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與出版業蓬勃 塑造出關心社會的台灣公民？
台灣走向民主化至今三十年，在塑造如今政治模式的路上經歷良多。社會對於政治的認知、參與和討論程度，也許比我們高。回顧歷史，早在數十年前，台灣經歷過戒嚴時代，再到解嚴、開放黨禁及報禁、反對黨成立、跟中國大陸時冷時熱的關係、數次的政黨輪替……到了今年一月，迎來第七次直選總統，選舉氣氛依然熾熱，青年和首投族更是影響今屆選舉結果的關鍵。現今的台灣年輕人都在民主逐漸成型的背景下長大，對於政治的關切與投入程度偏高。本專題從投身政治運動的台灣青年、港台兩地學者、教育、媒體等多方面，了解台灣社會的政治意識何以形成。
（此為系列報道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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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一個社會的政治熱衷或成熟程度，也許很虛無，但從傳媒及出版行業的蓬勃程度，我們或可從中窺探一二。這兩者對於台灣的時政輿論和公民意識啟蒙影響深遠。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台灣媒體在步入民主化後發展蓬勃，百家爭鳴，報紙刊物、書籍、電視媒體嘗試發出更多元的聲音。然而，隨着政治生態漸趨藍綠二元對立，台灣媒體也開始「歸邊」。
2000年實現首次政黨輪替以後，這種「非藍即綠」的現象更加明顯。《自由時報》、《蘋果日報》、三立電視、民視等為偏綠的代表；聯合報系，以及中天、中視、東森、TVBS等電視台則是偏藍。不過，部份電視台或時政節目主持亦會就着政治形勢而調整政治立場。
時政節目充斥電視頻道
無論是歸類為偏「藍」或是偏「綠」的電視台，政論節目都是必備環節，以「嗆罵」、「怒飆」對方陣營的政治人物為賣點，聚焦本土和兩岸議題之餘，亦會討論全球政經大事。事實上，各電視台眾多的政論節目也不乏支持者，中天的《新聞深喉嚨》、三立的《新台灣加油》和《鄭知道了》、TVBS的《少康戰情室》，民視的《台灣最前線》等都為台灣觀眾所熟悉。
台灣民意基金會在2018年公布的民調，台灣人有21%表示經常收看政論節目，即約400萬人，調查亦顯示，年紀愈大的人會愈常觀看電視政論節目。
新聞台佔據台灣電視台收視率近40%，成了電視台廣告收入的一大來源。除了新聞報道，政論節目亦備受看重。在大選投票日前十日，各傳媒都不得公布選舉民調，中天、三立兩大藍綠陣營代表的新聞收視率便成最貼切的風向標，電視台興衰也反映着台灣長遠的政治民情。在今次選舉之後，三立亦穩坐了收視率第一的寶座。
政論節目備受關注，亦加強了這代台灣人的政治意識，以及對時事的關切，但亦有認為現今的台灣傳媒藍綠分明，難見中肯，甚至有電視台被嘲是「銅臭綠」、「腦殘藍」，輿論質素成疑。
我最近跟以前的老闆聊天，討論媒體生態。我們都覺得台灣有今天的問題，媒體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為媒體比較沒有站在中肯的立場。
台灣出版社玉山社總編輯魏淑貞以前也是做記者出身，也直言現在有些報道「很離譜」。雖然媒體「歸邊」不利民間理性討論，但按照魏淑貞的個人觀察，她覺得在現今台灣社會裏，政治取態屬中間派的人士佔了三四成。這類人群願意在整條價值光譜內取平衡，對不同觀點也較開放。
除了傳媒之外，台灣人吸收政治資訊，建立史觀與世界觀的另一主要渠道，必然是書籍。這些年來，台灣出版業百花齊放，逛書局也早已是香港人到台灣旅遊的指定動作，2016年數據顯示，台灣的人口與新書出版比例為全球第二高，僅次英國，不過這數字近年呈下跌迹象。
書寫台灣人的「完整故事」
主打出版台灣本土歷史、民俗、文學等書籍的玉山社草創於1995年，今年剛好是它成立二十五周年。玉山社乘勢推出了由諸位台灣史相關領域學者執筆撰寫、全套共七冊的《典藏台灣史》，從史前時期說到當代台灣，作為出版社本年的重磅書籍。談到文史書籍，有時或多或少會涉及意識形態的價值判斷，玉山社出版書目的聚焦點在於本土，不免與過去幾十年來傳統的「大中華」史觀論述有所衝突，外人看來也許顯得有點「偏綠」。
「因為以前教科書裏面沒有很正面認識台灣的歷史，所以台灣的過去，現今的青年沒有很了解。」魏淑貞說。所以，玉山社當初希望借助出版書籍，把台灣的歷史、人物、過去發展勾勒出來，讓年輕一代更深入了解自己所身處的土地，從而建構起自我身份認同。魏淑貞也承認，類似玉山社這類型出版社的力量有限，實際傳播力仍有落差，但認為這種認識自身土地歷史文化的書籍，一路以來還是擁有忠實的讀者群。
有人說，互聯網來了，沒人看書了。但書籍的完整性及脈絡性，不是只有數百字，或時長五分鐘的網絡「懶人包」可以取代的。書籍對於培養大眾的人文素養及獨立批判思考，仍然有着不能取代的作用。根據財政部的圖書營利事業家數及銷售額統計，台灣在2019年1月至10月的圖書出版總額比2018年同時期增長了2%。當中電子書漲幅達10.3%，紙本書則為1.8%。雖然在同一項統計上，書店數目減少了1.8%，但是實體及電子書籍總銷售量卻增多了。
魏淑貞觀察到，年輕人近年的閱讀習慣似乎改變了不少。「（玉山社）早年舉辦活動時，出席者都是年紀較大的讀者。很多參加者都是白頭髮或五、六十歲以上的人。但這幾年感覺年輕人多了許多。譬如去年玉山社跟誠品舉辦了一些活動，參與者有很多是學生、年輕人。這個現象跟以前不太一樣。」魏淑貞提到，2014年太陽花學運之後，的確有更多新一代年輕人注意到台灣社會的狀況和問題。自然而然，便會愈來愈想去了解這塊土地。「我們生在台灣，當然要對自己的土地先認識，才會有感情。」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助理教授鄭煒分析，台灣本土文學的出現更強化了台灣人的本土論述及身份認同。「八、九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但同時民間又在建立身份認同，並且有機會去『說自己的故事』。」鄭煒說，「這方面的影響力雖然很難去量度，但可以知道其影響很大。」
社會運動促進兩地交流
鄭煒認為，相較之下，香港人欠缺像台灣般的條件，透過文化作品裏的本土論述去建構身份。「當你說香港的本土文化，很多時候你會說回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東西。說這些東西時，便會發覺不能迴避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因為當年的寫作、電影等，往往都有此元素。」他又補充，這令到香港人的身份建構不夠堅固。「在反修例運動之前，你可以看到香港人的身份建構好像不夠『實淨』。不夠『實淨』的意思是，當你說自己是香港人，你不太確定它包含了什麼。裏面的元素是什麼，其實你很難說得清楚。」
不過，鄭煒同時指出，經歷反修例風波，香港社會對身份建構的意識有所加強，港台兩地之間可以創造對話的地方也多了。「以往常說香港是在學習台灣那一套身份建構、社會運動的論述，現在調轉過來，台灣或許也想不到如何做到香港（社會運動）那種動員能力。為何香港能夠做到呢？當然這與香港『無大台』、如何反省雨傘運動的失敗、如何運用社交媒體等有關。」
結語︰自去年夏天，香港經歷了一場漫長的社會風波，這是前所未見、也是令人痛心的。對香港人而言，也許是「覺醒」，也許是走向成熟的開端。或許，我們不少人也開始反問：我是從何而來？為什麼我會在這塊土地上？這塊土地帶給我什麼？我又能帶給這塊土地什麼呢？這些問題沒有教科書式的「標準」或是「速食」的答案，要自身通過加強人文素養和對所處土地的認知，慢慢提煉出來。在台灣，年輕人的公民意識抬頭，報社、出版社、電視、電台及互聯網等平台，為他們提供知識、思考與討論空間。培養出屬於自身之真實身份認同，才會有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感，繼而主動參與公共議題討論，改善社會政策的不足，也令公民政治意識漸漸成熟。
上文節錄自第205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16日）《由覺醒，狂熱到成熟 台灣青年政治意識如何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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