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污名同性戀 她隻身狀告中國教育部：訪「保守」的平權者秋白
記者第一次見到秋白，差點沒認出來。如此前見過的照片，秋白穿衣風格簡單利落，背著斜跨包，安靜地出現在我面前，只不過整個人都瘦了一圈。她活脫脫是一副趕著畢業設計的大四學生模樣，「每個人都說我瘦了一圈，我究竟瘦了多少圈？」秋白笑道。
普通的中山大學畢業生秋白，於4月8日夜晚在一個名為「修正教材」的微信群中做直播分享，儘管群內人數不多，秋白依舊沒有怠慢。一個多月以來，秋白在線上號召大家分享收集到的錯誤教材訊息，並組織群友與編者、出版社聯繫並修訂。
教材有什麼錯誤訊息？「行動教材」又是什麼？要揭露這些疑問，便得提起秋白「不普通」的身份——「中國同性戀受教育權第一案」的原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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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病化16年，中國同性戀仍有「病」？
「中國同性戀教育權第一案」是近年來中國性少數群體維權案件的典型之一。作為首位、亦是唯一一位起訴教育部的同性戀者，在這場「孤軍作戰」教材保衛戰中，秋白敗訴了。
秋白在進入大學後，確認了自己是同性戀。如同大多數同性戀者的沈默選擇，秋白一開始並不敢「出櫃」。當時，正是中國知名社交平台微博的興盛時期，微博承載了許多難言之隱，秋白會在微博上搜尋同性戀的訊息，卻發現訊息良莠不齊，呈現兩極化。有的微博普及了實現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國家，「讓人充滿希望」；有的微博則稱同性戀是「反自然、反人類」，這讓秋白不禁開始思考這兩種差異巨大，卻都擁有很多訊息量的觀點。
此外，她還向醫學院的同學借閱教材，以期教材能夠答疑解惑。沒想到中英文版本的教材差距懸殊，中文版本的教材認定同性戀為病態。還有醫學院的師兄告訴她，曾有醫學院的期末考試題，將同性戀視為疾病當作正確答案。不僅如此，2014年，秋白在大學圖書館查閱了醫學類、心理學類和大學心理健康類教材，發現國內教材出現大量將同性戀污名化的描述。
此後，秋白參加了大陸專注青少年同志權益的NGO同城青少年中心（GLCAC）發起的教材調查行動，結果出人意料。該調查抽取90本專業課教科書和心理健康教育類公共課程書本作為樣本，發現80%的教科書含有對同性戀污名和歧視的內容。
譬如，在2002年出版的《大學生心理健康與調適》中出現了這段文字：「性倒錯即平時所說的性變態⋯⋯性倒錯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包括同性戀、異裝戀、戀物癖⋯⋯」 在2010年出版的《變態心理學新論》中，介紹了矯治同性戀的方法，「將厭惡性刺激與同性刺激對象相結合，以使同性戀喪失對同性的性興趣」，即當看到同性刺激對象（即同性戀者認定並與之產生性愛行為的同性對象）引起性興奮時，立即口含一片事先準備好的黃連，使之產生強烈的苦味體驗。
錯誤的教材訊息會給學生帶來消極影響。在這場調查行動中，秋白訪問了看過教材的同性戀者，發現有不少人看過教材後產生負面情緒。有抑鬱症患者在看過《變態心理學》書中有關同性戀的內容後，病症復發。此類書籍往往將同性戀與愛滋病聯繫在一起，卻無詳盡解釋。
事實上，早在16年前中國已對同性戀去病化。2001年，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學會等單位制定了《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其中「自我和諧型同性戀不再被劃為精神障礙疾病」。該標準被視為中國同性戀群體正名之路的里程碑。然而至今仍未有足夠的法律條款，例如針對同性戀群體的反歧視法、同性婚姻、同性伴侶共同撫養權等，可以保障同性戀群體的權益。
做第一個舉手的人
為了打響這場「教材保衛戰」，秋白開始給編者和出版社寫信，希望從源頭上解決污名化的問題。
2015年3月19日，秋白與同伴在廣東省教育廳發起舉牌行動，這是她第一次「公開出櫃」。四天後，國家新聞出版總局信訪室主任致電秋白，告知她舉報信將被全數退回，而廣東省高等教育廳則否認污名同性戀。此後，秋白起訴廣東省高等教育出版社，案件不被受理；上訴廣州市中院，則維持原判。
教材保衛戰道阻且長，秋白選擇執意前行。2015年8月14日，秋白起訴中國教育部不作為，不料當天旋即獲得立案，「中國同性戀受教育權第一案」的稱號誕生，教材污名化進入輿論視野。案件幾經波折，終於在2016年6月14日，秋白第三次起訴教育部不作為時，獲得北京中院立案。
然而2016年9月12日，教育部在案件一審中稱，教材並未侵犯學生受教育權，秋白敗訴。而後秋白向北京高院上訴，時間最終帶給秋白二審終審敗訴的結果，這是在2017年3月2日，教材保衛戰已打響近兩年，而秋白三年多的大學時光都在與教材污名化搏鬥。
北京高院的終審判決理由為：「秋白所舉報事項並非僅涉及秋白個人，而是涉及到包括秋白在內的眾多不特定之相對人。本案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秋白本案所主張的相關權益，特別於其他眾多不特定之相對人，故秋白與教育部之間並未因舉報行為形成具體化的行政法律關係，教育部是否以及如何處理秋白的舉報申請，並不直接影響秋白本案主張的個人權益⋯⋯不構成法律上的利害關係」。
「無利害關係」成為判決爭議點。秋白的律師王振宇表示，法院實際上是在程序上拒絕接受、審理該案，並沒有進行實體上的審理。他認為，「無利害關係」是行政復議、行政訴訟過程中，行政機關和法院駁回原告起訴的慣用理由，是一種技術手段。
秋白原本以為，在同性戀者面對的眾多歧視問題裏，解決教材污名化是最簡單的。「一開始沒有想這麼多，就是最簡單的。因為有些編者本身就是學校老師，你可以簡單找一下他們，去聊一下天，可能就解決了，我覺得就是一本教材而已嘛。」
而在最初，秋白亦沒想過會走到前線。她嘗試鼓勵同是受害者的同性戀朋友當訴訟當事人，無奈未果。
同性戀去病化已經16年，現時仍有許多同性戀者因為缺乏自我認同，不敢貿然「出櫃」，連在課堂與老師討論教材問題，都會考量「因言被出櫃」的風險。「很多性少數（人士）是這樣的，不敢做第一個舉手的人。」面對數量龐大卻囿於掩藏自我的受害者們，秋白感到憤怒。儘管有「槍打出頭鳥」的風險，她仍然選擇成為第一個舉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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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付出的代價：被出櫃
成為「第一人」往往需要付出代價。對秋白而言，代價並不令人意外。在正式起訴教育部後，校方開始變本加厲地對秋白施壓，輔導員向秋白父母告知她是同性戀，秋白就這樣「被出櫃」了。
對大多數同性戀者而言，向家人「出櫃」不僅是構建身分認同的最後一步，亦是最難的一步。
秋白的父母來自農村，他們的日常生活與「同性戀」毫無瓜葛，在他們眼中，女兒生病了。接到輔導員電話、得知女兒是同性戀並起訴教育部一事後，秋白父母的反應是，「輔導員會不會不喜歡變成同性戀的女兒？」
「出櫃」後的秋白猶如走進另一個櫃子，父母將她帶回家，去做心理咨詢和內分泌科就診。秋白本以為醫生們在受過醫學教育後，應該比她更瞭解「同性戀」，不料醫生草草做出「同性戀是不正常的」的診斷，讓秋白父母更加堅信女兒生病了。
家庭之外，校方的壓力像一張大網朝秋白撲來。自2015年「舉牌」行動之後，校方擔心秋白敗壞名聲，輔導員多次「約談」秋白，禁止她接受外媒採訪、勸解她「管好自己的前途」。秋白「被出櫃」後，校方的一系列施壓舉措曝光在公眾輿論下，校方旋即成為眾矢之的，不再直接向秋白施壓。儘管案件最終敗訴，校方沒有放鬆警惕，依舊會向秋白的同學、室友旁敲側擊地詢問她的近況。
然而不僅當事人需要付出代價，在中山大學倡議平權的學生、老師亦受牽連，儘管他們與「中國同性戀教育權第一案」並無關係。中山大學一門有關多元性別的公選課，在秋白起訴教育部後的第二個學期被叫停。而曾經風光一時的性別論壇，在校方壓制的大環境下亦逐漸沒落。秋白認為，這是校方「一刀切」的作法。
面對壓力會害怕嗎？秋白笑了笑，提起她的精神補給劑——電影《女權之聲：無懼年代》（Suffragettes，又譯：婦女參政者）。「我覺得偶爾看看會給我打下雞血，去看看先輩們，我覺得自己這種代價都不算是很大的代價。」
這部2015年上映的英國歷史劇情片，講述了1910年代英國婦女為爭取選舉權，毅然走上街頭抗爭的故事。女主角 Maud Watts 受到運動感染，打破自己身上的枷鎖，投入婦女參政者的行動。
影片中有一句台詞令人印象深刻： “We don't want to be law breakers, we want to be law makers.”，但無論是 「breakers」 亦或 「makers」，都需要付出代價。Maud 付出的代價，是工作和家庭，這幾乎是大多數人一生的追求和守護。
秋白認為，如果婦女參政者們不敢放下自己的生活，不敢投身爭取，根本無法贏得的婦女權益。「整個家庭把她趕出門，工作都沒有了，人家還願意去做。我才只是很小的傷害，後退的話，我真是有點太弱懦了。」
我是保守的，行動要先盡力溝通
如今在中國社會，平權運動仍然高居敏感詞詞典的首頁。「女大學生狀告教育部」與「同性戀」的標籤，自然為秋白賦予了激進的反抗者形象。然而無論是照片中的秋白，還是現實中的秋白，她總是溫和地笑著，肩膀上披著的彩虹旗或許已經為她扛起了「大部委」教育部的重量。
秋白不認為自己是激進的，「（同志）圈內很多評判覺得我蠻激進的，個人而言，我真的非常保守。」
在這場教材保衛戰裏，保守的秋白始終提倡先做盡溝通的工作，與編者、出版社一一聯繫，再決定下一步怎麼走。「我一直是這樣的心態，起訴教育部之前，先跟利益相關方磨（斡旋），實在沒辦法了才去起訴出版社，這真的是走投無路。」
於秋白而言，起訴教育部是最後一條路。或許只有抵達無路可走的關口，才會激發求生的慾望。「當時我挺絕望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也沒有想放棄。面對拒絕，被高牆彈回來的冷漠感，我是愈來愈氣憤的。」秋白坦言。
「你當真去行動，才會感覺到高牆的冰冷，才會覺得一定要做些什麼，要去改變。」
秋白認為，當真走到起訴這一步，是將自己與出版社、教育部擱置於對立面。倘若自己勝訴了，出版社或許只是迫於壓力作出修正教材，而非基於雙方互相理解。迫於壓力作出改變，在秋白眼中是「以暴制暴」的過程，缺少在彼此對話過程中獲得的勝利，不是她的行動本意。「我覺得這不是同志運動，或是公民運動想要達到的目的。」秋白表示。
「每個人都有壓迫，我身上也有一種壓迫，但我們不能為這種壓迫買單。」秋白反對服從壓迫，「就算你會因為反壓迫付出一點代價，那我也覺得要付出代價，不然這個世界可能不會好。」
行動者可能付出了很大努力，卻什麼都改變不了
2014年9月至12月，香港發生雨傘運動，87枚催淚彈引爆兩岸三地。傘運即將步入三週年，當時產生的影響至今仍無法估量。
雨傘運動爆發前不久，秋白參與的教材污名化調查剛剛結束，同城青少年資源中心發布《高校教科書中同性戀錯誤和污名內容調查報告》。傘運時期，秋白特意從廣州來到香港，找了本地朋友帶她去現場。在香港，秋白看到許許多多年輕人站在街頭，現場氣氛與內地主流媒體描述的暴力抗爭不同，她看到許多學生和年輕人和平佔領街頭，她看到了街頭課室和製作黃絲帶的現場。「那個時候雨傘運動給我最大的感觸是，學生是很有力量的，」秋白憶述，「（現場）有種力量感，（他們）可能有其他途徑推動真普選，不一定要佔領整條街道。但你要想，他們為什麼要選擇這條路徑，而不是其他你覺得溫和的路徑？」
觀摩傘運和自己參與平權行動的切身經歷，讓秋白意識到自己要成為一個為公共利益發聲的行動者。「每個人都會受益的，每個人也可能成為少數人。」
作為平權運動的行動者，時常會面對作秀、炒作等質疑，與論的洪流難以預測。秋白坦言，面對質疑，行動者會有無力感。就教材保衛戰而言，期望改變的不僅是教材，還有教育制度和社會結構。秋白希望能多從行動者的角度出發，「他可能付出了很大努力，也撬動不了什麼。」
但正是因為很可能什麼都改變不了，行動者才有存在的意義。「如果那時候放棄了，可能什麼都改變不了，如果堅持一點點，可能就改變一點點。」秋白說道。
站在前線的秋白有清晰的細小目標，亦清楚漫漫長征路的方向何在。秋白坦承，自己做的事情不可能令世界變得更好，必須有持續不斷的努力、不同人站出來發聲，才可能改變現狀。「就算（中國）同性婚姻有一天合法化了，也不代表歧視真正消除了。我覺得不管是教材改變還是婚姻合法化，反歧視立法也好，很多事情可能只是一個開始，這樣的事情可以做的還有很多。」
行動者，無須多言
2016年12月26日，台灣同性婚姻合法化修法草案初審通過，這無疑是兩岸三地同志平權運動的一座高峰。每年台灣的同志遊行，都有許多大陸同性戀人士前往。
同志運動軌跡鋪陳了30年，台灣已經進入同志婚姻平權法案的實質討論階段，回望海峽對岸，大陸有大量性少數群體仍無法見光，歧視與污名化、恐同言論、扭轉治療、形婚成風等現象層出不窮，官方亦未正視性少數人群權益。
雖然近年來社會平權活動氛圍緊縮，中國仍有幾起惹人關注的同志維權案件。2014年12月，中國首宗同性戀矯正案勝訴，這起案件則牽扯出中國同性戀群體遭矯正治療的產業鏈，可以看到，迄今仍不乏有診所提倡同性戀做矯正治療。2015年12月24日，就中國同志導演范坡坡對其執導的同性戀題材紀錄片，遭大陸多家視頻網站刪除後進行維權一案，法院最終判范坡坡勝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刪除視頻無根據。2016年4月13日，中國首宗同性婚姻維權案在長沙開庭，但僅在數小時後，法官便宣判原告敗訴。
種種案件，是否暗示著大陸有同志運動了？秋白頓了幾秒，「我們圈子內也有討論同志運動有多少年⋯⋯有說法是中國同志運動三十年，但對中國來講，有沒有同志運動，我覺得都可以打一個問號。」
秋白認為，談及社會運動，需有集體行為去反應問題、提出抗議，是一群人持續性、有集體性地實現一個目標。在中國，集體表達訴求、發出抗議聲音的可能性卻很低。秋白以教材行動為例，中國同性戀去病化16年後，在出現如此嚴重的教材污名化情況下，仍未能聚集一群人來反映問題。「我覺得很難說有一個運動存在，只是一些零零散散的小活動或小行動。」
秋白也曾失望過，教材保衛戰打響兩年以來，雖然有同伴幫手記錄行動，亦有一些人開始寄信向編者、出版社反應錯誤訊息，但迄今仍然未有第二個人站出來起訴教育部。但秋白計劃在畢業後，繼續將教材行動做下去。「我沒感覺自己做的事情是有利或無益，或者是否會讓官方更討厭我們。我比較確定的是，我現在做的事情肯定是正確的。」
正如 Suffragettes 裏所言：“It deeds, no words.” 行動者，無須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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