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圖塞國家機器論（上）：國家，是出於階級矛盾不可能調和的產物

編按：日前美國明尼蘇達州警察執法過當，致使非裔男子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亡，導致抗議活動逐漸演變為同警察的暴力衝突，近日蔓延成爆發全國性的反抗運動。示威針對的核心問題之一是警察暴力，從阿圖塞的觀點看，這是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問題。本篇為上篇文章，先論黑格爾、馬克思與其跟隨者的「國家」理論。

前言：請注意，這是一份體裁不甚嚴謹的研究筆記。筆者想透過它向大家介紹名為「意識形態跨國機器」的概念。相信眼利的讀者早已察覺，它的確是來自阿圖塞（Louis Althusser）著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簡稱 ISA），算是迎合當前國際局勢的小修補。故此，在進一步說明前，我們要先理解清楚 ISA 理論的概念脈絡。

阿圖塞：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反對「人道主義馬克思」

ISA 這套理論，從阿圖塞在1970年（〈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下稱〈筆記〉）發表以來，影響力深遠，成為日後不少西馬學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和齊澤克（Slavoj Žižek）等）的批判工具之一。近來社會矛盾日漸尖銳，一起回顧及修改阿氏的 ISA 理論，未嘗是武裝頭腦、鍛煉思考的好機會。話說回來，情況如同追趕阿基里斯的烏龜，若要掌握 ISA 理論的底蘊，我們（又）必先了解傳統馬派的國家學說；原因不是別的，ISA 理論正是它的注腳式補充。

阿圖塞的幽靈：回顧阿氏的意識形態理論遺產｜方川明

一.）國家不是外來僭建物

馬克思（Karl Marx）年青時一度關注「國家」（the state）概念的問題。當時，作為青年黑格爾派（或稱黑格爾派左翼）一員的他，認定施特勞斯（David Strauss）和鮑威爾（Bruno Bauer）等人批判宗教的論爭，以及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von Feuerbach）批判哲學的工作，理應完滿結束；換言之，傳統哲學的任務已經完成（被揚棄）。它熟爛收成的同時積累了新的條件，好使晚輩往其他方向展開新歷程。根據馬克思的設想，既然哲學和宗教是映射現實世界的顛倒夢囈，他便打算邁向鑽研現實的政治經濟學進發。是故，年青的馬克思把目光投去黑格爾的「政治經濟理論」：《法哲學原理》（下稱《法》），藉此展開一系列批判工作（堪稱馬學的源起！），並寫成了初露鋒芒的傑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下稱《黑》）。

費爾巴哈：宗教這種異化形式可以取消　神性的內容可以政治來實現

《法》一書主要講述現代國家憲法的哲學原理。在這本書中，黑格爾是怎樣理解「國家」這回事呢？即便從今天角度看，也不難發現《法》是黑格爾讚揚普魯士君權政制的頌歌。他把這套封建制度寫為人類社群經過幾千年的歷史發展後，必然產生的合理存在；據此，普魯士皇朝正是「國家」理念的絕對呈現。

打個岔說，難怪黑格爾在世時被稱為「御用哲學家」。根據《法》描述的「人類發展歷史」，「國家」是比個人、家庭與市民社會等次級社群更高階的新社群形式。請注意，黑格爾把國家視為一個具備「普遍性」的理念。據此，這個普世認可的理念，能夠「無限地」（即擺脫既有限制）揉和個人、家庭與市民公會等有限的社會形式的矛盾。因為在黑格爾眼中，國家是一種「外在的必然性」，它恰好滿足了次級社群，如家庭、市民社會沒法履行的「內在的目的」。

黑格爾：社會真正運動的時刻　是在日常的勞動和教化過程之中

於是，看似外在於個人的國家義務，它卻能滿足內在於理性主體的自由踐行原則；作為個人的理性主體，只能借助國家這股「外力」來實踐內心的道德原則。借用黑格爾的術語，國家是「偶然的必然性」：這個看似偶然出現的社會形式，恰好彌補了上一階段——個人、家庭與市民社會——的所有漏洞；沒有它們的漏洞和缺陷作先決條件，國家這個社會形式也很快煙霄雲散，不能持久。可見「國家」出現在人類文明，實在是天造地設。故此，黑格爾便理所當然以「理念總體」來歸結上述邏輯：他認為實際上的運作是反過來的，即「國家」自我一分為二、異化成次要的社會單位：家庭和市民社會，以便組成一個圓滿的三環理念結構（此乃典型的黑氏作風）。

馬克思：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結果，以上結論惹來了馬克思（有名的）指控：「黑格爾是頭腳顛倒」。按照馬克思在《黑》的仔細剖析（也稱得上為解構），實情應是倒轉的：應從差異之中產生「抽象的統一」，而決非倒過來由統一生產差異。同一種概念的生產原理，不但早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力和知性；現象與超感官世界〉一章出現（在他詮釋「差異的雜多」與「抽象的普遍性」的辯證邏輯的時候），馬克思晚年的著作《資本論》卷一的第一章也有提及：「具體勞動（各種具體的、不可化約的特質）→ 抽象勞動（可量化的單位）」最終，馬克思——也符合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來說——把事情倒過來說，是個人家庭和市民社會「發展出」外在的國家，前者才是後者的構成單位。

《精神現象學》：通過這條道路，精神成為純粹知識或絕對精神

以上看法不但影響了恩格斯，還影響了後來的列寧，並確立了古典馬學判斷「國家」的基本論調：「國家是階級不可調和的必然產物」。

二.）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沒有一本書比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下稱《國》）更準確說明馬派的「國家理論」了。列寧為了忠實地呈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觀，他精心搜羅兩人過去談及國家、政制的一切判詞與論述，資料涵蓋《共產黨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很是豐富，稱之為「證詞大雜燴」也不過分。

列寧的那時候，俄國的二月革命爆發不久，採用共和制的臨時政府才剛建立。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例：普列漢諾夫）和「第二國際」的意見領袖考茨基，三者抱持不同程度的折衷立場，一致地主張議會鬥爭（據說只要無階階級爭取議會的最多數，國家便和平地過渡至社會主義），並千方百計阻撓（由列寧率領的）布爾什維克作進一步的奪權政變。列寧判定上述決策跟他們的「國家」觀念別無關係。

普列漢諾夫：孟爾什維克派的筆桿子，論戰形成了他的一生

概言之，孟什維克和社革黨不約而同地把「國家」視為調和階級衝突的中立機構。他們便順理成章，想擠身議會遊戲，成為國家調和機制內部的「關鍵一席」。另一邊廂，儘管考茨基和一眾門生聲稱同意「國家是階級統治機關」，也承認「階級矛盾不能調和」，但他們另立「人道主義和民主的道路」的名目，為心儀的議會鬥爭路線辯護。故此，列寧在《國》中斷言，關鍵不僅是否認同「階級矛盾不能調和」，還有支持暴力革命與否，是否讚同「無產階級通過暴力的政變手段奪取國家管治權」等等。說到這裏，相信不少人對《國》熱切地宣揚暴力革命而嗤之以鼻。但筆者認為本書的真正重點是揭露國家的本質，採納哪種對應措施純屬後話（補：事實上，《國》一書有助醞釀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的條件）。

列寧之所以倡議暴力革命，究其原因，可從他在書中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話中窺見一斑，可謂完美蓋涵傳統馬學的「國家」論要義：

「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毋寧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制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文章下篇──阿圖塞國家機器論（下）：充斥在大氣之中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來稿不代表01哲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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