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狀態的政治哲學(II)：國家是否全能？又是否必定與人民對立？

我們之前提到，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如何結合了鄂蘭、傅柯與施米特的理論，建立出一套切合當代社會的政治哲學。民主與極權是人們理解和判斷政治問題時用到的最根本對立。在這個對立之上，阿甘本引入了另一組對立概念：例外狀態與日常狀態。

這組對立不但沒有取消民主與極權的對立，反而建構了一套更具體地區別不同政制與社會形態的方法，而且解釋了當代民主制為什麼可以不經歷政變，就逐漸轉換成控制社會甚至極權主義（詳見前文）。阿甘本對當代政治哲學的其中一個貢獻，就是重新將例外狀態與日常狀態這組對立概念引入到政治分析框架中，並以此方向將傅柯（Michel Foucault）、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等法國現代性批判理論延伸到當代社會。

前文：例外狀態的政治哲學(I)：民主政體可變獨裁 在於危機的「日常化」

疾病與治理術

一個國家機器需要治理公眾的生命與生活（阿甘本仔細區分了政府、主權、國家等概念，但因為篇章問題，在此我們暫且以國家機器一詞來代指行政權力；同樣，公眾、人民、政治主體等概念，在此我們也不能細分），以維護社會的穩定性和總體存在。傅柯認為治理的要旨在於處理「內—外」關係，而不同的處理方式就是所謂治理術（governmentality），其中有兩種主要模式：排除（exclusion）與吸納—規訓（inclusion-discipline）。

根據傅柯的研究，治理術模式的歷史變化與疾病息息相關：在中世紀，社會將痲瘋病人驅逐出城邦，而即使病人還會存活下去，但因為他們已經被排除出城邦，其法權和社會地位也被取消，原有財產被轉移；雖然他們生理上仍然是生存著的，但在社會上已經與死亡無異。監獄、精神病院、貧民窟就是誕生自這種疾病背景，以排除和廢除社會資格（disqualification）為操作方式的社會體制。

傅柯認為治理模式在18世紀因為瘟疫的流行而發生變化：由排除為主，轉換成以吸納為主。因為瘟疫的高度傳播性和廣泛性，病人不再是零零星星的單個個體，而可能是一個市鎮的大部分人口，將不正常的人（abnormal）排除出「正常體系」外的方式也難以生效，國家機器因此轉而使用「更吸納進體系」的方式：時時刻刻對病人進行監視、觀察、檢查、仔細控制，甚至是一言一行的規訓，將各種常規強制刻入到個體中。誕生自這種疾病背景，以吸納、規訓和常規化為方式的典型體制就是學校、軍隊與傳媒。

阿甘本繼承了傅柯的治理術概念和「內—外」關係的視野側重，但準確來說，阿甘本並不是在這兩大類模式之外再加上一種新模式，而是指出這些操作已經被涵蓋在「例外狀態日常化」這個當代治理術之下。在傅柯這兩種模式中，「內—外」、「不正常—正常」雖然是權力的運作結果，但結構之間的邊界都是清晰分明的；而不論是排除模式還是吸納—規訓模式，國家機器的前提與目的都在於維持社會的日常性。

當常規運作流暢時，國家機器的控制就會減少甚至變得隱性。阿甘本就是在這一點上推進了傅柯：此前，控制是在非正常狀態時才施行的手段，但在當代社會，例外狀態和日常狀態的界線已經被國家機器刻意模糊掉，失序也被當成秩序的一種內在模態，這導致「不正常—正常」之間的清晰界線和差異也被取消，國家機器不需要在真正的例外狀態下，也可以隨時對公眾施行控制。

新冠肺炎下的例外狀態

例外狀態日常化作為一種新的治理術，當然也會涉及到大規模的疾病。阿甘本的故鄉意大利至今已經有超過2000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而早在一月底，意大利政府就為了對抗疫情而宣佈國家進入維期六個月的緊急狀態。早前，阿甘本就在《宣言報》（Il Manifesto）上發表文章評論意大利政府的決策，他指出新冠肺炎的嚴重性比流感更低，但政府卻針對前者頒布緊急狀態，是一種與實際危害性不相符的舉措，其目的就是為了製造社會恐慌、懸置日常狀態，以加強對公民的控制。

阿甘本這道評論引起了頗為熱烈的討論，批評者指責阿甘本「離地」，將抽象的公民權看得比生死存亡更重要，而支持者則認為他對控制的警惕是合理的，另一位著名哲學家南希（Jean-Luc Nancy）也對他作出饒有嘲諷性的回應。這些討論主要都是圍繞著公共安全和人身自由的對立，以及這次例外狀態是否有足夠的「真實性」，但我們在此不會進入這些主題，而是想從阿甘本自己的評論去檢視他的理論局限。

回顧01哲學的南希專訪－南希（Jean-Luc Nancy）：「所有此在都是與共存在」

當然，嚴格來說，意大利政府這道行政命令還不符合阿甘本自己在《例外狀態》中所定義的極權主義管治方式（詳見前文）——意大利政府有宣佈緊急狀態的期限，法律系統也並沒有被完全懸置，而只是日常生活的流動性被約束。但阿甘本的最大理論局限並不在於舉出不完全符合定義的事例。假定意大利政府和傳媒確實是如阿甘本所言，刻意誇大新冠肺炎嚴重性以加強社會控制，那麼他怎樣解釋這些簡單事實呢？

例如，意大利並沒有用流感作為宣佈緊急狀態的理由——這不是一個更能模糊例外狀態與日常狀態界線和時限的因素嗎？另外，意大利政府考慮不公佈輕症或無症狀患者，以減少公眾恐慌——要是緊急狀態的目的是加強公眾對安全的需求，那意大利政府不是應該反過來全面公開病患數字，甚至將數字誇大？把阿甘本的視野放在香港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更多他難以一致解釋的事實：要求懸置日常狀態，例如限制邊境人流出入、調控抗疫物資等舉措的是市民公眾，反而是各個行政部門都被指責怠慢行動、意識遲鈍——不是國家機器想要加強社會恐慌，而是行政機關無法消除公眾本來就很深刻的恐慌。

新冠肺炎下意大利的現況：

阿甘本的社會本體論

如此看來，阿甘本預設了一種社會本體論立場、一種根本性的對立關係：主權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預設可以說是傅柯主義式的，但他自己也沒有仔細論證過。在施米特的法學與政治理論中，一個主權的核心對立面不是被統治者，而是另一個主權。各種對立關係是多元地共存的，所以從事實性層面來說，阿甘本與施米特都正確，但因為他們對對立的側重不一樣，他們的政治判斷和問題意識就有著明顯的差別。

阿甘本這種主權／國家機器與人民對立的預設，雖然洞悉出民主和極權主義的鄰近性，讓我們思考民主制的可能危機，但同樣的預設卻常常將一切社會變化或政治行動的能動性歸結給一個潛在地全能、意識透明，在能力上可以鉅細無遺，因而在意志上需要被箝制的主權者；與這樣的主權者相對的人民，則被期待成有解放潛能，但在目前沒有具體行動力、只能應對治理術的被動主體。這種社會本體論雖然以民主和解放為目的，但在分析時卻常常挖空了人民公眾的能動性。

我們如果再深入探討阿甘本對納粹崛起的分析，就會理解為什麼一些學者會指責他「去歷史」。阿甘本將例外狀態的日常化看成是國家機器發明的治理術，這並不是錯誤的，但這只是實情的一個方面。

當我們談論大屠殺時，為何不能僅視其為一樁孤立的歷史事件（上）

我們在前文引述過，阿甘本認為納粹黨讓德國處於無期限的例外狀態中，因此可以懸置法律行事。納粹黨確實是將例外狀態日常化，但納粹黨能夠實現這一步的條件都不是它自己憑空創造的：德國人對俄羅斯人長久的忌恨、德國社民黨的無能等因素使共產黨人在當時德國不得民心；在納粹黨奪權的一百多年前，日耳曼人（以及大部分歐洲民族）已經有長久的反猶歷史。納粹黨確實煽動公眾對共產黨人與猶太人的恐懼和憎恨，然後以消滅這些對象為名，奪取主權，但再強大的國家機器也沒有能力憑空創造出這些恐懼並施加在公眾身上。事實是，公眾本身就在歷史的進程中產生可被利用的憎恨，而且公眾是能動地參與其中的。

延伸閱讀：阿甘本〈從法治國到安全國〉

例外狀態與日常狀態絕對有不可化約的差異，例外狀態在法律上也確實需要主權者來宣布，而國家機器會模糊例外狀態與日常狀態來加強控制也不是錯誤的說法，但如果說主權者是意識透明的控制者，而公眾則是被動接受或抗拒控制者，卻與上面舉的事實不完全相符——公眾本身就對例外狀態和安全有內在需要。阿甘本評論意大利的抗疫措施時就是過度誇大了行政機關的意識，反而忽視了公眾自身的能動性和「非民主」的需要。南希在回應阿甘本時，就指出政府只是文明的可悲的執行者，不認為政府有那麼強的能力可以完全控制公眾。

同樣是以例外狀態為討論政治的起點，但對身處20世紀20至40年代之間、不抱有阿甘本那種社會本體論立場的施米特與班雅明來說，例外狀態與特異性概念針對的問題不是治理術，而是去政治（depoliticization），而後者可能比前者更能解釋當代社會的政治困境。我們之後會繼續緊扣例外狀態這個主題來簡述施米特與班雅明的政治哲學。

例外狀態的政治哲學(III)：社會被磨平後，管治成為純粹技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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