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思考作為方法（中）：反抗「疆／域」認識論

作者｜李柏翰

在上文中，我們討論到「缺席的社會學」作為展開解殖思考的方法，我們也談到現代知識生產與再生產中的殖民性（coloniality）。以社會學這個「科學領域」為例，我們發現後殖民主義和解殖理論因出發點不同，導致不一樣的推論和主張；但除此之外，我們究竟能怎麼「（理）解」那個被指稱的殖民性？

邊界思考作為方法（上）：現代性即殖民性與解殖

舉例而言，在2017年一個訪談中，米格諾洛（Walter Mignolo）強調現代知識生產分野的研究「領域」（field）即是一種最直觀的領土型的認識論（territorial epistemologies）。儘管再怎麼倡議「跨領域」，都還是得基於各領域的存在作為前提。另一個例子，則是民族國家成為政治分析的主要對象。

「當發現現代性一元論和殖民的邏輯是相互依存的」，而後者是前者的必要條件時，這就是「解殖性」（decoloniality）被產出——無論迸發或蘊涵、解放或抑制——且被需要的起點。因此，解殖性不僅具有認識論，也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它不是後現代理論的一支，因為後現代也是一種現代的、領土型的知識。

與現代性「脫鉤」的任務無法交由國家、企業、宗教組織來做，儘管它們有時可能會有幫助，比如解放神學的興起、開發中國家的反西化戰略（de-westernisation）、新興市場的區域貿易安排。但這些終究都還是「現代性」賦予、預見且容許的領土型知識，而與解殖所謂「自己掌握命運」的想像有所落差。

抵銷領土、轄域、邊疆的知識建構

能否掌握自己的命運，有兩個關鍵：其一是，活過或活在邊界（border living）。以米格諾洛為例，當他在美國「發現」美裔拉美人（Hispano）與「奇卡諾人」（Chicano）的意義，以及這些身分活在他從未意識到的身體上。另一個關鍵，則是意識到殖民性是現代性的構成要件，而非衍生物——殖民先於現代而存在。

這裡，其實包含了一整套知識不服從（epistemic disobedience）的策略，而起點是所謂「邊界思考」（border thinking）。其中最重要的理論資源來自安卓杜雅（Gloria Anzaldua）1987年出版的《邊／界》（Borderland/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用身體與處境重構發言位置。

安卓杜雅《邊／界》（Borderland/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上述兩個關鍵發生時（兩者間沒有順序），你就可能產生邊界思考：被殖民性所形塑的主體並非「跨越」而是「住在」邊界裡。當你試圖理解世界時，你擁有不只一套思維，多重並存的意識讓你成為自己的他者，比如法農（Frantz Fanon）說的「活成黑人」或杜波依斯（W.E.B. Du Bois）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

法農（Frantz Fanon）

用安卓杜雅的詮釋是：你無法選擇邊界，你也無法決定研究邊界，你就活在邊界、住在邊界中。所有你能運用的理論都被邊界決定了，而這決定是「殖民權力矩陣」（colonial matrix of power）所部署的。也因此，你不被允許參與「屬於現代」的知識生產（比如原住民宇宙觀、伊斯蘭哲學、古代中國思想所處的位置）。

安卓杜雅（Gloria Anzaldua）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住在邊界，也沒必要如此；就如同不是每個人都住在領土上。然而，邊界——或邊疆（frontiers）——是由住在領土上（領域內）的行動者所劃，以保衛其不受「外界」（foreign）力量侵擾。現代西方認識論就是這樣來的，其預設的是邊疆（己身的極限）而非邊界（與他者共有的交集）。

預設「邊疆」的認識論，假設邊疆外的地方是「空無一物的化外之地」，是一個得以征服、先佔、填補、文明化的空間。因此領域認識論無法是解殖的；它是帝國的認識論，透過現代性的話語，合理化、正當化殖民性。反之，所有的解殖思考都一定是出於邊界思維；但並非所有的邊界思維都一定會成為解殖思考。

解殖，以「現代民族國家」的為例

米格諾洛曾強調解殖「理論」（theories）是複數的——邊界意識及其思考活動不可能是單數且一致的——且要當心，不能把解殖性放在現代性理論（modernity theories）的框架下理解，因為邊界思維並非現代的「我們」的一份子，而是與單一、平滑、整全、領域性的「我們」脫鉤的（delinking）。

米格諾洛（Walter Mignolo）

比如說，從解殖角度而言，「民族國家」的概念和相關知識是殖民擴張的重要工具，其治理形式是由有產階級自教會與君王手上奪權後創造出來的（如英格蘭光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民族國家強大的原因有二：其一，它源起於舊帝國的殘骸，如一戰後的奧匈和鄂圖曼帝國；再者，它也在去殖民後的亞非崛起。

當區域政治的去殖民運動成功把殖民者送走，卻保留了殖民者留下來的治理結構。民族國家的知識也順勢在全球流行，不僅成為法律形式上的國家（state），也成為整合公民社會的民族（nation），與之相伴且順其自然生成的，就是國籍、公民、「國界」、民族情感等知識與意識——構成了現代的「我們」。

脫勾於現代性／殖民性的另類治理

既然談到了解殖認識論的起點，也談到這種思考進路為何抗拒國家及其所象徵的「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因為它延續了殖民者的邏輯——使之成為後殖民社會中知識圖景那「看不見的背景」——因此不難理解，為何解殖思想家都喜歡用另類全球化運動匯聚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作為對照。

事實上，「民族國家」的治理結構也開始鬆動了，因此也是我們可以開始思考其他治理選項的可能性。這裡指的不是「國家」斑駁陸離的形式；真正面臨危機、難以永續的是所有國家共有金字塔式的治理架構。使其偏差動盪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型態，導致腐敗和金權，也導致操縱資訊、媒體和廣告就足以控制選民。

米格諾洛舉例，有種另類的治理形式是令墨西哥政府很頭痛的薩帕塔（Zapatistas）原住民解放、反全球化運動，建立了一種原住民世界觀的治理方式，以反抗五百年來的西班牙帝國主義遺緒。這個反抗運動於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當天爆發，為了捍衛當地印地安原住民的權利和自由而生。

這裡有個重點是，不能以現代／西方的認識論和政治理論來解釋薩帕塔運動，比如很多人就會稱這個解放運動為「後現代的無政府主義革命」。但薩帕塔向世界主要傳遞的訊息是：跟國家脫鉤、自我組織的政治形式是可欲的；而這種由人民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 ‘by’ the people）的政治結構是可行的。

邊界思考作為方法（中）：反抗「疆／域」認識論｜李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