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五｜撬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底層邏輯
人類歷史不會忘記，1941年12月7日凌晨，太平洋上空漆黑一片，日本帝國的海軍艦隊和飛機在洶湧的海浪中秘密前進，一路穿雲破霧，撲向珍珠港，數百架戰鬥機、轟炸機密集投下炸彈，給當時還在沉睡的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以毀滅性打擊。
這一天被美國稱為永世難忘的國恥日。美國隨即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奉行軍國主義路線的日本不論正規軍的數量還是軍事訓練、軍事裝備、實戰經驗都明顯優於美國，尤其是在太平洋戰場美軍因戰備不足更是處於守勢。二戰爆發之初，一代名將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出任美國陸軍參謀長時曾形容美軍是三流國家的軍隊。這正是當時日本敢於冒險偷襲珍珠港、不惜與美國開戰的一個現實因素。然而日本的冒險和莽撞成功喚醒了被孤立主義催眠的沉睡巨人——美國，一改二戰格局，最終為日本的戰敗埋下了伏筆。
在捲入二戰前，美國的軍事實力固然比較落後，但已經是一個全球首屈一指的強國，只不過尚未全面激活戰爭機器。早在19世紀末，美國便已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到了開戰前夕，儘管美國戰備不足，兵力空虛，但經濟實力遠遠超過日本。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經濟實力全球第一的美國全面激活戰爭機器，軍隊數量和軍事裝備生產大飛躍，短短數年之間，美軍綜合實力位居世界第一，對日軍形成壓倒性優勢。如歷史學家蕭功秦所分析的，「日本在經濟上無法支持長期戰爭，而最終歸於失敗」，「美國最後畢竟勝利了，這是雙方實力所決定的」。
日本軍國主義的覆滅和美軍的勝利，在根本上說明以經濟為核心的實力是決定性因素。當然，政治和軍事的實力同樣非常關鍵，尤其是在前現代社會，政治和軍事的實力往往有致命影響。但在經濟實力及其代表的工業和科技水平逐漸形成降維打擊優勢的現代社會，再加上核威懾的存在、人類對於和平價值的追求、全球化時代緊密互聯的利益結構對於戰爭爆發的抑制，經濟的決定性影響日益凸顯。為什麼冷戰時期一度在美蘇全球爭霸中居於上風的蘇聯終究不戰而敗？為何自二戰以來尤其是蘇聯解體迄今美國能一直主導全球秩序，讓美元成為世界主要貨幣？這背後固然有許多錯綜複雜的因素，但關鍵的底層邏輯其實是經濟和科技因素。
在近代世界的叢林秩序下，西方憑藉經濟、科技實力在全球範圍內殖民掠奪或建立勢力範圍，香港便是由此被侵佔。一百多年前，英國、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俄國、日本和奧匈帝國攻佔北京，逼迫清廷簽下不平等條約，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為何當時這八個國家能在世界範圍內耀武揚威？因為這八個國家是當時世界的主要經濟體，經濟規模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超過世界總量一半。在相當長時間，這八個國家都在主導全球格局，併成為後來G7和G8的前身，區別的只是內部權力分佈的變化，比如美國替代歐洲成為西方盟主，俄羅斯國力和地位的百年沉浮，奧匈帝國衰落瓦解後加拿大快速崛起，成為後來G7和G8的成員。
從一百多年前的八國聯軍到影響至今的G7和G8，反映全球秩序的權力分配。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新結構經濟學》一文中寫道：「八國集團的經濟規模，在2000年時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佔世界的47%。這意味着，從1900年至2000年的一百年裏，世界經濟總量中有一半左右都被八國佔據。經濟是基礎，決定了這一百年裏的世界政治格局被這八國主導。」
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格局開始發生比較明顯的變化，不論G7還是G8都已漸漸喪失主導權，G20的影響和作用隨之凸顯。G20地位上升背後恰恰是因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快速發展，稀釋了G7和G8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佔比。
林毅夫教授說：「到了2018年，八國集團的經濟規模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降到世界總量的34.7%，勉強超過三分之一。至此，八國集團失去了主導世界政治格局的經濟實力，世界由此出現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局的發生主要源於中國的崛起。從1978年到2020年，中國在這42年裏的年均增速為9.2%。」以購買力平價計算，2014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超過美國。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只要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強勁態勢，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30年前超過美國。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今天這樣一個「和平與發展」仍是世界主題的時代，在經濟實力背後的產業和科技水平愈來愈被視為關鍵競爭領域的當下，中國經濟地位的大幅上升和G20作用的凸顯勢必意味着全球格局的變化，即「東昇西降」。伴隨這一趨勢的是，近些年來中國在國際舞台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不僅逐漸稀釋美國單極霸權地位，而且能在諸多國際事務中發揮影響，比如最近促成沙伊復交。
當然，從現狀來看，美國相對於中國依然具有領先優勢，西方整體上依然比東方經濟實力更強，故與「東昇西降」的趨勢並存的是「西強東弱」的現實。從古往今來的大國競爭規律來看，面對人類資源的有限性和以民族國家為基本競爭單位的世界體系，中國及其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東方「將強未強」與美國及其代表的西方「將弱還強」狹路相逢時，必然產生結構性矛盾，使全球局勢進入動盪調整周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今後中美博弈的白熱化、全球局勢動盪，都是可以預期的。中美貿易摩擦、美國對華為的打壓和對中國的圍堵，都是大變局的表現形式。
那麼，什麼時候全球局勢才能走出動盪調整周期，重新恢復穩定？「東昇西降」和「西強東弱」什麼時候才能分出高下？從底層邏輯經濟視角出發，林毅夫教授認為：「大變局是由於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引起的，解鈴還需繫鈴人，要想進入到一個新的、穩定的、和平的世界格局，需要中國繼續快速發展。而且我判斷，當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一半的時候，新的、穩定的世界格局可能就會出現。」
林毅夫教授作出這樣判斷的原因有三：一是當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的時候，中國發達地區的人均GDP估計會達到美國的水平，而人均GDP代表平均勞動生產力水平及背後的產業和技術水平，故美國再也難以對中國「卡脖子」；二是當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的時候，意味着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美國的兩倍了，屆時不論美國是否高興，都改變不了既成事實；三是貿易往來時，小經濟體得到的好處比大經濟體得到的好處大，若中國的經濟規模是美國的兩倍，屆時美國為了自己的經濟發展和就業，不能沒有中國市場，不能不與中國合作共贏。
林毅夫教授的說法是有其道理的。不過，現實情況往往波譎雲詭，在底層邏輯經濟實力之外，政治、軍事、文化的因素同樣非常重要。但考慮到經濟實力是基礎性因素，對於當下中國來說，若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和平競爭的方式分出勝負，那麼最理性的選擇依然是：在強化政治、軍事和文化實力的同時，全面發展經濟，提升科技水平，改善民生。而這恰恰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崛起的一個奧秘。
去（2022）年6月，《人民日報》頭版刊發的《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認為：「應深刻認識到，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體量巨大、向上發展的國家來說，外部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不安全因素歸根結底屬於外因，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能不能在新徵程上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歸根結底要看內因，看我們能不能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該文重提當年鄧小平說的「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幹」，認為「沒有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形成的強大實力」，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就不可能在世界大變局中開創新局、在世界亂局中化危為機」。
帶領德意志帝國統一和復興的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說過，國家是時間河流上的行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對於當下中國來說，只要內外條件允許，最重要的自然是經濟的全方位崛起、科技飛躍和人民生活的全面改善，只有這樣才能在全球大變局中得道多助，才能凝聚最廣泛最生生不息的力量。當然，在此過程中，政治、文化和軍事的因素同樣關鍵，尤其是政治現代化和文化軟實力能否贏取人心十分重要，但縱使如此，經濟依舊是決定性的底層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