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彌爾：兩個世紀的英美思想發展，彷彿都成了他的註腳

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在1806年5月20日生於英國倫敦，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最重要的代表思想家，其研究方向包含了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與邏輯學，直接奠基了現代英語世界的哲學走向：羅素、波普爾、羅爾斯、辛格，甚至是經濟學家凱恩斯與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無一不舉彌爾為其思想來源。彌爾之後，兩個世紀的學術發展彷彿都成了他的註腳。

邊沁：環形監獄設計師，效益主義始創人

怪獸家長與天才兒子

彌爾出生時，正值英國踐行重商主義方針的喬治王時代，當時政府一方面維持入口貨品的高關稅政策，另一方面又用軍事殖民的方法開拓新的出口市場及廉價原料來源地，以增加國內的貴金屬儲備。英國因此打了數次大仗，包括愛爾蘭起義戰爭、拿破崙戰爭及美國獨立戰爭。雖然英國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失敗，損失了北美洲的殖民地，但在亞洲及非洲都戰勝了最大的競爭者法國，打好了後來維多利亞女皇的崛起基礎。正如今天難民問題是學者的關注重點，殖民主義作為當時的國際政治狀況也備受思想界爭論，鼎鼎大名的哲學家休謨、古典經濟學家亞當・史密（Adam Smith）、李嘉圖（David Ricardo）、效益主義的開創者邊沁，以及約翰自己的父親詹姆斯・彌爾（James Mill，1773—1836）都參與其中。

休謨：蘇格蘭的啟蒙運動推手與他的摯友們

作為李嘉圖與邊沁的莫逆之交和思想盟友，詹姆斯・彌爾亟欲發揚效益主義及政治經濟學，因此對兒子執行「天才培養計劃」，苛刻得恐怕連今天的怪獸家長也望塵莫及：約翰從未入學讀書，但自三歲起在父親的教導下學希臘文，八歲已經熟讀伊索寓言、色諾芬以及柏拉圖等古希臘經典，並且開始學習拉丁文、數學、物理學以及世界歷史。到十四歲時，他已學好了亞里士多德哲學、經院哲學以及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約翰從小被禁止結交同齡人，免得感染他們的幼稚思想，但當然他也有自己的玩樂時間——讀《唐吉訶德》。詹姆斯的計劃非常成功，還不到十五歲的少年約翰已經常常被李嘉圖邀請去討論經濟學，甚至幫助父親編寫教科書。詹姆斯認為十七歲的約翰已經學有所成，於是把他安置到東印度公司，在自己手下工作。約翰既受父親的全面教育，又在父親的庇蔭下苦幹，真可謂由起跑線贏到終點。

唐吉訶德：單挑幾十座風車的勇者

哈莉特之戀

怪獸家長逼瘋孩子的慘劇時有所聞，但若果只算哲學界所發生的，那彌爾父子可能還是首宗個案。約翰・彌爾在20歲時幾乎精神崩潰，他發現自己除了冷冰冰的邏輯學與經濟學知識外，沒有一絲情感滿足，從小缺乏娛樂與玩伴更使他覺得自己心靈有一道深深的縫隙。彌爾在晚年的自傳寫道：「我當時自問，假如我人生的全部目標都在此刻成真，我會因此得到無窮快樂嗎？我的自我意識壓不住叫喊道：不會！」彌爾終生擺脫不了情感壓抑，但有三樣事物令他免於墮入瘋狂：浪漫主義文學、法國啟蒙思想以及與哈莉特的關係。彌爾在浪漫主義詩人柯勒律治（Coleridge）、華茲華斯（Wordsworth）以及歌德的作品中真正感受到快樂——這種情感對曾經的他來說不過是效益主義的邏輯規定罷了；而在法國啟蒙思想中，彌爾找到大量靈感，刺激他進一步思考如何建設更完滿的人類社會。

柯勒律治：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詩的目的在於真理

真正深刻改變彌爾的並非任何文本或思潮，而是愛情。彌爾24歲時在宴會上結識了哈莉特・泰勒（Harriet Taylor），二人很快就因為對方的才華而互相傾慕。哈莉特是激進的女權分子，彌爾自己也壓根沒有一絲男性沙文主義氣息，視她為靈魂伴侶。但是，這位年僅23歲的女士已是二子之母，其夫為年長二十歲的成藥商人約翰・泰勒。情感不豐的彌爾也使不出什麼勾引手段（據他自己說，哈莉特是他唯一認識的女人），只是讓哈莉特讀自己的論文，以及以朋友的身份拜訪她。現在沒留下什麼資料可以讓我們理解泰勒先生的想法了，但是他對彌爾與哈莉特的關係表現得相當大方：彌爾幾乎每夜拜訪，他不單不生妒意，還會隻身去俱樂部讓他倆私聊。這種三角關係維持多年，直到泰勒先生死去兩年，已經45歲的彌爾才與哈莉特結婚。在哈莉特的影響下，原本就信奉平等主義的彌爾不斷為女權辯護，大力支持給予女性投票權、教育權、避孕權。彌爾更認為自己其中兩部最重要作品《論平等》（On Liberty）與《婦女的屈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都是借鑒哈莉特的思想。

帝國主義的辯護人

彌爾的哲學以自由主義與效益主義著稱，他對平等權利的論述到今天仍然是最多人參考的典範，致使人遺忘他同時是大英帝國的辯護人。19世紀的英國仍然奉行重商主義，王室與政府都認為透過高關稅政策以及壟斷殖民地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就可以增加本國財產，國內過剩的人口也可以透過殖民落後地區來消減。彌爾的父輩思想家，比如史密斯與邊沁都反對殖民主義，因為英國既要在經濟上負擔極重的管理與保護殖民地費用，又嚴重妨礙殖民地自身的各樣發展，更連連引起各地戰爭。在彌爾之前的自由主義者都認為殖民主義是英國的長遠拖累，在道義上也毫無正當性。就是從邏輯規定來看，自由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而殖民主義本質就是壓迫其他民族來增加自己的收益，兩者本來就是水火不容的意識形態。

偏偏在彌爾的著作中，我們不單能找到提倡自由主義的論述，也同時找到為帝國主義辯護的最清晰理論。即使在《論自由》中也有這樣的段落：「（自由主義）這一學說僅適用於能力已經成熟的人們⋯⋯專制體制是一種對付野蠻人的合法統治形式，只要目的是改善他們，所採取的手段也由於實際上實現了這個目的而得到證成。」彌爾也認為印度與中國雖然有比英國更長遠的文化和歷史，但與英國相比都是落後野蠻的民族，因此英國對他們的專制統治，不單能維護英國自身的利益，更是對這些「野蠻人」的教化與供養。彌爾一方面認為人類絕對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強迫他人做傷害自己的事，而代議民主制是最好的政制；另一方面又相信所謂落後民族唯一要做的就是服從君主。當然，這種思想矛盾與混合並不足以推翻他對女性平權、民主制的貢獻，但回看這個全面、真實的彌爾將會動搖我們對自由主義的片面看法，思考它與殖民主義的歷史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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