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從一次「人災」解讀中國威權政治的兩面性

我們可能必須要面對一個現實——中共過去七年對於官僚主義的整飭，在一場疫情之下竟不堪一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說，「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

如果細數一下湖北、武漢官員從疫情開始時的表現，遲緩，愚鈍，發佈會上不僅口誤連連還答非所問，處理疫情工作遲遲無法展開，眾多患者無法確診擠壓；中國紅十字會物資分配不力，對擔綱重任的武漢協和醫院構成「打壓」；中國疾控中心在疫情之初不是先向社會預警，而是將「人傳人」的判斷寫入論文；甚至有官員在新聞發佈會上現場摘表；輿情管理刪帖不斷，公安部門優先處理「8名造謠者」……以上種種，都讓整個中國民情激憤，如果說如此表現，還要給這些官員打「高分」，像某些中國媒體一樣不斷「袒護」，那就是非蠢即壞，其心可誅。

這種情況直到中共中央決策部門成立領導小組，習近平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之後，局勢才得以扭轉。美國媒體《紐約時報》說，從苟且將就到全國動員的轉變，是中國如何應對突發危機的典型體現，中國像一個行動緩慢吃力的巨人，不願意動，但一旦動起來又可以有着驚人的緊迫性。這讓人看到了習近平領導下的威權政治約定的兩面性。由於害怕打破黨內的規矩，招惹渴望平穩的領導人，連想要為公眾造福的官員都會感到躊躇。反過來，當政府想做事時，它能以冷酷的高效工作。

威權主義又稱權威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也有學者因其與「權威」無關，又稱其為專制政體或獨裁政體。是指處於民主政體和極權政體之間的一種非民主、非極權的政體形式。特點是嚴格遵從政府的權威，而政府常運用壓制性手段，用來維持和執行社會控制。一般指依靠各種行政手段、法令、軍警以控制國民言論、結社、集會等自由之政府。正是在這種威權主義的政治體制下，2012年後，中共高層對於中國官場進行了一系列嚴厲的整飭——比如反腐敗，比如整風運動，甚至也推動了大規模的機構改革。但是如果此次疫情是一次大考，我們就不得不說，這次考試，中國官員沒有「及格」。

在網絡上，有中國網民將此次武漢肺炎疫情死亡人數和今年美國流感人數進行對比，認為相比美國數萬人的死亡人數，這次武漢疫情沒有那麼嚴重。甚至有人將中國大陸的表現與香港、台灣等官方相比，認為中國官員似乎沒有那麼糟糕。且不說每個國家、地區所遇到的疫情情況，社會情緒有所不同，即使真的是相同，中國人何必如此自取其辱，與人「比爛」？如果中國官員、專家的表現能夠更好一些，是否可以從今天數百個因此病死去的民眾中，挽救些許？哪怕早動一個小時，或許就能拯救一條性命，這難道不是為政者的職責所在嗎？如果在今天還有人在為這些官員表現遮掩，「跪在地上」為他們圍上遮羞布，那也許下一次被遲鈍的官員「浪費」掉的性命，就是他們的。

探究再深一步，為什麼當決策層下達命令之後，全國的官員又表現的如此「積極高效」？湖北、武漢官員「連夜開會反思」？威權政治下，以領導者意志為指揮棒，而非以民眾福祉為追求，就是這群中國官員在這次疫情表現中「手足無措」的根本原因。

每個政治體制都有其優劣，威權體制並非一無是處，中國能夠有今天的成就，能夠在十天時間內就建立起火神山、雷神山醫院，能夠將武漢這個一千萬人口的城市疫情，控制在今天這個可控範圍，都是中國體制優勢的展現。

但是，中國的官員們，真的指望每次發生此類災難，都要將問題「直達」中央才要解決嗎？都要讓政治局開會，一層層傳達，才能挪一下「臃腫」身體快速行動嗎？中國政治如果不能從體制層面，根本性的解決這種「只唯上，不唯民」的官場心態，第五個現代化遙遙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