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覺醒、狂熱到成熟　台灣青年「公民」育成記

自去年中，香港持續大半年的反修例風波，被喻為不少香港人的「政治覺醒」，對年輕人而言，更是實實在在的一堂政治課，也讓我們每個人對於身處的這塊土地，多了一份關心，多了一份思考。政治與我們的距離從沒這麼近，然而，這亦帶來一道反思：香港人對「政治」或者「公民社會」了解多少？台灣走向民主化至今三十年，在塑造如今政治模式的路上經歷良多。社會對於政治的認知、參與和討論程度，也許比我們高。回顧歷史，早在數十年前，台灣經歷過戒嚴時代，再到解嚴、開放黨禁及報禁、反對黨成立、跟中國大陸時冷時熱的關係、數次的政黨輪替……到了今年1月，迎來第七次直選總統，選舉氣氛依然熾熱，青年和首投族更是影響今屆選舉結果的關鍵。現今的台灣年輕人都在民主逐漸成型的背景下長大，對於政治的關切與投入程度偏高。本專題從投身政治運動的台灣青年、港台兩地學者、教育、媒體等多方面，了解台灣社會的政治意識何以形成。

（此為系列報道之一）

在自由空氣下成長 運動推動政治熱忱

「台灣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如果說年輕人在高雄或屏東等南部城市要回到台北投票，高鐵來回最快也要四、五個小時，要花近三、四千元台幣。」去年從國立台灣大學（台大）法律系畢業的林彥廷認為，在選舉中投票是必須履行的責任。可是，對於青年族群而言也非想像中那麼容易。由於年輕人往往出外求學、工作，回家交通費昂貴、投票日要上班等原因，降低了青年回到戶籍登記地投票的可能。

在過往的台灣選舉，「青年投票率低」是屢見不鮮的現象。民進黨副秘書長、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曾指，在2018年的九合一選舉中年輕世代在投票意願、投票率上，皆有「頗大程度的下滑」。然而，2020年總統大選卻顛覆了這個趨勢。

據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布的2020年總統大選的統計資料顯示，青年選民（20至39歲）約有667萬人，佔了總選舉人數三分之一，其中20至23歲首投族人數共有118萬人。多項分析相信，全因「年輕人全部走出來投票」，催谷投票率（總投票率為74.9%），而且因大部份青年選民都支持綠營，40歲以下的選民群體，卻有高達72%的人傾向投給蔡英文，造就蔡英文輕鬆勝選，以史上最高的817萬票連任，比國民黨的韓國瑜多出二百多萬票。

泛綠世代為何站出來？

2020年的青年投票率趨高，不少分析都提到香港「反修例風波」是主要推動因素。不過，不少人忽略的是，2018年台灣的九合一選舉及公投之結果，亦促使很多年輕人覺得「要站出來」投票。

2018年除了有地方選舉之外，還有10個公投案，當中5個是跟性別、同志議題相關。由於年輕人是「挺同」陣營的中堅力量，所以，他們手中的票對公投案通過與否非常關鍵。可是，20到29歲的青年投票率不足六成。選舉前，很多年輕選民理所當然地認為，*同性婚姻「入民法」和同性戀性別教育的議案會順利通過，卻沒想到雙雙遭否決。

*注：2018年公投否決了「應該直接修改民法保障同性婚姻（入民法）」的議案。因此，行政院根據公投結果，以「制訂專法」方式處理同性婚姻。根據律師呂秋遠在《風傳媒》刊載文章，「入民法」與「制定專法」原則上只有一點不同，就是「同志婚姻不得收養與自己無血緣關係的子女」。大致上異性婚姻擁有的權益，同性婚姻幾乎全部擁有。

這場公投案的期望與現實落差頗大，同時戳穿台灣的世代差異。同志平權只是其中一個反映差異的議題，還有年金改革、轉型正義等議題，青年知道手中的選票才是參與建構公共政策的強效工具。兩年前得到的「教訓」，無疑激起年輕人今屆大選的投票意欲。

林彥廷跟同學、朋友組成的台灣青年民主協會（下稱青民協），在今年選前籌組了「返鄉列車」運動，向外界募款助學生坐上「返鄉列車」，回家投票。他們總共籌得約250萬新台幣（下同，約63.9萬港元），協助了約3,500名同學回鄉投票。「我們本來只想募資100萬元，結果不到24小時就達標了。2018年，我們花了兩個禮拜才達標，當時金額也是100萬元。」林彥廷說。

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台灣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隨之而來是黨禁、報禁的廢弛。台灣自1991年正式啟動修憲，逐步邁向民主化，政治組織、論政媒體、公民議政論壇在九十年代茁壯成長，加上黨內外政治菁英的推動，最終台灣在1996年迎來史上首次公民直選的總統大選。2000年，台灣實現了首次政黨輪替，至今已歷經三次。

大部份人都將1996年總統直選視為台灣民主化的最後一塊拼圖。23歲的林彥廷在1997年出生，其成長過程之中，總統都是「投票選出來」的。他形容自己從小到大都是「呼吸着自由民主的空氣」，在家庭和電視媒體的薰陶下，自小便聽慣藍綠之爭等高談闊論。自從台灣解嚴，每當選舉出現，它產生的競爭性、輿論性，總是伴隨着屋內的電視媒體而成為焦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不同政治立場的電視台、紙媒亦百花齊放。

「我們家裏以前非常愛看電視，所以，在電視新聞媒體的渲染下，我接觸到大量的政治訊息，而令我（對政治）感到好奇。」林彥廷坦言，自己現在對政治有如此大的興趣，家庭因素對他影響非常大，父母在家中都會熱烈地討論時事政治。

我們這群人（大概就是22、23歲，大學剛畢業）有兩個特性。第一，官當得多高，也需要聽人民的話；第二，自由是我們應該得到的。有政治知識的台灣人看到香港立法會議員被DQ（取消議員資格）等事件，是我們難以想像的。

他又說：「當然，如果我們看到五星旗在台灣到處飄揚，人們說要統一，我們也會同意：這是言論自由的一部份。」

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這幾任總統都是讀法律系的，林彥廷回想起小時候有個想法：要讓社會變得更好，便需要參與公共事務，修讀法律能夠助他一把。「我小學三年級就想讀法律，當然，那時候只是一知半解。」如今，他覺得受過嚴謹的法律知識訓練，讓他更懂客觀地看待各種議題。

青年參政催生不同可能

對於台灣這一代年輕人，2010年代是重要的十年：高潮迭起的社會運動及素人參政，為他們帶來一場真正的「政治啟蒙」。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政治素人如雨後春筍，投入選舉、籌組新政黨，青年參政成為台灣建制的一股洪流。譬如初期有太陽花學運重要領導者黃國昌領軍的「時代力量」，作為分流傳統藍綠二元對立的第三勢力。在今次選舉中，時代力量取得逾109萬政黨票，得票率7.7%，稍高於上屆的6.1%。

2018年九合一選舉時，多名年輕「素人」出選市議員。譬如在台北市，選舉委員會公布的市議員參選年齡有年輕化趨勢，平均是45歲，29歲以下有9人。還有時代力量前黨員、現任無黨籍立法委員林昶佐、今年首度晉身立法院的新興政黨*台灣基進的陳柏惟等，都是政壇年輕代表。

*注：台灣基進成立於2012年，其總部位於高雄，現任黨主席為陳奕齊。台灣基進走本土路線，按照其官方Facebook專頁介紹，它的目標是致力於「讓台灣更民主、主權更自主、社會更自由，免受中國侵略和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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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歲的陳柏惟擊敗台中世襲派系對手顏寬恒，成為一時佳話。曾當過電影製片的陳柏惟擅用社交媒體的影像傳播力量，在網上迅速取得知名度，令他成功擊敗集中在地經營的對手。當中，或多或少反映着新世代參與政治的新模式─在網絡炒起政治話題。更年輕的林彥廷這次也實現了「不同可能」─在總統候選人名單出爐後，台灣青年民主協會舉辦了一場候選人與青年面對面交流的論壇，首次成功邀請所有總統候選人出席。

「年輕人敢衝，原來是有機會加入體制。」去年，林彥廷跟多位二十多歲的朋友撰寫了一本「青年政策白皮書」，在能源、國防、教育、文化等不同範疇為政府「出謀獻策」。譬如在LGBT政策中要重視多元價值、反核能的環保訴求，實現「智庫式」的青年倡議。「總的來說，我們就是凝聚青年對社會議題的看法，讓大眾知道年輕人不是沒有意見，不是只有乖乖讀書就好了。」

政治需要勇氣，「衝」是「衝」了，當中會有檢討的空間嗎？很多人說年輕人參與政治，有時候是被一時激情所帶動。林彥廷認為，他們這種參與政治的責任感，是一點一點累積起來，不能說只有「一時激情」，更貼切應該說成「高峰期」。比如說香港「反修例」事件，就是台灣青年參與政治的「高峰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黃信豪則認為，近年的政治風潮如此盛行，需要一些「特殊的事情」發生。黃信豪舉例說，太陽花學運之所以爆發，是因為前一年「*洪仲丘事件」這個引爆點。「因為事件關乎當兵的事情，它跟每個人的生活經驗比較接近，所以他的不幸能激起大家的同理心及危機感，年輕人才會那麼大規模走上街頭。」

*注：2013年7月，陸軍義務役士官洪仲丘在退伍前兩天死亡，生前疑遭上司處分時受霸凌、虐待。此案掀起台灣社會對軍中人權、軍隊懲罰制度等的廣泛關注。案發後，洪仲丘之姊洪慈庸一直向媒體申訴，成為年輕示威者的象徵性人物。以年輕人為首的沸騰民怨發酵至翌年初，間接導致3月的「太陽花學運」。洪慈庸在學運後加入新政黨時代力量，步入政壇。

在九十年代初，台灣社會解除戒嚴後，黨外人士有機會參與政治民主化改革，議政風氣日漸開放，各類型新聞、政論媒體慢慢出現分野，逐漸形成各有各的受眾與支持者。雖然這種立場分明的媒體光譜有它們的缺失，卻反映着開明社會在言論上的百家爭嗚。開放公共議題討論，直接導致2000年代起愈來愈多的民眾表達訴求的大小型社會運動，例如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

*注：中國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於2008年11月來台訪問，獨派人士示威抗議，警政單位被指不合理使用警權，引發學界及民運人士通過靜坐及示威，抗議行政機關及警政單位濫權，並要求立法院立即修改限制人權的「集會遊行法」。

繼而到2014年初掀起席捲全台的太陽花運動、2015年的反課綱運動，以及2019年香港「反修例風波」在寶島掀起的政治餘波，各大院校到處出現支持香港示威者的「連儂牆」，藍綠陣營藉「反修例」互相針砭的意識形態等。

歷史背景導向不同目的

談到香港及台灣年輕人在政治上「互相影響」的問題，黃信豪認為，大約是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後，台灣才對香港雨傘運動有些示範作用，此前兩地青年在這方面沒太多往來，但兩者在政治參與的形式上差別頗大。「從太陽花學運以來，那時候反對的是馬英九政府，但最終還是回到體制內。這也顯示出我們民主體制的彈性和適應性。但香港就不一樣，他們會走到體制外，我覺得這對中共而言也是一個挑戰。」他又認為，兩地年輕人在政治上始終着重於中國因素。

仔細察看，台、港兩地經歷了不同的歷史背景，台灣青年對於威權戒嚴的過去大多反感，香港青年則普遍對過去英殖時代有「美好想像」。黃信豪認為，台灣年輕人大多成長在民主時期，對威權時期反而沒有生活經驗，關於這方面的理解多是由教育而來。香港年輕人對於英殖時代的美好，就更是「想像出來的」，因為英殖時代更不民主。

不管你是不是主張台獨，大家的共識就是要維持民主體制，這是大家不會有意見的，但香港可能不是這麼一回事。相較之下，香港年輕人的政治參與就更以抗中為目的。

他續指，兩地的歷史差別對於運動的目的或結果，會有不同的認知。台灣青年的目的在於保衛民主機制，香港青年的目的不盡相同，有人要求港獨、有人要求普選、有人捍衛言論自由。「不管你是不是主張台獨，大家的共識就是要維持民主體制，這是大家不會有意見的，但香港可能不是這麼一回事。相較之下，香港年輕人的政治參與就更以抗中為目的。」

他又認為，香港是一個高度流動性的社會，若家庭經濟條件不俗，可能在1997年前已經移民。台灣畢竟流動性沒那麼強，還處於一個完整的社會形態，大多數人還是在這裏成長、受教育、生活，這種流動性亦影響到人們關心一塊土地的多與少。至於政治成熟不成熟的問題，黃信豪認為，絕對成熟的政治參與應是民眾對於公共領域的事務都感興趣，「從社區、到學校、到公司再到國家等，台灣也沒做到這樣，我想香港應該更差。」

上文節錄自第205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16日）《由覺醒，狂熱到成熟　台灣青年政治意識如何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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