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門山跳崖的四個年輕人都家庭貧困　這遠遠不夠

4月4日13時30分許，4名年輕人在張家界天門山翻越安全護欄後跳崖，其中3人跳下，有1人被及時阻止緊急送醫，但該名遊客在跳崖前服下毒藥，經過搶救後仍死亡。

經當地公安部門查明，4人為自殺。這4名年輕人，均在外務工，最小的23歲，最大的也不過34歲。據警方向家屬透露，這4名死者通過群聊的方式溝通策劃，其中一名死者是帶頭人。他們以一種決絕的方式離開：在跳崖之前，四人服了毒藥，還從本子上撕下紙寫下遺言，遺書內容很簡單，只有一句話，「本人***，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本人是自殺，與其他人無關。」遺書是4月2日寫下的。他們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來自其中一人的朋友圈——「你好世界，再見。」

事件發生後，有人感慨「貧窮導致的磨難太多太多了」，有人說「活着比跳下去難」，還有人反問「現在的年輕人，讀了很多書，卻是那麼脆弱，不去闖關，先選擇逃避，這是為啥呢？」但關注度如此高的社會事件，並沒有上熱搜，迄今也未見主流媒體發聲。

4月8日，也就是事發後的第四天，《三聯生活周刊》在公眾號推出《天門山跳崖：四個決絕赴死的農村青年》一文，最大限度還原了四名自殺者的生平與家庭背景。該文寫道，「如果要尋找四個年輕人身上的共同點，貧窮帶來的磨難以及不斷新添的變故或許是他們的共性。」

彭志軍，33歲，家在河北省邯鄲市的李谷駝村，兄弟姐妹四個，在家排行老三，個子不高，不超過一米七，人看起來很瘦，也不愛說話，在李谷駝村，彭志軍家條件在村裏算是差的，初中沒畢業就出去打工。十多年前，彭志軍的父親身體開始出現問題，不能再幹零活了，只靠種地，因為家裏窮，老二也沒娶上媳婦，他和二兒子、彭志軍住在一起。村裏人都知道彭志軍結婚難，因為家裏根本付不起天價彩禮。

陳婷，23歲，出去打工之前，一直生活在四川內江的一個村子裏，個子很小，人也瘦，外表上看來，陳婷並不是內向的人，她很愛笑，笑點低，也愛幫人忙。初中時學校為了提高升學率，成績不好的她被勸退。父親去年得了癌症，一直在化療，治療費用是筆不小的開銷，苦苦謀生的母親對其缺乏照顧，出事前與家人聯繫了兩次。

張財睿，23歲，家在福建省德化縣，十多年前父母離了婚，父親五十多歲，兄弟六個，他是老四，因為家裏窮，父親兩個四十多歲的弟弟現在都沒結婚。

劉志永，34歲，家在河南周口市沈丘縣的一個村子，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兩人都已出嫁。早在20多年前，劉志永的母親就去世了，父親多年前中風，行動不太方便，奶奶已經90多歲，兩個人住在一層的老房子裏，守着半畝地生活。上個月請了三四天假，專門從廣東回了趟老家看了父親，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面旅遊玩一下，因為情緒低落。

當四個決絕赴死的農村青年短暫的人生圖景呈現在公眾面前時，人們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他們都家庭貧困。但僅僅這樣的歸納總結就夠了嗎？

詩人餘秀華在個人微信公眾號談到這一事件時說，「他們也許更多的是精神的孤獨，甚至孤立，長期努力而得不到生活甜頭的焦慮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猜測，都是我們從這個時代的病症上推測出的不確定的因素。」她進而結合自身的經歷和精神狀態將問題歸結於現代教育。「如果說他們『目光短淺』，姑且把這當成一個說不過去的理由。但是誰造成了他們短淺的目光呢？是誰沒有為他們搭建起一個健康的心理平台呢？其實我首先想說的就是現代教育，它讓我們的知識越來越多，知識面越來越廣，但是恰恰是對知識，刻薄一點說對學歷的追求把『德』擠到了角落，讓人們在掌握了許多知識後反而不會自處了，沒有『儒』了，人們都急切地想用金錢證明自己的價值，而國家的，市場的經濟運轉又恰恰讓富裕成了一個窄門，不是所有人想進就能進的。所以如我一般的底層人是絕望的。就算如此，如果能夠解決一下絕望的問題，也許還不至於這麼慘。」

「拿他們的個體而言，可能貧窮只是一方面，而因為貧窮引起的精神孤獨感，和社會的疏離感更深沉一點。他們活成了一座孤島。如果沒有及時的對孤獨的解釋和引導，很多孤獨是會沉沒的。」

也有人提出這起自殺案的疑點：他們雖然都在外打工，但他們之間有什麼交集，通過什麼契機，何種途徑聯繫在一起，仍然是一個謎團。四個人有組織的自殺，這是一起公共安全事件。我們需要用證據鏈揭示他們自殺的動機，而不是簡單喟嘆社會底層生活之艱難。換言之，我們需要對生命的逝去負責，從公共安全的角度做進一步調查，這是警方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我們只知道他們自殺，但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自殺。這四個人是個案，還是冰山一角？在這個過程中是否還牽涉更多的人？他們服的是什麼樣的毒藥？又是通過什麼途徑獲得的毒藥？這些訊息碎片固然令人唏噓，但我們不能以情感代替證據。

除了教育問題和案件疑點外，因四人都來自農村，且都曾通過外出打工的方式嘗試在城市找到目標感和意義感，所以還有一個更大的命題值得追問：轟轟烈烈的農村現代化，到底是誰的現代化？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賀雪峰老師在《慢半拍的農村現代化》中提到，當前中國現代化的一個主要矛盾就是城市化，就是農民進城。當前的農民進城，既不穩定也不全面。農民不是一次性進城，也不是全家進城，而有一個很長時期在城鄉之間的往返試探，這個往返試探的時間可能長達幾十年。從總體上講，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城市不斷擴張，越來越多農民進城並可以在城市體面安居，就有越來越多進城農民不再需要農村這個退路。具體到每個農戶家庭，他們進城是否順利，卻仍然有很大不確定性，這既取功於他們個人努力，又要看運氣。城市提供的機會越多，進城農民機會就越多，運氣就不會差。即使少數進城農民運氣差，國家也比較容易提供社會保障的兜底。

此外，賀雪峰也提到了鄉村振興過程中「目中無人」的問題。「無論是農業農村現代化，還是鄉村振興，都首先應當是農民這個弱勢群體和農民中的弱勢群體的現代化和鄉村振興，任何將農民排除在外、驅趕進城的鄉村振興，都是本末倒置的，都是錯誤的。鄉村振興不是要為城市中產階級和文青小資提供休閒去處，而是要為缺少城市就業機會及難以在城市體面安居農民提供農業收入就業，提供基本保障和最後退路。目中無人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排斥農民的鄉村振興，必須堅決制止。一個也許不是很現代卻對弱勢農民友好的農業和農村，是中國現代化中的大幸！」

值得一提的是，社科院學部委員張曉山亦針對鄉村振興發出警醒，「集體經濟之所以潰敗，並不在於它是集體經濟，而在於它蜕變成了幹部經濟，就是說集體經濟應該是集體成員，也就是咱們農村老百姓所有的、老百姓使用的、老百姓受益的經濟，結果是少數幹部來支配、使用、受益，如果說我們走到那樣的路，那就意味着我們的鄉村振興戰略走上邪路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錢從哪裏來，錢怎麼用，這涉及到鄉村的治理體制的改革、深化與完善。」

相約跳崖的四個年輕人以決絕的方式走完了自己短暫的一生，他們的共性絕不僅僅是家庭貧困、來自農村，以他們為載體還有很多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值得追問，比如農村青年的精神困境、天價彩禮問題、慢半拍的農村現代化以及瀰漫於社會中的疏離感、絕望感。就像幾年前人們關注的三和大神一樣，他們身上連帶出的問題並不會隨着網絡熱度的退卻而自動消解，反倒在城市化的熱潮中越來越成為很多年輕人不可承受之輕。

記得周迅在電影《李米的猜想》最後有一段獨白，她說，「我們都不起眼，沒有人在乎我們。」相約跳崖的四個年輕人生前都很不起眼，沒有人在乎他們，但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悲劇，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關係，畢竟，「這世上的事，有哪件事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呢？」所以在感慨他們身上的共性——家庭貧困、來自農村之外，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