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七宗罪」暴露無遺　中央何時問責湖北官場？

自2003年沙士（SARS）疫情以來，中國社會還從來沒有一宗事件，能像眼下仍在蔓延、肆虐的武漢肺炎疫情那樣，讓整個國家人心惶惶、提心吊膽，到處都成為死寂的空城，迫使高速流動的社會和傳承數千年的熱鬧春節風俗驟然暫停，導致數萬人被病痛折磨，給國家秩序和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難以估量的重創。
而隨着越來越多資訊被揭開，不少人已斷定武漢肺炎疫情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人禍。分析武漢肺炎從最初發現病例、蔓延、大爆發的前後過程，可以發現不論是湖北省、武漢市主政官員，還是國家衛健委、疾控中心，都存在太多疏漏和失職，以至於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連具有官方背景的《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都公開表示：「我個人認為武漢市和國家衛生管理部門對此都負有責任。」

具體而言，對於國家衛健委、疾控中心來說，它們身為醫療衛生領域的專業管理部門，理應及時向政府作出政策建言，向公眾發出預警，可遺憾的是，直到1月20日抗擊沙士第一功臣、著名呼吸病學專家鍾南山院士揭開疫情具有「人傳人」的真相之前，它們在公眾眼裏幾乎甚麼都沒有做，任由疫情惡化。

可事實上，2019年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就已派出第一批專家組來武漢調研並指導疫情處置，期間不可能不知道疫情真相，但還是毫無作為。而據後來多間傳媒披露的消息，國家疾控中心的一眾專家型官員大概率在1月初就已經知道武漢肺炎人傳人的真相，卻沒有公之於眾，而是自私地謀取學術成果，忙着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等海外頂級醫學期刊發表論文，造成海外不少業內人士都知道武漢肺炎真相、中國大眾卻毫不知情的諷刺一幕。儘管後來中國疾控中心出面澄清，但解釋模糊，難以服眾。究竟真相如何，有待官方徹查，給世道人心一個交代。

對於湖北省和武漢市的主政官員而言，至少存在「七宗罪」。第一，應對不及時，嚴重不作為，錯過黃金時間。目前披露的資訊顯示，2019年12月1日武漢市就已經出現第一例不明肺炎患者。據專門收治肺炎患者的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說法，12月29日、30日左右，隨着轉診的病人逐漸增加，他就「覺得這個疫情可能有些嚴重，有點超出我們當初的想象」。可直到1月20日鍾南山院士揭開真相之前，整整50余天時間裏，從武漢市到湖北省的各級官員，沒有人站出來採取果斷措施，一再貽誤時機，錯過最佳應對時間，最終致使肺炎疫情大爆發。

第二，刻意隱瞞真相，發布不實資訊。公開新聞顯示，武漢市衛健委首度披露不明肺炎病例是12月31日，而那時距首次發現不明肺炎病例已過去了30天。而且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信息證實，早則2019年12月底、晚則1月初，武漢市一些醫生就已經預感到疫情嚴重性並報給了上級部門。比如，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彭志勇在接受《財新》採訪時表示，他早在1月初就已經預判「很可能會傳染別人」並報告給了武漢市衛健委。

可面對如此嚴重的潛在危機，不論是武漢市官員還是湖北省官員，非但沒有及時發布消息，反而還罔顧人民的知情權，隱瞞真相，一直強調「可防可控」、「未見人傳人」。直到1月20日鍾南山院士揭開真相前夕，武漢市的說法還是「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可能，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

尤其令公眾難以接受的是，從2020年1月5日到2020年1月16日，由於恰逢湖北和武漢的地方「兩會」召開時間，武漢市衛健委的通報中沒有新增一例確診病例。這樣的失職令公眾失去必要的警覺之心，加劇疫情蔓延。

第三，濫用公權力，造成知道真相的前線醫生不敢言。2019年12月底武漢市8名醫生出於提醒同為臨床醫生的同學注意防護的考慮，在醫生群裏發佈消息說「確診了7例SARS」。結果1月1日這8名醫生被武漢警方處置為造謠者，遭到傳喚和訓誡。在這種壓力下，武漢市前線醫生普遍噤聲，只能按照官方規定謹慎發言。

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專門發文分析稱：「事實證明，儘管新型肺炎並不是SARS，但是信息發布者發布的內容，並非完全捏造。如果社會公眾當時聽信了這個『謠言』，並且基於對SARS的恐慌而採取了佩戴口罩、嚴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動物市場等措施，這對我們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第四，在疫情如此嚴重的情況下，還毫無防護地舉辦大型活動。1月18日武漢江岸區百步亭社區舉行了4萬餘家庭參與的「萬家宴」活動，結果2月5日的新聞顯示該社區確診多宗新型肺炎，其中一小區55幢樓中33幢有發熱病人。1月20日武漢市文旅局準備發放20萬張文旅惠民券，鼓勵市民農曆年初一到十五免費遊覽黃鶴樓、東湖燈會、東湖梅園、歡樂谷等文旅景區（場館），後在一片罵聲中緊急叫停。1月21日湖北省官方舉行大型春節團拜會文藝演出。諸如此類的大型活動，只能說明湖北省、武漢市官員的防護意識之差和不作為，令人詫異。

第五，湖北省和武漢市的紅十字會，官僚主義嚴重，效率低。武漢肺炎疫情大爆發後，湖北省、武漢市和民政部均規定，由湖北省、武漢市的紅十字會來統一接受和管理捐贈物資。坦率說，為了便於管理、確保捐贈物資的質量，由紅十字會來統一負責有其合理性，但前提應該是紅十字會具有高效、一流的能力。但令人失望的是，在武漢乃至湖北省大量醫院頻頻出現醫療防護用品告急，向外界發出求援信息後，來自各地的大量捐贈物資竟然一度因為湖北省、武漢市紅十字會的傲慢和低效、繁瑣審批程序而不能及時發放。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湖北省、武漢市紅十字會發放的醫療物資中，起初不在肺炎疫情定點醫院名單之中、以整形和生殖為主業、醫護人員較少、莆田系的仁愛醫院竟能收到1.8萬片KN95口罩，而作為抗擊疫情主力、擁有醫護人員8000餘名的協和醫院卻只收到3000片普通口罩。儘管後來在網絡民意群情激憤下，湖北省已經問責了紅十字會3名中層幹部，但紅十字會在國人心中的形象和公信力由此已經直線下墜，不可不反省。

第六，疫情大爆發後，應對緩慢，甚至不及疫情相對較輕的其它省市。湖北省、武漢市應對疫情的步伐一直滯後於病毒蔓延。1月2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出批示，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後，湖北省、武漢市才成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1月22日，作為肺炎疫情重災區的湖北省才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二級應急響應。而1月23日，疫情遠比湖北輕的浙江、廣東、湖南等多個省市已經陸續啟動一級應急響應。或許是在外界壓力下，1月24日湖北省才後知後覺地啟動一級應急響應。從近年來內地官場一直強調守土有責、落實屬地管理責任來看，湖北省應對肺炎疫情的表現明顯不及其它省市。

第七，湖北省、武漢市官員在應對肺炎疫情時荒腔走板、手足無措，決策時考慮不周、「頭痛醫頭」，統籌協調混亂不堪。湖北省委書記在記者會上只顧着念稿子，答非所問，備受爭議。湖北省長在武漢封城時口口聲聲承諾「物資儲備和市場供應是充足的」，結果迅速傳出武漢乃至整個湖北省物資短缺的消息，尤其是醫療物資嚴重供應不足。武漢市委書記在描述工作心態時，雖然表示了「內疚、愧疚、自責」，但在意的只是讓「黨中央、國務院操心」，而不是給武漢市民帶來的嚴重傷害。武漢市長在承認「預警不夠」時，卻推脱要有「授權之後才能披露」。

因為前期組織協調的混亂和決策時嚴重考慮不周，武漢市醫院床位非常短缺，以及公共交通突然暫停帶來的交通不便，大量身上可能攜帶病毒的疑似患者除了部分可以僥倖坐上出租車前往醫院，許多要麼由於前往醫院不便、確診難而只能困在家中自求多福，要麼只能忍着身體不適，徒步或騎自行車前往醫院。縱使去了醫院，一些疑似患者因為醫院床位和防護用品不夠而被迫輾轉於多家醫院都未能被收治，其內心的焦慮、失望和痛苦，令人心酸。而這些可能攜帶病毒的肺炎疑似患者，只要一天不被隔離和收治，就有可能在外出過程中，將病毒傳染給更多的人。

以上七點是湖北省、武漢市官員在應對肺炎疫情時存在的疏漏和失職。因為他們的嚴重疏漏和失職，以及國家衛健委、疾控中心的不作為，共同釀成了這起大劫亂。雖然為解決肺炎疫情危機，中國已經全速開動了整部國家機器，以體制內在的社會動員能力，遲早能將疫情成功遏制，但難免會為此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

2月3日中共最高決策層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指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讓基層幹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線。對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不力的，對不服從統一指揮和調度、本位主義嚴重的，對不敢擔當、作風漂浮、推諉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外，情節嚴重的還要對黨政主要領導進行問責。對失職瀆職的，要依紀依法懲處。」顯然，湖北省、武漢市和國家衛健委、疾控中心的相關官員，正屬於理應要被依法問責的主要對象。

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湖北省作家協會原主席方方，日前表示「武漢官方前期對疫情的輕慢和封城前後的手足無措，造成了百姓巨大的恐慌，給所有武漢人帶來傷害」，「對於瀆職者不作為者不負責者，我們必須一層一層追究」。或許有人會說，現在正值防範疫情的關鍵時刻，不宜臨陣換將，但問題是如果此「將」已經造成民怨四起，應對失策，根本沒有能力控制疫情，那為了軍心穩定和早日控制疫情，能不換將嗎？

需知道，2003年非典肆虐時，中國政府不也曾嚴厲問責時任北京市長和衛生部長，換上了更有擔當、魄力和作為的王岐山來安撫人心和應對疫情嗎？更何況以近期尤其是2月6日主管衛生的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在武漢要求「舉全市之力入戶上門排查『四類』人員」，「要不落一戶、不漏一人」，「戰時狀態決不能當逃兵，否則就會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來看，她已經事實上接管了湖北省和武漢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她也更有權威和能力來應對疫情。

非常時期，當有非常作為。不論是為了安撫已經沸騰的民怨，重建政府公信力，還是為了成功控制疫情，中國政府都應儘早採取果斷措施，依法問責和懲處失職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