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第五個現代化」贏得天下人心

編按：「抗中」意識近年在港台兩地抬頭，惹人關注。最新一期《多維月刊》社論直言，除了制度體系與價值觀鴻溝之外，內地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獲港台等海外社會認可，是更根本的原因；中國需要通過深化改革補齊治理短板，徹底走出專制和人治的陰影，才可贏得港台民心真正回歸，《香港01》全文轉載。

觀察近年來兩岸三地的局勢演變，會發現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即面對中國愈發強勁和進取的崛起勢頭，同根同祖、同文同種的香港和台灣非但沒有像人們預期的那樣向心力日益增加，主動融入中國，共享中國崛起的榮耀與國際影響力快速提升，反而抗拒和焦慮情緒不斷蔓延，分離主義空前興起。

最近幾年，兩岸三地發生的一些事情將這種反差襯托得更為突顯。中國隨着政治強人習近平登場，七十年建設和改革積累的實力也開始全面爆發。習近平提出了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鬥目標和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對內重整中共政治生態與組織體系，對外在治港政策、兩岸關係和外交上更加積極進取，一個有為大國的崛起姿態隱然成型。但與之相對的是，過去幾年不論香港還是台灣，對於中國的疑慮在持續增加。尤其是香港，常年跟蹤研究港人身份認同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數據顯示，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在2008年達到一個歷史最高點8.02分（10分是滿分）後逐年下跌，現已經跌到今年6月的5.87分。眼下香港已經持續五個多月的修例風波以及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反中」和抗拒「一國兩制」情緒，更是從事實層面有力折射出港台社會對於不斷崛起的中國的離心化傾向。

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下的碰撞

應該說，在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大變局的情勢下，這種看似悖論的現象其實是一種必然。眾所周知，近兩百年來，西方引領着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主導着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憑藉強大、領先的硬實力逐漸壟斷全球思想市場，建立了一套以西方為核心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美蘇冷戰期間，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戰勝了蘇聯構建的社會主義秩序，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得以盛行於全球，居於絕對主導地位。

但發軔於四十年前改革開放的中國崛起正在改變和衝擊着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就像不久前訪問中國的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所言，改革開放讓「中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經濟社會進步」，「成為當代國際秩序的重要轉捩點之一」，中國崛起堪為冷戰結束以來最具標誌性意義的國際格局變化。與過去兩百年幾乎都是西方國家輪番崛起不同，不斷崛起的中國是一個異於西方歷史傳統、制度體系和價值觀的國家，這對於現有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具有強烈的衝擊和震撼效應。幾千年以來的人類文明史反覆說明，當一個新的大國崛起，推動形成一個新的格局過程中，難以避免會與日益深陷解體風險的舊有格局發生碰撞、衝突，尤其是兩種格局的文明底色不同時更容易產生矛盾。今天的中國正是如此，當不斷衝擊、重構西方主導兩百年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和價值觀時，二者必然會發生摩擦。

對於港台等海外社會來說，西方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形成的人文主義、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訴求，早已是其眼裏現代社會核心價值的重要構成。為了實現這些價值，港台社會效仿西方逐漸形成了一套理論體系、制度準則。而中國因為威權體制的既存現實，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港台社會眼裏的另類乃至威脅。長期以來深受西方社會制度體系和價值觀耳濡目染的港台，身處中西兩種體系和格局碰撞的最前沿，出現抗拒和焦慮，甚至彼此之間互撐、對抗威權擴張，就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

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短板

但凡事皆可能有兩面，中國崛起之所以迄今還難以轉化為港台人心回歸，除了因為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下的碰撞，港台尚難以適應和接受一個在制度體系和價值觀上異於西方的國家崛起之外，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原因是港台等海外社會對於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不認可。就像香港修例風波，雖然修改《逃犯條例》所引發的社會衝突是各種長期積累、錯綜複雜的內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但必須承認，港人對中國司法體系乃至整個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不認可，也是導致香港市民反對修例以及害怕陸港兩地走近、抗拒與內地融合發展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這種不認可與抗拒本身，又和中國的治理體系與能力短板密不可分。

對中國，尤其是正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利用建政七十年時間就能把一個治理難度極大的，積貧積弱的殖民地、半殖民國家帶出炮火連天的內戰狀態，通過對外作戰捍衛主權、框定邊界，通過改革開放利用短短四十多年時間將中國建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實現國家崛起，推動世界變局，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也證明了這種制度的國家適用性和顯著優勢。但與此同時，一個必須承認的現實就是，中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在踐行自由、民主、法治等中共自己也承認的核心價值上，還存在相當大的短板和不足，不僅與港台等海外華人社會的期待存在相當差距，甚至與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權利訴求之間也存在激烈衝突。

過於嚴厲的社會管治，尤其是言論與意識形態管理方面的僵化與包容性缺失，使得「四個自信」在政治實踐上大打折扣。法治依舊不如人意，人治現象仍然相當普遍，共產黨的專制、暴力情愫依然在外界備受詬病。對於人權的尊重和保障雖然有所進步並已寫入國家憲法，但仍然經常爆發侵犯基本人權的惡性案件，如劉曉波案、陳光誠案、艾未未案、李旺陽案、銅鑼灣書店案等。在具體的社會治理上，中國還相對落後，總是發生一些影響惡劣的社會事件，如毒奶粉事件、地溝油、毒饅頭、霧霾圍城、問題疫苗，以及粗暴的運動式城市治理，都消解了中國經營多年的外部形象，給港台社會和海外華人留下了很多負面的印象。這也是為何儘管中國經濟取得巨大進步，但仍然難以天下歸心的根本原因。

以第五個現代化贏得港台民心

中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在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專題聚焦討論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指向了這些問題。《多維新聞》將此稱之為中國的「第五個現代化」，它是形而上的現代化，政治的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中國古代思想家孔子有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第五個現代化」就是中共要修的「文德」。面對港台等海外社會的不認同，中國該堅持的當然要堅持，但也應該通過深化改革來補齊治理短板，徹底走出以往專制和人治的陰影，讓國家治理變得規範、文明，從而更禁得起歷史、人心的檢驗。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中國必須認識到，如果它自身還存在嚴重治理短板，還經常發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人權個案和社會事件，在言論和意識形態上還總是因為缺乏自信而用僵化的方法嚴厲管制，那麼要求香港和台灣民眾有極大的政治覺醒、心悅誠服地歸心，是不可能的事情。

拋開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分歧，不論哪個社會，絕大多數人都希望過上美好幸福生活，希望自己能被尊重，希望自己的權益能得到有效保障，希望政府能實現善政良治。這是古往今來，人們不分地區、意識形態，共同心嚮往之的理想社會狀態。對於不斷崛起的中國來說，應該從中得到啟示，經常自我鞭策和反求諸己，緩和外界疑慮，拿出更加現代化和文明的治理範例，展現人文吸引力和道德感召力，唯有這樣，才能令天下華人歸心。

上文刊載於第19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2日）《用「第五個現代化」贏得天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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