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中國不能挽回西方的失勢

撰文: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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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巴勒斯坦裔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在1978年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裏提到—所謂「東方」,其實是「西方」建構出來,好加以支配、宰制的概念。然而,四十多年過去了,我們仍無法擺脱東西二分的世界觀。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國際颳起批判思潮,後現代、女性主義、後殖民理論層出不窮,「東方」雖得以由客體回歸主體,但脱離西方霸權話語的東方該如何自立,仍是未解之謎。隨着世界政經情勢變化,西方近來也面臨了類似的掙扎。

2月14日,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慕安會)在德國召開,70多國政要共聚一堂,探討今年的主題—「西方失勢」(Westlessness)。議程緊扣四大問題:世界是否變得愈來愈不「西方」?西方本身也不「西方」了嗎?「西方」退出諸多監管機制意味着什麼?「西方」對日益激烈的大國競爭意義為何?

就像「東方」無法自立而生一般,會上討論的雖是「西方」問題,卻屢屢將中國捲入辯論之內。往復之間,既突顯中國地位的今非昔比,也揭露東西二分的深層矛盾—東方雖受西方輕視,但若沒東方可對比,西方便優越不起來。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反駁「西方失勢」,認為「西方正在獲勝」。(AP)

內部分歧盡現人前

自1963年首次召開以來,慕安會便一直是國際安全論壇的重要陣地,早年多由北約與歐盟成員國參與,直到冷戰結束後,東亞、中東歐各國才陸續加入。

然而,論壇雖於2011年促成美俄交換《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批准書,象徵冷戰後的新和解,但此般氛圍如今已不多見,取而代之的是滿場自我懷疑與猜忌疏離。

會議開幕後,歐美跨大西洋聯盟內部的戰火瞬間開打—先是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批評美國「未盡國際責任」,接着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馬上反駁「跨大西洋聯盟的死亡被嚴重誇大了,西方正在獲勝」,沒想到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隨即反嗆「西方已快撐不住了!」從華盛頓到柏林與巴黎的距離,或許從沒像現在這麼遙遠。

上述便是「西方失勢」的原因之一—立場分歧。在慕安會的透視鏡下,各國脣槍舌劍、光影駁雜,隱約折射出對跨大西洋聯盟的三種態度:其一,是法國所代表的歐洲獨立願景派;其二,是波蘭等東歐國家象徵的反俄親美派;其三,是以德國為首,提出反思,但仍猶豫不決的徘徊派。而在這三大派中,又以法國立場最為鮮明。

默克爾政權因難民問題而受巨大衝擊。(AP)

馬克龍首先批評「美國優先」一意孤行,損害歐洲利益;接着又強調歐洲不能只有大西洋戰略,還得要有獨立於美國與北約的歐洲戰略。這雖然是少數聲音,卻其來有自。自蘇聯瓦解之後,歐美的共同敵人一夕消失,所謂共同利益自然也打了折扣,雙方在中東、地中海、東亞的立場分歧日漸明顯,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雙方關係更是急速惡化。例如2019年,美國突然宣布要從敘利亞北部撤軍,馬克龍便憤而脱口稱「這是北約的腦死亡!」2018年,特朗普單邊撕毀伊朗核協議,更讓其餘歐洲國家疲於奔命。

馬克龍此次發難用詞雖稍有收斂,但仍相當不給美國面子。其先是強調北約與歐洲戰略是歐洲安全的兩大支柱,還公開邀請德國參與跟法國核武相關的戰略對話,企圖藉本身的核資產,爭取重塑歐洲主權的代表性。

自由主義搖搖欲墜

「西方失勢」的另一根源,則在於自由主義的搖搖欲墜。若撇除地理、人種與文化侷限,所謂「政治上的西方陣營」,往往是指稱奉行自由、民主、人權,以及所謂「普世價值」的國家,然而,這種「西方」的優越感卻在近年跌到谷底。

2010年,中東爆發阿拉伯之春運動,歐洲各國多稱許這波反政府示威潮;然而,自敘利亞內戰爆發後,雪崩般的難民潮先是湧入南歐,又接連滲入西歐與北歐,輿情終於起了變化。以德國為例,總理默克爾原本主張盡可能收容難民,沒想到最後卻爆發了2015跨年夜大規模性侵事件,其中受害者超過1,200人,參與嫌犯高達2,000人,而且多是來自中東的阿拉伯裔難民,民眾得知後激憤不已,不僅紛紛要求默克爾下台,整個社會也陷入更嚴重的撕裂。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抨擊華為,遭致傅瑩反駁。(AP)

在難民潮的拷問下,歐洲的政治傳統、財政體系與社會穩定身受重傷,最後不僅促成了民粹與極右政治家的崛起,更間接導致英國脱離歐盟。

放眼歐洲,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法國國民聯盟領袖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意大利聯盟黨黨魁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和波蘭法律與公正黨黨魁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等極右領袖皆有一定聲望;反觀默克爾、馬克龍等傳統政治菁英,不僅要處理國內的經濟衰退,還要應付反伊斯蘭、白人至上主義的反撲,左支右絀,又左右難為。

歸根究柢,「西方失勢」最根本的問題,在於陣營對內原有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衰弱,對外戰略又是美歐各國立場不一,等於在身份認同危機下,還得面對兄弟鬩墻,自然身心交瘁。但原本強大的西方之所以走到今天這般境地,也與東方地位變化有關。

中國「威脅」的西方想像

西方過去一度壟斷世界經濟與科技話語權,但如今中國迎頭趕上,便壓力倍增。此外,在金融海嘯與歐債危機後,各國也不再槍口一致對準中國,反會在某些議題上尋求與中國合作的機會,所謂的團結從而有了破口。正是這種選擇性騎牆的舉動,引發了美國忌憚,故而屢屢標舉「中國威脅論」,一來遮掩自身污點,二來塑造團結。

例如此次慕安會,中國電訊商華為便明顯成了美國轉移焦點的箭靶。先是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在2月14日表示「華為正在輸出數碼專制主義,倘若你選擇人權與自由,就不要用華為」;此番言論引來與會的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瑩即席質問,「中國引入微軟、IBM、亞馬遜等西方技術後,仍保有自己的政治體制,並無受到威脅。為何華為的5G就會威脅西方政治制度呢?你真認為民主如此脆弱,華為區區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威脅到它?」

無獨有偶,蓬佩奧也與中國外長王毅在2月15日的會議場地短暫隔空交火,前者直指中國的高技術企業是情報部門的「特洛伊木馬」,後者則以「這些指摘都是謊言」加以回擊。諷刺的是,近來《華盛頓郵報》才踢爆,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德國聯邦情報局(BND)聯手操控瑞士加密通信設備公司Crypto AG數十年,共竊聽超過120國的機密情報;更諷刺的是,即便美國已不顧形象大聲疾呼,英法德仍不打算跟近,英國甚至在1月底宣布,要讓華為參與英國的5G建設。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於2月15日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講,反駁美方指控。(AP)

在西方以「普世價值」掌門人自居的年代,「中國威脅論」市場大好,彼時西方做什麼也有免死金牌,即便其主導的國際秩序本質仍是強凌弱、眾暴寡,卻仍能享受政治正確的前呼後擁,只因在其強大的經濟基礎上,漂着一團虛無縹緲的價值承諾—對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堅持、對經濟市場的維護、對國際合作的倡議。但倘若承諾無法兑現也不要緊,只要塑造一個更邪惡的敵人即可。

於是,中國屢屢成為西方箭靶。從西方媒體對新疆再教育營的報道,到造謠中國政府「大舉監禁」加拿大人以報復孟晚舟案等,種種誇張敘事層出不窮,有效遮掩自己的表裏不一。在慕安會上高喊「藉對話建立和平」,但所謂的「對話」往往不是實施經濟制裁、發動戰爭,就是資助恐怖主義;所謂的「和平」其實也只有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才配用這個字。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長年挾船堅炮利,漂浮在含糊、華美的詞藻之海上,但自其以解放為名,行市場宰制與資源掠奪之實起,便落入了「西方失勢」的詛咒中—當西方政經實力不再,甚至遭遇難民危機等困境反噬,這片詞藻之海便很容易一夕虛無,從而令西方喪失道德優越,瞬間擱淺。到頭來,真正威脅西方的不是中國,而是他們經濟疲軟下的離心離德,以及言行不一的道德標準。

在全球化時代,人類命運休慼與共,無人能置身事外,此次中國的新型肺炎疫情便是最寫實案例。西方過去沉迷於冷戰對峙,而今又將中國想像為與對立的客體,卻恰恰忘了,這個世界本可無分東西。與其有精力在東西分野上糾結苦惱,不如放眼天下,設法共享跨越東西的合作機會。放下意識形態,精進治理,方才務實,畢竟西方為小,世界為大。

上文刊登於第20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24日)的《消費中國不能挽回西方的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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