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自由還是要命？疫情當前，美國還在討論口罩令有否侵犯自由？
在疫情之下，美國已經面對每天新增六萬確診個案。然而歐美地區有民眾為了抗議當局的限聚令與口罩令，有些人實行「馬照跑，舞照跳」，刻意挑戰禁例繼續舉行露天音樂會；有些人則上街示威抗議，更演變成跟警察之間的暴力衝突。
此時美國再有「強制要人戴口罩侵犯了人的自由」的討論，對於曾經全城到處搶購口罩的我們看來，應該視之為荒謬，還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嚴肅問題？
被冒犯的心理，被侵犯的自由
美國醫學專家指出，美國民眾從來沒有試過要為自己的健康而戴口罩，因此會有反抗的心態，部分民眾將之視為一種強逼的從眾行為而拒絕；但專家指我們應該將戴口罩視為保護自己與他人免於感染病毒的措施，是一種出於團結的必要行為。
民眾的質問是「政府（或任何人）有權強制我必須戴口罩嗎？」再以在美國的法律來說，口罩令是否合乎州法、聯邦法以至憲法？
伯林：積極自由或成「以解放大眾自由之名，行犧牲個人自由之實」
戴口罩的行為並沒有甚麼冒犯之處，問題在於自由本身。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曾提出著名的兩種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與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消極自由的定義是「免於外界或他人干預的自由」，在這情況下，美國的反抗者認為自己「不戴口罩的自由」被外界干預了。
然而，自由從來都不應該是無條件的抽象自由，在瞬息萬變、有客觀環境限制的現實情況之中，自由必定是有條件的。就如柏拉圖對話錄《理想國》（Republic）之中，蘇格拉底舉的著名例子：「假定一位朋友，在神智清楚的時候，託存武器給我，而在心神喪失的時候來要，我應該把它還給他嗎？」蘇格拉底指，此時大概沒有誰會認為應該堅持不欠債的正義原則，要歸還刀給那個瘋了的朋友。
不論是道德還是自由，總會因現實情況而有例外，我們只能按個別的情境，斟酌每個情況是否成理。
例外狀態？反科學的泛政治化
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主張國家會以例外狀態（state of emergency）之名擴張權力（例如出於反恐怖主義而行使侵犯個人自由的措施），當然這是值得擔憂與提防的情況。
例外狀態的政治哲學(I)：民主政體可變獨裁 在於危機的「日常化」
例外狀態的政治哲學(II)：國家是否全能？又是否必定與人民對立？
例外狀態的政治哲學(III)：社會被磨平後，管治成為純粹技術問題
可是，在疫情肆虐的非常時期，由國家宣佈與執行某程度的例外狀態，對於保護群眾來說是必要的。我們此時要區分哪些是必要舉措，又哪些是越權的政令，並衡量我們要付出的代價。
「戴口罩能有效阻隔病毒傳播」是一個科學論述，有實際的實驗與統計證據支持，同時這幾乎是沒有代價的行為；反對戴口罩，實在是等於無理地反科學的反智行為。因此當局實施臨時法律，將出外必須戴口罩列作執法範圍等措施不應涉及政治，這時我們就不應該將口罩令政治化，高喊「我身體，我自主」。
泛政治化的另一極端──去政治化：現代社會流行「去政治化」，但政治差異與友敵關係是不可化約的
要自由還是要命？
再者，不戴口罩的自由，是否可貴得要以性命換取的自由？情況有點像齊澤克（Slavoj Žižek）常引用精神分析師拉岡（Jacques Lacan）的例子：當你遇攔路劫匪拿著利刀指向你說：「要錢還是要命？」這其實是個強逼的選擇，當你交出你的金錢，你（大多數情況下）可以保住你的性命，而失去金錢；但若你選擇要錢而惹怒了匪徒，他殺死你，你失去了性命，自然你的金錢也與你無關（或在你死後一樣會被劫匪拿走）。
以後現代主義一些的講法來看，「被命令必須戴口罩侵犯自由／人權」是建構出來的虛假命題。面對這樣的虛假選擇，應該做的是拒絕意識形態給出的、只能二選其一的預設，正確答案是應該是「我兩者都要！」美國人應該在負責地做好防疫措施，保住自己與身邊人的生命的同時，去爭取另外的、更廣泛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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