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觀察】中國自由派為何失敗了？

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很多人看到了中國自由派從「群情激奮」到「啞然失語」的變化。而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這隻最大的「黑天鵝」飛出後，尤其當中國疫情得以基本控制、全球疫情蔓延開來後，中國自由派這一群體又一次主動或被動地完成了從亢奮到離場的角色轉換。

從香港反修例到新冠肺炎疫情

先來回顧一下香港反修例中中國自由派的表現。概括一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反修例運動爆發伊始，尤其是罕見地百萬人遊行示威，讓中國內地自由派頗為亢奮，直言「為香港驕傲」，力挺香港民眾走上街頭爭取民主和自由。第二階段，眼見發生了暴力衝擊立法會等事件，一些自由派雖然有搖擺，但仍認為是香港警察以催淚彈、布袋彈、橡膠子彈應對在先，而後才有了示威者不得已的暴力抗爭；到了第三階段，當看到暴力有增無減，故而一邊奉勸香港年輕人「不要用青春的血祭不愛你的國」，一邊也不得不漸次退場。

再看這一次的肺炎疫情，也基本上沿着這一脈絡展開。第一階段，疫情在中國爆發時，因前期瞞報人傳人以及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問題，中共成為眾矢之的，防火牆內外輿情沸騰，一度形成強大倒逼態勢。鑑於此態勢，原本沉浸的自由派以及「公知」等也紛紛站了出來，揪着中國各方面的問題口誅筆伐，而官方此前的一些說辭，比如「厲害了我的國」等，也紛紛被解構，用於反諷，也用於夯實己方的先見。

也因為有這樣的「先見」，所以當不少西方媒體揮舞着「民主」、「人權」的大棒來圍堵中國、討伐中共時，不少自由派雖然對於《華爾街日報》的「東亞病夫論」不敢苟同，但卻路徑依賴式地「歡迎」着那些來自西方世界且明顯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圍攻堵截。而中美之間因為「東亞病夫論」展開的媒體戰，在不少人自由派看來，中國從一開始就是輸家，因為「新聞自由」這一關就過不了。

待到進入第二階段，也就是中國疫情在「全國一盤棋」之下得以基本控制，轉而世界範圍內開始蔓延和擴大化後，原本活躍的自由派則紛紛扮演起了「遊說者」的角色。具體來說，雖然都是封城、封國，但中國封城是徹底的，是限制民眾自由的，是不人道的，而意大利、西班牙、美國等西方國家，就顯得人道多了，還能遛狗，還能隨意出門，酒吧餐廳還營業。而當英國首相提出「群體免疫」一說後，又有不少人舉起了「科學」這面大旗。可設想一下，如果這樣的「科學」概念從中國領導人口裏說出來，估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到了第三階段，也就是全球範圍內拉響警報，中國開始扮演積極角色。世界不少國家都對中國表示了感謝之情，世衛組織也延續了一開始的態度，對中國防疫舉措給予肯定。一些原本氣勢洶洶的自由派，被迫失語和離場。

從香港反修例到今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內地自由派和公知真的失敗了嗎？要知道，自由主義在中國，長期以來都有着豐厚的土壤。自由派所倡導的自由權利、人身安全、法治秩序以及私產神聖不可侵犯等價值觀，也早已深入人心。一邊是「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感召力，另一邊卻是在現行體制之下的失語和離場，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內因才是關鍵

這其中，不可否認有中共的原因，比如包括《炎黃春秋》、《共識網》以及南方系等自由派媒體的紛紛淪陷，還有一些自由派人士在言論管控下消聲。中山大學博士陳純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分裂及輿論的兩極分化》一文中，就將自由主義在輿論場的式微歸咎於公權力的全面打壓，「打壓高潮則是2015年：《慈善法》出台、709律師被逮捕、微博『公知』悉數被封」」等。

以上，是切實存在的事實，但也僅僅是構成自由派分化、變質的「外因」，最關鍵的還是「內因」在起決定性作用。而且某種程度上，一些「內因」反過來加速了「外因」的廣度與強度。

具體來說，自由派首先面臨的是「意識問題」。鑑於自由派知識分子天然地追求自由，對愛國主義充滿警惕、反感，擁抱市場經濟，社會運行上贊成分權自治，強調程序正義，所以中共的諸多做法，都讓自由派看不慣。因為多數自由派預設了一個大前提，那就是中國必須走上西方式的道路，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仍在他們的腦子裏不停盤旋。即便歷史終結論本身已經自我終結，福山也對此做了自我檢討，還是阻擋不住自由派趨之若鶩。

歷史學家、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秦暉2012年曾說，不要老提什麼西方和平演變中國，中國也有可能和平演變西方。雖然不知道中國和平演變西方的那一天會不會到來，以及什麼時候到來，至少這樣的說法背後，有一個基本事實在支撐：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餘年，被西方改變的地方少之又少，改變西方的可能性卻越來越大。顯然，很多自由派並不願意承認這一事實。

更早之前的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際，，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的李慎之曾為有着中國年輕一代政治學者的領軍人物之謂的劉軍寧的《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作序《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序文中寫道，「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的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坦白說，這不是翻版「歷史終結論」又是什麼？

意識問題之外，自由派的兼容性也越來越差。新文化運動領軍人物胡適說過，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目前來看，很多自稱或被稱自由派的人，不僅沒有了自由主義者秉持的所謂「自由」、「包容」，而且腦子裏充滿了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二元化思維。在學術界，甚至不斷出現了因為某一個毛左派參會，自由派拒絕與之同會的情況。給出的理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時政評論員石勇在《「左翼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一文中就直言，歷史給自由主義提供過非常好的機會，一直到大概2008年以前，中國社會輿論的土壤都有點偏右。一方面，精英們要「防左」，「左」有歷史污點，被污名化，在「勢」上落了下風，而自由主義卻在競爭中佔據了天時地利。可惜，很快就不行了。

「不行」的原因，除了近乎民粹的極端化二元思維之外，石勇還提到了一點，當年那些「自由主義者」唸唸有詞的「自由主義」，並不是多麼與時俱進，恰恰是西方早已拋棄的歷史垃圾。這種版本的「自由主義」，只是對應於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那種低級版本，站在資本一邊，對平等、社會福利政策特別反感。這正是經典的「右翼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這種版本的「自由主義」，被學者甘陽質問，到底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回答是：貴族的。因為一種站在資本一邊，拒斥平等、社會福利政策的「自由主義」，邏輯上雖然沒有否定，但一定兑現不了平民也享有自由的理論承諾。而至少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同時面臨兩個大問題：制約權力、社會不公。這種版本的「自由主義」，最多能夠對解決第一個問題提供思路，而對於第二個問題無異於火上澆油。因此，在貧富懸殊、國企管理層收購（MBO）的熱潮中，「自由主義」退化為一種為社會不公和權貴資本「搶劫」進行辯護的理論。這樣的「自由主義」不走向自我污名化，那就奇怪了。

面對這樣的窘境，自由派內部也有一些反思的聲音出現。比如學者榮劍就曾在《中國自由主義的「第三波」》一文中，將自由主義的問題歸結為「致命的自負」。具體來說，任何理論的「自負」，均是來源於對自我能力的過高估計或對自我邊界的模糊。就前者而言，是錯誤地以為依靠某種理論能夠解決一切現實問題；就後者而言，是不瞭解理論有它存在和發揮效用的約束條件，脱離這些約束條件，理論將一無所用……自我反思和審查是困難的，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又怎能保證理論的有效性？所以，自由主義在中國要想成為一種普遍的價值觀，必須摒棄其「致命的自負」，清醒地認識自身的侷限，主動適應現實中的約束條件，以中國的問題意識為導向，將西式話語置入中國語境，開展與各種思想的全面對話；惟有如此，才可能在中國的現實土壤上夯實其理論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一場專制與自由的較量

其實，拋開自由派本身的問題，放在更大範圍和更長時間周期來看，人們對專制主義各種「問題」的認知是相對容易的，批判也因此從未間斷過，但對於自由主義過去一百多年在中國的存在，卻往往缺乏必要的再認識與反思。好像只要舉着自由的大旗，就天然地站穩了道德制高點；好像只要站在現行體制的對立面，各種不如意都可以歸咎於政府。

「中國自由主義者必須能夠解決中國當代面臨的各種問題，尤其是關鍵性的一些問題，這才是最重要的。」從教育家嚴復系統將西方自由主義輸入中國開始至今，中國在不同階段面臨着不同的問題。五四時期，人們看到了「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賽先生」（Science，科學），卻忽略了積貧積弱之下普羅大眾對於「錢先生」的基本訴求；毛澤東時代，中國依然一窮二白，內外兩個大局風雨飄搖，自由主義必然歸於沉浸，因為歷史條件不成熟；鄧小平時代，自由主義有起有落，基本上也未能脱開「關鍵性問題」本身。到了今天，自由主義再次進入低谷，原因不會是單向度的自由派本身或是中共，而是各種歷史與現實因素共同導向的結果。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該如何認識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實踐與問題？中共黨史專家王海光認為要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專門領域深化對自由主義相關主題的研究。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更大的挑戰。學術的專業化，不僅要求學者秉持價值中立的學術立場，而且還要求學者必須有豐富的知識儲備。目前自由主義理論能力的不足，除了是受制於體制的約束因素之外，還受制於學者自身的知識侷限。正是在外在的體制和內在的知識的雙重約束下，自由主義在理論上無法達到像上世紀三十年代那樣的原創水平，因為那個時代的言說條件和知識條件都具備了。

就歷史研究而言，王海光的深刻體會是，每一個重大歷史問題的「破題」，都是對原有的意識形態構建的一個很大突破，現在這樣的工作已經方興未艾。而自由主義現有的研究模式是缺乏必要的知識支持，僅僅是從理論到理論，從邏輯到邏輯，其中缺少豐富的歷史內涵、中國元素以及對本土經驗的總結。

中國最大的「本土經驗」是什麼？恐怕不是自由派所謂的「自由」、「民主」，而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小米加步槍」，是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早在1939年，毛澤東有關五四運動的講話中，就提到了問題的癥結，放在今天同樣適用。原文是這樣說的，「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講什麼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

這就是中國的現實國情，脱離了這個大前提，永遠認不清、看不透。

陳純在《中國自由保守主義的沒落》一文中，曾有過一段「慷慨激昂」的假設：多少人幻想過的「歷史重來」，不就是現在嗎？現在中國有一個比清王朝更有組織力的政治體制，有一個比1840年更友善的國際環境，現在中國重新遭遇西方會怎麼樣？說不準。但通過「去西方化」，模擬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再以更「健全」、更「有底氣」的心態去應對，而非「揮刀自宮」以求生存，這不是多少讀書人夢寐以求的時刻嗎？和這個相比，所謂的以市場經濟走向自由民主，讓中國變成某個西方國家的一個拷貝，又算得了什麼？

歷史不會重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也沒辦法模擬。不過至少，自由主義在中國曆經百餘年的跌宕起伏，也是時候結合中國的關鍵性問題來一場徹底的自我反思和自我「革命」了。否則，最後剩下的，可能只是一堆脱離中國實際的口水和謾罵。這與自由派一直以來看不上眼的毛左派，又有什麼不同呢？

回到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確這場突如其來的重大危機檢驗了一切，也拷問了一切。對於中國內地自由派來說，如果可以，不妨也以此為契機，重新思考中國的「關鍵問題」，理解中國的現實國情。畢竟，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的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