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流行「去政治化」，但政治差異與友敵關係是不可化約的
在世界各地，每當社會對立爆發成明顯的紛爭時，都有政府建制或保守派人士指責社會紛爭被「政治化」，或者會有人呼籲大眾不要「政治化」地看待某些社會決策，這種說法似乎假定了有一些社會維度是「非政治」的。另一方面，人們也常說「一切都是政治」，將社會的不同維度刻上政治色彩。但這兩種相反的見解，都沒有說明「政治」的實質是什麼，也不能指出政治的維度與其他人類活動維度之間的界限和關係是什麼。而更根本的問題是，這兩種相反見解所說的「政治」是同一回事嗎？雖然「政治」一詞的流通性越來越廣，但我們似乎並沒有對這個用語作一個基本的定義。
我們說的「政治」是同一個概念嗎？
對亞里士多德和當時的希臘人來說，政治學（Politics/Πολιτικά）是一門研究城邦（polis）事務的科學。城邦是最高的共同體（community）形式，與它相對的共同體形式是家族。從這個意義來說，政治就是影響城邦全體公民的公共事務，例如政府組成、戰爭和對外關係，相對的非政治事務就是家族內部、非公共的活動。在古希臘，除了奴隸，一個城邦的所有成員都需要參與這兩種事務的決策。如果我們遵循古典時代這種「政治＝公共」的定義，似乎「非政治」在今天是一個不存在的領域、一種空洞無意義的說法，因為現代社會的其中一個特徵，就是人類生活的各個維度都有公共性質，即使是工作、家庭、婚姻、宗教信仰等相對私人的事務，也有公共性的法律體系所約束和維護。「一切都是政治」這句話，就是正確地指出現代人類生活的各個維度都有著公共性質。
但是，當政客們要求政敵或市民大眾不要將某些事情「政治化」時，他們是要求別人不要將事情「公共化」嗎？這樣理解似乎不通。我們先看一看「政治化」這個字眼最近出現的語境：台灣前高雄市長韓國瑜被罷免後，代理市長楊明州將市政會議的召開時間由之前的上午10點改成9點，他呼籲媒體和民眾不要「政治化」地理解這種轉變——市政會議既然是公共事務，楊明州在此說的「政治化」肯定不是指「公共化」。又例如香港政府將會放寬公眾場所限聚令，但卻仍然以限聚令為由約束遊行活動。在受到媒體和市民質疑時，政府官員辯稱不要「政治化」地看待這個決定——這裡說的「政治化」當然也不是指「公共化」了。在這種語境裡所使用的「政治化」，準確來說是指「政治派系化」，與這種定義相對的「非政治」就是指「政治中立化」，而不是指脫離公共性的私人場域。
因此「政治」這個詞的含意是曖昧的，包含了最少兩重性質不一樣的概念，一是指「公共」，二是指「立場陣營差異」；前者相對於「私人」或「家族」，後者則相對於「立場中立」或「立場無差異」。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間，「去政治」就開始成為歐洲人文學者、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法學家所普遍關注的主題，而不論是右翼還是左翼知識份子、保守派還是開明派，都有聲音批評現代社會逐漸「去政治化」和「中立化」，他們並非認為人類生活不應該公共化，而是不滿社會越來越中立化，變得平面空洞。但是，社會中立化不是意味著社會和諧、多元文化並行不悖嗎？為什麼學者們認為「去政治化」和「中立化」是一個需要修正的問題呢？
無可化約的「政治」活動
德國法學家、政治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可以說是最早集中討論社會中立化問題的理論家。生於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施米特，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重組成威瑪共和國，及後又見證納粹黨的崛起，而且短暫擔任過納粹德國的御用法學家，二戰後他又處身於兩德分裂，冷戰，北約、華約和歐盟等新型國際聯盟建立的時代。施米特與納粹德國的關係以及他對國家和政治鬥爭的強調使得他在學術界的名聲一直不佳，但是，他在威瑪德國時期所寫的政治學與法學理論提供了一套能夠有效理解當代政治問題的概念，即使是激進左翼陣營的思想家，例如班雅明、阿甘本、巴迪歐、墨菲和齊澤克，都直言深受施米特的影響。
施米特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在於指出政治差異的不可化約性，然後以這種理念分析現代社會如何錯誤理解政治。1929年的《中立化和非政治化時代》（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s）和1932年的《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都強調政治活動的核心是差異與差異之間的鬥爭。施米特認為人類社會活動的不同領域都由各組對立所定義，在道德領域的對立是善與惡（good/evil），審美領域是美與醜（beautiful/ugly），經濟領域是有利與無利（profitable/unprofitable），而政治領域的對立就是朋友與敵人（英語：friend/enemy；德語：Freund/Feind）。他又指出，雖然人們常常把敵人描述成邪惡的或醜陋的，但政治的本性仍然有獨立的內容，不能完全化約成其他領域。
施米特強調他不鼓吹戰爭，但他仍然相信敵人和戰爭都不可避免。他是這樣推論的：任何存在者都必定有著與它差異的他者，一個族群的信念或生存方式與另一個族群不可能完全一樣，而這些存在性的差異就構成了朋友和敵人的對立關係。友敵關係有時候只是潛在的可能性，有時候則會白熱化成為嚴重的分裂，甚至形成戰爭局面，但是，施米特相信在如此定義的「政治」概念下，戰爭傷亡可以減少。因為政治行動的目的並不在於完全消滅敵人的肉身存在，而是要阻擋敵人僭越甚至危害自己的生存方式（保留自己的差異）；只要敵人被擊退到一個無害的界線時，敵對關係也需要解除（保留他者的差異）。原先的朋友有可能在另一個衝突中轉化成新的敵人，而本身差異的族群也可以在政治活動中漸漸同化成一體。友敵的框架是永遠存在的，但哪一個族群是朋友，哪一個是敵人，則不是一種必然的、先天的角色分配，而是歷史長河之中多種力量相互影響的結果。
「去政治」與「中立化」的現代社會
在施米特如此定義的「政治」概念之下，「非政治」（apolitical）、「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這些概念所指的，就是將政治化約成道德、審美或經濟問題的思想和行動傾向。「去政治化」的現象可以表現成兩種傾向。第一種傾向是將差異絕對化：假如人們將政治化約為道德問題，將敵人看成邪惡的、絕對的對立者，就必定會發起殲滅性的戰爭，對敵人趕盡殺絕，而不會區分和保留友敵雙方的差異。但是，施米特自己更加著重「去政治」現象的另一種傾向：將政治化約為經濟問題，然後取消或模糊族群差異。今天人們說的「不要將問題政治化」、「我對這個政治問題抱持中立態度」，都是這種去政治傾向的表現。
這種「中立化」（neutralization）的態度，表面上與人無爭、事事以和為貴，但實質上預設了一種不現實的看法：社會差異可以在經濟利益分配之下消解。當然，社會有很多問題在本質上是不需要政治化處理的，例如說，當政府要設置更合理的交通燈時間長短，以調節汽車流量這種公共事務時，便完全能夠以非政治的技術思維和工具理性來應對，因為這種事務中立於社會族群的差異性，不論是猶太人、日耳曼人、漢人、蒙古人，無產階級、資本家，男性、女性⋯⋯不同的族群分類都會無差異地得益於這些安排。
然而，每一個社會既然都由差異的、多樣的族群（族群的區分方法本身又是多樣的）所組成，定必有許多事務在本質上就無法取得中立和平衡全部族群的結果。一些人將政治看成是一種技藝（art），就是因為社會成員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不可能用加加減減的數學方式去圓滿運算，政治必須要以認同、拉攏、溝通、妥協、承諾，甚至是誘惑、打擊、強迫、屈服、鬥爭這些不對稱和決斷性的方式進行。施米特認為現代社會越來越傾向於政治「中立化」，就是指人們忽視了社會成員的本質差異，反而盲目相信社會會在公平的、零和的經濟場域中達致平衡分配、皆大歡喜。但即使是最粗淺的社會理論都能夠指出，經濟結構本身就已經有著差異和不平等性質，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與工人的利潤分配必定不平衡，前者越富，後者越窮——經濟結構也不是一個中立於各族群的場域，而是由某一個特定階級所主宰、其他階級服從而構成的場域。換句話說，「中立化」本身是一種幻覺，這種想法將社會的真實差異問題看成是交通燈長短這一類事務。
但是，這種「中立化」的傾向並不只發生在政府官僚或既得利益階層身上，施米特認為這是現代社會的常見錯誤，任何一個族群都可以被這種幻覺薰陶，錯誤定位自己與他者的差異。這種將人類差異取消的幻覺，在科技急速發展、經濟結構運作相對和諧的時代中尤其強烈，而一旦這些利好條件都消失，原本沉浸在政治中立幻覺的人們就無所適從，不能正確應對與自己差異的他者，反而為了重新獲得社會和諧而傾向將他者排除甚至消滅。換句話說，「去政治化」的經濟傾向在社會問題出現後可能會引發「去政治化」道德傾向的爆發。今天的發達社會有法西斯主義和右翼轉向，可以說都是這種政治「中立化」幻覺的結果。
延伸閱讀——例外狀態的政治哲學(III)：社會被磨平後，管治成為純粹技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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