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思考作為方法（上）：現代性即殖民性與解殖｜李柏翰
作者｜李柏翰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教授蔡明發（Chua Beng Huat）曾經提問並分析，為甚麼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在東（南）亞地方不可得，或談起來彆扭，或產生許多自相矛盾的原因：冷戰！不過，若是冷戰格局無解，「解殖理論」（decolonial theories）是否能成為東亞後殖民社會的另類選項？
冷戰之所以「冷」，僅是對於歐洲地方的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對抗而言，但在當時的東亞地區，那是一個「熱」戰時期，諸如韓戰、越戰的爆發。與此同時，各個東南亞國家也還在對抗殖民勢力。在大部分的反殖民抗爭中，共產黨員本來都是抗戰的一份子，但在後來的內戰中卻又變成打擊非共產黨者的主力。
冷戰時期時，前殖民者要不直接參與了跟共產運動鏖戰的武裝衝突，要不援助內戰中反共勢力那一方，使得聯共反殖與聯殖反共的情緒重合交疊。這讓一批剛從殖民壓迫歷史中甫能喘氣的新興民族國家，馬上對共產主義式的極權統治產生聯想及相應的恐懼感，深深影響了這個接連受制於國際勢力消長的區域。
這個「巧合」使當時一票知識份子「輕放」了對殖民的批判分析，甚至可能重新詮釋為民族國家現代化的開端，而這些也都成為後殖民研究窒礙難行的原因。共黨與反共之間的內戰，長期佔據了東（南）亞人文學科的論述，也成了建構「建國史」過程中的兵家之地——後殖民理論難以找到得以伸展的舞台。
直到東（南）亞社會的現代化大致都完成了，各地的知識分子才開始在擁抱與拒斥現代性之間糾結、徘徊。尤其在東西方勢力消漲、區域政治版圖變化的廿一世紀，已幾乎全盤繼受西方知識體系的社會中開始出現反思，質問為甚麼物理上、國家意義上的殖民者被驅逐了，主體上、知識上的解殖卻沒有順勢出現？
出走並回返歐洲，反思現代性
延續一開始的提問，本文想藉機介紹一下起源於拉丁美洲的解殖理論，究竟在思考甚麼問題。主要參考的文獻則以成長於阿根廷的解殖理論家米格諾洛（Walter Mignolo）為主。他的研究主要關注「現代性／殖民性」（modernity/coloniality）的問題。事實上，這也是所有解殖理論家思考的起點。
以「社會學」為例，社會學和現代性是相互構成的，基本上社會學的知識論就是依著「現代化」而生。這個特定類型的「現代」及其發生的政治經濟脈絡，被歸因給了帝國的歐洲。因此現代性就是歐洲——歐洲對「其他」世界的發現。殖民的發生、過程、半終結、延續、再生產，都是現代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往往在現代性的宏大敘事中，只會聽見工業革命、公民社會崛起、民主、資本，世界的其他地方變成這個歷史過程的他者。這也是後殖民理論家容易順著犯下的錯誤，他們把殖民詮釋成資源上的剝奪、主與奴的壓迫／從屬關係，因此把「現代」歸於殖民者，而自己「被現代化」了（不論自願或被迫）。
後殖民理論想像的是，高尚／低賤的差別正當化了殖民者的掠奪。解殖理論家的出發點卻是人與「非人」之間的關係，被殖民者及其地方都是「資源」，（在殖民者眼裡）那裡沒有甚麼東西是具有主體性的。殖民的心態不是宰制或壓迫，是擁有並處分；因此歐洲的社會學會認為，全世界的現代都是同一、同質的。
「解殖」作為思考與行動上的出路
因此「歐洲現代性」的內核是殖民。然而，其他地方「被殖民」或許構成歐洲的現代，卻不等於現代的全部。就這方面，歷史社會學家斑布拉（Gurminder Bhambra）就提出「現代的多重性」（multiplicity in modernity），有別於且批判依賴理論所謂的「多重現代性」（multiple mondernities）。
九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者，批判現代化理論有兩種取徑：一是否定「只有一種現代性」的歐洲中心論，二是提出東／西互構而非互斥的辯證關係，因此想要建立一種「多重現代性」，然而結果卻變成了南／北、核心／邊陲等各種二元論。斑布拉認為，這樣的「多重」仍是以西方為參照點來檢視其他的另類現代性。
從這個角度來說，提出如此主張的社會（學）理論，反而需要透過承認歐洲現代性根源的不可取代性，來重新生產既有知識論的霸權。這其中的危險，對歐洲本身而言，即先驗地錯認歐洲是個同質的整體，而忽略內部相互殖民和宰制的可能性。對非歐洲而言，則是錯把自身經驗視為現代世界的例外、殊異來理解。
就此我們可以說，「後」殖與「解」殖理論之間的差異，既是歷史地理意義上的——前者源於印度與北非，後者濫觴於所謂的拉丁美洲和北美印地安社群——更是理論意義上的——解殖論相信物理上的去殖民（decolonisation）不等於解殖（decoloniality），就像民族／國家獨立或自治也從不等於思想與行動自主。
「殖民性是深入血液、骨髓，深藏在我們意識中的」，秘魯社會學家奎哈諾（Aníbal Quijano）曾這麼說。殖民性就是，每當我們聽到、想到、討論到「現代」這個概念時，莫名其妙地馬上就能毫無障礙對話的基礎。我們甚至不用追問彼此討論的是指哪一種現代，我們擁有它就如同它擁有我們一樣。
缺席的社會學與知識（論）不服從
此這個角度切入，任何當代（包括現代和後現代）的知識結構、地理疆界、地緣政治、國際關係，都是米格諾洛、奎哈諾等解殖理論家批判的對象——不論是自由主義式的世界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比如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相反地，他們希望能建立／恢復一種多元並存的現代性認識論。
解殖理論透過對全球知識系統的重新配置，開啟與現代認識論「脫鉤」（delinking）的分析路徑。這是為了聯繫「未殖民」與「被殖民」的過去們（複數 the pasts）之間的關係。參與許多拉美社會運動的法律社會學教授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也才會提出「缺席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absences）。
這裡的「缺席」也是複數的，指涉兩種抹除與噤聲（silencing）：某些特定經驗被通常性地抹除，以及這些抹除通常是透過某些特定方式積極完成的。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因此具有新的使命，除了找出被抹除的、邊緣化的「另類」世界觀；還得找出那「另類」中甚麼被保留、甚麼則被完全抹去，且為甚麼保留／抹除？
從「現代」的眼光來看，那些被排除的、被認為不屬於科學的，多半也都被認為是不完整、不精確、超自然、不符合現代標準的經驗和敘事，甚至可能稱不上「知識」（knowledge; epistemology）。桑托斯就是希望找出那個被普遍接受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是怎麼變成霸權的、科學意義上的「現代」。
從「缺席的社會學」出發，「普遍的、全球的知識論並沒有要否認或消滅殊異的、本土的經驗，反而會鼓勵它們設想一個超越自身的世界」。如此才能反覆證成某種現代性處於霸權位置的正當性。換句話說，你越相信自己另類且特別，越淪為霸權的參照物，而這也是霸權所追求的——你只能缺席，但你不能消失。
延伸閱讀
· de Sousa Santos, Boaventura (1995) Toward a New Common Sense: Law,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Paradigmatic Trans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de Sousa Santos, Boaventura (2014)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Justice against Epistemicide.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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