俗稱的「黃牛」、排隊黨也因此應運而生。法律上，炒賣和排隊黨是否觸犯法律取決於該地區的法律制度，故今天並不打算討論其合法與否問題。根據香港法律，炒賣行為很大程度並沒有違反法律，但是合法又是否一定道德？

香港公營服務一直被港人垢病，原因除了是效率低下，輪候時間長外，不論康樂、醫療、社會等福利更需要與一班炒賣輪候名額的組織競爭。康文署轄下的康體場所，總是滿佈已預約的紅色方格，很多職業球員、球隊已曾多次表示政府未能提供足夠場地給他們練習，最後只好高價惠顧排隊黨，購買時段來進行練習。早前疫情導致公共服務停擺，待處理個案堆積如山，有媒體發現運輸署一般十五分鐘便能完成的個案，現時平均輪候時間超過三小時，當中有一行數十人的排隊黨每天到運輸署「上班」，代人處理個案以至輪候時間久久未能縮短，引起大眾不滿和抗議，認為排隊黨的炒賣行為可恥。

不過，亦有意見認為，排隊黨實屬自由市場的體現，明買明賣，有人願意以金錢購買時間，取代自行購買、辦理的煩瑣，是正常商業交易，並無道德問題。加上排隊黨並未使用不法手段，與大眾付出同等代價排隊輪候，港人能夠接受炒賣名牌、樓宇，卻指控排隊黨炒賣行為屬雙重標準。

事實上，公共服務本意正是讓所有市民都有使用的權利，即使排隊黨行為合法合理，但假若損害他人獲得公共服務的機會，也算是一種不道德行為。上年第五波疫情在社區爆發，觸發大批市民每日需要到鄰近檢測站進行強制檢測，大量需求和因輪候而增加感染風險的憂慮，衍生了大批排隊黨以及炒賣輪候籌的商家於網上以代排隊及取籌收費圖利。這些排隊黨付出時間、心神排隊來獲取回報看似並無不妥，但卻有機會讓真正有需要進行檢測的市民未能享用服務。

再者輪候時間因排隊黨而增加也額外加重了市民享有公共服務的成本，造成了社會不公義的現象。同時，排隊黨服務也有機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損害了社會整體利益。全港有超過80個草地足球場，不少球場長期空置荒廢，但球員和球隊卻無法租用，正是由於排隊黨霸佔了社會資源的限額，令真正需要的市民失去了平等使用的權利。

那麼只要排隊黨炒賣的不是社會公共資源，而是波鞋、門票等娛樂消費產品，是否就沒有道德爭議？歐美地區代客排隊風氣相當盛行，不少人都會願意付出額外金錢來代替自己排隊。現時，歐美地區代客排隊服務甚至趨向工業化，不少公司都會有組織地建立專業排隊人員為客人提供服務。美國有一間代客排隊公司Skip The Line，專門招聘無家者為客人提供輪候餐廳、旅遊景點等服務，負責人Jennifer Goff的舉動不單沒有佔用社會資源，更為更新人士提供重投社會的機會，改善社會環境。排隊黨的道德爭論會否因此而變得複雜？甚至成為道德上應該被讚許？

我認為歸根究底，排隊黨、炒賣等行為的問題在於囤積獲利。由於社會資源有限，囤積資源並以高於市價放售會造成社會不公義。縱使排隊黨以正常途徑又以不囤積的手法賺取代勞費用，也未必能夠讓行為變得道德。因為在社會資源本身就不平等的情況下，以價高者得的分配方式仍然會令一部分人喪失公平機會與他人競逐資源。平等與自由，很多時都會出現彼此對立和矛盾，當中要如何取捨取決社會大眾的價值判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