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為中國提供了治理國際對華認知的機遇

新冠疫情發展至今，全球已有超過22萬人感染，將近9,000人死亡，各國相繼出台停課、隔離、宵禁、封城等措施，引得人心惶惶，不僅導致各地出現搶購潮，也催發新一波仇外情緒，更是對全球化的一大沖擊。而因疫情而產生變化的，還有世界的對華認識。

自打蘇聯崩解，國際社會便沉浸在「歷史終結」的歡快中，認為將來便是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天下。自此各式針對中國的預測便層出不窮，其若不是宣稱中國必將民主化，便是預言中國崩解之日近了，彷佛自由民主便是人類制度演化的完美終點。

然而，30年過去，現實發展明顯沒能按照劇本出演。例如中東，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起初還被稱作第四波民主化，沒想到最後不僅沒有重現東歐共產集團解體之景，還促成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崛起，並讓多國陷入血腥內戰。結果難民危機的人道之火延燒歐洲，引發當地左右陣營殘酷互撕，自由民主陣營因而自腐。

中國的發展則更是出人意料。其不僅沒有崩解，還逐漸在經濟與科技上超趕歐美，甚至發展一帶一路，耕耘全球治理。而面對此次疫情大考，中國起初腹背受敵，內有疫情民怨，外有輿論訕笑，崩潰論更是再次甚囂塵上；但隨着中國交出和緩的答卷，西方疫情卻開始在不及格邊緣徘徊，甚至反向中國求援，輿情也由「中國崩潰論」，悄然過渡到了「西方衰落」。

從經濟到疫情，中國的迥異發展引發不少反思。這段過程不僅照見世界對華認識的變遷，也促成中國對自我現代化的審視。

西方的失勢焦慮

當「中國崛起」成為熱門關鍵詞後，有兩種論調也成了西方琅琅上口的流行語，一是中國威脅論，二是中國崩潰論。如今前者雖比後者更有市場，但後者卻總能在某些時刻迅速復甦。而這兩種論調看似結局不同，卻有着類似的基礎，即中國本身是對現行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只是前者極有可能修正成功，後者則會導致自身崩壞。

而世界之所以會有如此看法，則與美國的中國觀脱不了關係。長年以來，美國的對華認識便在兩種思想視角間擺盪，一是「異端」，二是「異邦人」。前者意指不可改造的異教徒，必須圍堵後消滅；後者則是尚可接受福音者，還有改造希望。這兩種視角決定了「美國究竟對中國負有什麼責任」，再搭配不時竄出的孤立主義，遂成各階段不同的對華戰略。

例如在中共建政之初，美國本視中國為與「異端」蘇聯交好的「異邦人」，並未大加介入，但沒料到中國後來會出兵朝鮮戰爭，儼然成了東方小「異端」，美國遂改為強力圍堵；珍寶島事件後，中蘇交惡，美國又認為中國「尚有教化之可能」，於是改採和解政策，直至蘇聯崩解。

冷戰結束後，當時美國一來沉浸在勝利的喜悦中，二來其重心幾乎都在中東等無序世界，故一時顧不上同為有序世界成員的中國。結果待其回過神來，才發現中國已是今非昔比，反觀自己則因深陷軍事泥淖而傷痕累累，再加上蘇聯一去不復返，中國遂再度擔起異端角色，成為美國的主要圍堵與針對對象。但這般輿情塑造，若無整體西方世界配合，光憑美國也是孤掌難鳴。

這些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屢屢在國際輿論上聲討中國。例如面對中國提出一帶一路計劃，其雖不與西方現行國際建制相沖突，卻也遭遇一股腦的宣傳戰攻擊，直稱其為新殖民主義；中國在海外設立孔子學院，也被大肆批鬥成「要操控所在國心靈、扭曲國際信息」的鋭實力（sharp power）；華為發展5G，就被國際輿論圍剿，打成意圖竊聽全球的間諜公司。

然而這種狂炒中國威脅論的策略，近年卻似乎不那麼管用了。原因一來是中國確實已非吳下阿蒙，而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各國互賴加深；二來是西方近年受難民危機衝擊，左右翼陣營嚴重撕裂，已開始自疑是否仍為自由民主價值的守護者；三來是即便美國聲稱中國是國際秩序的挑戰者，但其近來在許多議題上屢同歐洲交惡，特朗普更退出諸多國際建制，導致美國其實已在自保之際成為國際秩序實際的破壞者。於是就在這一片混亂中，中國逐漸突破威脅論的封鎖。

這些年來，即便美國輿論攻勢猛烈，一帶一路仍有所斬獲，孔子學院也逐漸拓點，5G雖被貼滿了竊聽疑雲大字報，卻也開始為少數國家所接受。新冠疫情爆發後，則又是一次對華認識的圖景重塑。

疫情下的國際輿論戰側寫

疫情爆發之初，中國明顯成了眾矢之的，國際社會不僅歧視華人，也抨擊武漢封城是食古不化的中世紀防疫法，眼見病勢猛如虎，中國崩潰論於是再起。然而隨着疫情態勢逐漸逆轉，輿情也起了變化。

首先，譴責中國的聲音仍有，但所謂崩潰論已近乎銷聲匿迹，現下炮火又轉而集中在譴責中國強制封鎖消息，一方面指責12月1月期間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遮掩疫情，另一方面甚至稱如今中國疫情依舊嚴重，只是被遮掩而已。

然而前者這個指控早在兩月前便廣泛發酵，隨着中國政府亡羊補牢，已經有一段時日無人討論，而今隨着疫情在部分國家嚴重加劇，這些國家政客也再次「算舊賬」，有明顯試圖推卸自身防疫不當的嫌疑。至於「中國疫情依舊嚴重，只是被遮掩」的說法，則可被視為崩潰論的遺緒，只是更為隱晦，且毫無證據，已逼近末世幻想。

至於對中國「傳播病毒」的譴責，就更是對當下全球化程度沒有了解，且是明顯的雙重標準。病毒眼中無國界，當今之世只要有這種高傳染度的病毒出現，勢必全球遭殃，中國只是第一個「中招」的國家。2009年美國爆發H1N1疫情，導致本土近6,000萬人感染，也同樣演變成全球大流行，且因美國未做嚴厲防控，造成全球至少十數萬人死亡，但國際上卻幾乎沒有要求美國道歉的聲音。

其次，西方也出現了讚揚中國的聲音。在這些聲音中，一來是讚揚中國的制度優越性，故能實施硬核封城、上門排查等強硬措施；二來是感念中國為世界爭取了準備時間，只是各國還是沒能準備就緒。而正是這譴責與讚揚的交織，讓中國有了治理國際對華認識的機遇。

在國際層次上，中國政府雙管齊下，一是積極派遣醫療援助隊、捐贈醫療物資，協助意大利與伊朗的等重災區，此舉確實收穫一定好評，頗有在一帶一路外，拓展防疫絲路的展望；二是中國意圖重塑疫情論述，故而才有人稱「Twitter上最紅戰狼外交官」趙立堅的那番「美軍起源說」，其看似為個人行為，實是外交部門一次試水温，意在引發討論，鬆動目前定調的「武漢起源說」。

以西方自我臨摹

中國內部也因西方抗疫催生了輿情的版塊碰撞。

疫情和緩之勢漸顯時，民族情緒明顯上揚，各式自媒體與公眾號上便漸有誇大他國抗疫慘狀的文章，尤其是英國提出群體免疫思路時，聲討之勢簡直勘比洪水滔天；然而在這波水漫金山下，仍不乏自由派發聲讚揚，認為西方防疫之道也有其道理，尤其是群體免疫。結果兩派紛爭最後因一篇文章而正式白熱化。

3月15日，《中青報》刊登了一篇名為《停止妖魔化外國抗疫，國人世界觀別被毀了》的文章，呼籲民眾勿要過分貶低西方抗疫策略，也不要藉消費西方苦難來提升國家尊嚴。這篇文章就內容來說，可謂極度政治正確，但在中國現下語境與氛圍中誕生，自然會踢到鐵板。

對許多民眾而言，中國承受來自世界各地的污名，不是近兩個月的事，也不只有疫情這一議題，此次西方淪陷，剛好能讓自己出口怨氣，何必忍讓？上述情緒難言對錯，但不可否認確實頗有市場，而這也與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矛盾心結有觀。

清末諸戰令中國割地賠款，史書將其記載為中國近代之始。然而這種由列強帶來的近代，與其說是時間概念，不如說是空間概念，自此天朝體系便在地圖上便被劃入落後一隅，中國內部因而萌發自我改造的需求。

然而在改造過程中，中國又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自我鄙視的情緒，結果就是導致國族的精神分裂，既將西方無止境浪漫化，也將其無限妖魔化，並分別化為兩種人格的自尊根源。這段現代化過程大為重塑了中國人自己的對華認識，西方從此便像個魅影，深據於民族靈魂內，其既是要抵抗的對象，卻也是要依賴模仿的目標。疫情下的國內輿情碰況，便是最真實的體現。

這場疫戰，曠日廢時，影響深遠。其不僅是中國崩潰論與西方衰落的角力，也是世界對華認識的變遷縮影，更是中國經歷現代化的再次陣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