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失勢」——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偽命題

一連三日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於周日（16日）閉幕，是次會議以「西方失勢」（Westlessness）為主題，並聚焦於中東局勢、喀什米爾危機、中俄崛起、以及新型冠狀病毒等全球議題。儘管主辦方用「西方失勢」一詞反映出，自由主義治理模式的吸引力已經大減，西方國家欲藉此想出對策，重振聲望，但將國際秩序的變化全盤歸咎於後起國家的挑戰，不但無視自身模式的缺憾，倒果為因，同時亦會刺激兩大陣營的對立情緒，難望解決國際糾紛。

慕尼黑安全會議於1963年由克萊斯特．舒曼森（Ewald-Heinrich von Kleist-Schmenzin）創立，如今已成為各國安全政策決策者聚首一堂、交換意見的主要場地，其意義好比每年在瑞士達沃斯舉行世界經濟論壇。上周五揭幕會議中，吸引40國元首、逾500名高官和議員，當中包括法國總統馬克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以及中國、俄羅斯、伊朗、印度等國的外交部長。

西方影響力漸減之際

對於主辦方而言，本屆主題的背景是基於歐洲與美國的跨大西洋關係，以及二戰後確立的國際秩序漸見分裂。會議前發布的《慕尼黑安全報告》指出，「過去幾十年，使西方團結的答案很簡單：對自由民主與人權、市場經濟，以及全球治理機構的承諾」，主辦方希望藉此喚醒與會領袖反思，全球安全在西方影響力漸減之際將何去何從。

現時大西洋兩岸的關係，或許可見於歐洲代表席間的反應。蓬佩奧演說時，不但沒有贊同主辦方對當下國際秩序的判斷，反而更樂觀地對着歐洲的代表聲稱「我們正在獲勝」，惟後者卻沒有按正常的社交禮儀，報以掌聲和認同，場面反而變得鴉雀無聲，甚為諷刺。再者，除了「獲勝」一詞值得斟酌，跨大西洋國家的關係現時是否仍能稱為「我們」亦屬疑問。

美國外交單邊主義

跨大西洋國家非完美的命運共同體。歐美在本世紀伊始後，便曾於2003年美英聯手入侵伊拉克和2011年干預利比亞政局上出現分歧，惟促成兩者各行各路的催化劑，要數特朗普特立獨行的單邊主義。2017年入主白宮後，特朗普不但公開質疑北約集體防禦的意義和價值，同時更一意孤行地退出由德、法有份促成的伊朗核協議（JCPOA），迫使歐盟須要另覓渠通，嘗試繞開美方的經濟制裁，協助協議起死回生。美國狙殺伊朗二號人物蘇雷曼尼後，更使JCPOA大概亦可宣布返魂乏術。而在華為5G技術的爭議上，歐洲諸國不但沒有理會華府的封殺令，反而更對與中方的合作持開放態度，故蓬佩奧以「我們」稱呼跨大西洋盟友的關係，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除此之外，是次主題以「西方失勢」來形容國際秩序的改變，亦滲有不少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報告指出俄羅斯在中東、非洲和南美的影響力日增，以及中國在貿易和軍事硬件方面的上述區域的聯繫日益緊密，來描述全球面臨的「挑戰」。可是，這種倒果為因的說法不但將西方等同於全球，亦忽視自身政策失誤，先驗地肯定了自由主義全球治理方針並無改良需要。

自由主義的誘惑

近年俄羅斯得以勢力坐大，成為中東眾國的「中間人」，或多或少皆為西方國家的政策「助攻」使然。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即使敘利亞、利比亞的領袖實有踐踏人權的往績，但以美國為首的國家以捍衛人權之名，以軍事手段干預政局，只帶有除之而後快的政策視野，沒有顧及政權更迭的權力真空將如何填補。反而，西方國家對反對派口惠而實不至的支援下，內戰陷入泥漿摔角，逼得華府須借機抽身，莫斯科趁機摻進戰局，乘勢分一杯羹。因此，與其思考如何化解俄羅斯帶來的「威脅」，倒不如先思考國際秩序的改變是如何生成。

再者，先驗地假定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是不二之選，亦會失去其改良的良機。蘇聯解體後，西方世界一直視自由主義為全球和平、繁榮的範本。但當以自由主義之名干預別國時，政客便面對很大的誘惑，考驗他們自制的能耐。更甚者，當他們連多邊主義及國際秩序都棄與敞履，更會成為新保守主義般，不惜繞過既有機制，追求單方面更迭別國政權。過去近三十年，不少發展中國家卻體會到自由主義的基石——依法而治，已成為強權追逐私利的藉口，並以「合則用、不合則棄」的眼光視之，一如特朗普對JCPOA砍掉重練的立場，自然會惹來小國質疑，甚或倒向其他治理模式。這樣說並非要全盤否定自由主義對全球治理的供獻，畢竟聯合國成立的理念就是要為無序的國際競爭帶來規範，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若倡導國際間依法而治的國家，自身也不願遵守國際法的守則，那又何來道德高地指手畫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