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中國共產黨 · 三 | 中共和西方政黨的區別到底在哪

編者按：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在北京召開。這是建黨已經超過100年的中共，在成功讓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階段，召開的一次決定今後五年乃至更長時間中國走向的重要會議。百年以來，中國從曾經分崩離析、軍閥混戰的失敗國家一步步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引發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這一切的發生與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密不可分。可以說，伴隨着中國的影響力藉助綜合國力的持續增長在世界範圍內的外溢，認識中國變得越來越重要。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之下中國的一個地方特區，其命運早已與整個中國的未來走向緊密相連，更是迫切需要認識中國。而認識中國的關鍵，便在於認識中國共產黨。

長期以來，因為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的諸多不同，在海外社會盛行的自由主義觀念影響下，許多人對中共的認知過於意識形態化。數十年以來，海外社會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次預測過它的崩潰。但結果它一而再、再而三證偽許多人的預測，成功應對一個又一個危機，讓昔日積貧積弱的中國很可能在未來數年超越美國的經濟總量。人們不能不去思考，究竟一個什麼樣的政黨，讓近代四分五裂、內憂外患的超大型國家實現主權統一，並在建政後犯下反右擴大化、大躍進和文革等一系列嚴重錯誤後，還能帶領中國創造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家發展奇蹟。

當一個政黨及其建立的體制，存在時間越久，影響的深度和廣度越大，那麼必然有其不能不去正視的普遍性與合理性。對於長期用偏見的眼光看待中國共產黨的香港社會來說，與其活在不切實際的想象中，不如實事求是，理性認識中共，為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探尋更多可能和空間。

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政黨？中共和西方政黨有何區別？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際，香港01刊發系列文章，通過傳統文化、馬列主義、西方政黨對比等三重視角來認識它，此為第三篇。

一個社會產生什麼樣的政黨，有着深刻的內在原因。翻開政黨史，可以看到政黨的誕生、演變的規律。時至今日，世界政黨數量越來越多，演變速度也越來越快。長期以來，因為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有太多不同，所以很多受西方思潮影響的人，認為它遲早會崩潰，中國政黨制度會變得和西方大同小異。但事實是，中國共產黨非但迄今沒有崩潰，還屢屢在西方政黨暴露出嚴重問題的同時帶領中國創造發展奇蹟。這讓越來越多的人產生疑問，中國共產黨究竟與西方政黨有哪些差異？

歷史傳統和文化根基的不同

不同歷史和文化背景下誕生的政黨，意味着彼此產生的基礎和土壤不同，這注定了政黨的理念、組織形態及其建立的政治體制會大相徑庭。西方文明歷史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時期，自那時起就存在城邦民主，且城邦國家林立，盛行對外海上貿易活動。後來雖然出現過幾次大一統帝國，但要麼存在時間有限，要麼帶有一定的貴族制色彩。

換言之，在西方漫長歷史進程中，並未出現明顯的中央集權大一統，世俗政權的力量一直不太強勢，盛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所謂國王只不過是最大的貴族或領主而已。即便是被人稱為專制黑暗的中世紀，始終存在宗教權力和世俗王權的相互制衡。宗教改革後，世俗政權擴張，宗教神權退縮，而國王在這個歷史過渡時期，只能夠聯合新興資產階級才能一起對抗教皇。世俗政權的羸弱，使得西方近代在反宗教神權和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並未形成對世俗政權的信賴。而以資本為背景的新興世俗權力更是成為積極填補這種空隙的有生力量。根據這一套論述，西方社會形成了以個人主義為本位的國家理性，強調社會契約精神，重視對個人權利的保護，限制國家權力，重視程序正義。

在不少研究者看來，正是因為西方缺乏中央集權大一統的政治傳統，加之古希臘民主文化淵源，在五百年前的地理大發現後，西方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激烈變革中，逐漸發展出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社會契約等精神，形成一種「小政府、大市場」的傳統，並延續至今。雖然這種論述早就被現實世界的發展所質疑，但它在不少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循環論證能力應該說依然是強大的。

中國則是一部不斷走向大一統的歷史，雖然歷史上有過許多次分裂，但最終還是越來越朝向大一統的國家發展，從而奠定中華文明的主體疆域。自秦朝以來，中國就摒棄了周朝的分封制，建立了郡縣制基礎上的中央集權君主制。此後兩千多年裏，儘管分封制偶有復辟，但整體還是中央集權君主制為主，而且這套制度經歷了不同朝代的鞏固和完善後，在明清時期達到頂峰。

相比於西方文化中強烈的個人主義傳統，以儒家為主體的中華文化誕生於農耕社會，形成以家庭為中心的「家—國—天下」秩序，與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相輔相成，重視人倫和道德修養，強調「秩序」和「統一」，具有濃厚的集體主義傾向。在認知方面，與西方重視純粹理性不同，中華文化主張經世致用，強調實踐理性，孕育了豐富的道德文化。在國家治理上，西方迷信性惡論，發展出符合這種假設的法治體系，而中華文化推崇性善論，講究仁德治國，故存在重禮治教化、輕法治的傳統。

可以說，正是因為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基因，所以這種不同背景下產生的中國共產黨和西方政黨，甚至是蘇聯共產黨，自然在意識形態、組織形態和政治體制上存在着明顯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觀點。

意識形態的不同

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是社會大眾的一種價值共識，對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起到潛移默化的指導性作用，同時亦作用于社會的經濟基礎。尤其是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更是對社會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西方政黨之間儘管並非鐵板一塊，不同政黨的意識形態存在區別，但大多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底層，即建立在資本主義之上的自由民主理論。該理論表面上承認人的尊嚴和價值，認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主張群己權界，每個人都是獨立的主體，只要不侵犯他人，皆有自由的權利。但事實上，資本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人的社會存在與社會關係都受到資本結構的高度約束。然而，這種意識形態卻鼓吹對政府權力的憂慮。它認為政府雖然是避免所有人與所有人戰爭的必要之舉，但人們無法避免政府這頭「利維坦」（Leviathan）濫權，所以必須透過分權制衡和憲政予以限制和規範政府權力，結果是資本在市場和社會中取代了政府，成為統治力量。

應該說，相比於容易釀成暴政的君主專制體制，這種理念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彰顯了自由和民主，以至於不少人認為自由民主制度是「歷史的終結」。歷史當然沒有「終結」。今天西方的選舉民主體制備受詬病，不僅因為選舉民主容易滑向民粹，從結構上很容易被資本利益集團操弄，而且其承諾的自由民主更多時候只是服務於精英或富人，與思想家曾經的預想顯得南轅北轍，在現實社會中更是無法提供經濟層面的自由民主。

中共背後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底層、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中國傳統文化一方面非常重視人民的整體利益，有一種民本思想，認為「民惟邦本」、「民貴君輕」和「民水君舟」，另一方面不迷信教條的選舉民主，不贊同民治，而是提倡為民做主。因為在中國古代思想家看來，任何社會的大多數人並不具備足夠理性和能力進行民治，所謂「同是人，類不齊，流俗眾，仁者希。」故應該通過制度設計把德才兼備的精英選拔出來，由他們來「保民—養民—教民」。

至於馬克思主義，本源自西方，卻因為與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文化傳統有諸多耦合之處，比如共同的集體主義價值，都更重視經濟民生與反對社會不公，都更強調辯證思維和實踐理性，加之一些歷史原因，以及它為對工業化感到陌生的古老中國提供了不一樣但彰顯公平正義的話語體系，故在中國獲得遠超過西方的接受度，重塑了中國人的政治論述。

目前因為自由民主理論有西方強大的國家硬實力作為後盾，加之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找到跳出西方話語陷阱的路徑，未能融會貫通傳統文化、馬列主義和西方文明，建構一套有效的傳播體系，故中共在意識形態上處於弱勢和守勢。但即便如此，若想理解中共及其與西方政黨的差異，就不能不了解其背後的意識形態。

政黨組織形態和結構的不同

以組織形態和結構的嚴密程度而言，西方的政黨演進過程大體分為兩種路徑：剛性政黨和柔性政黨。剛性政黨的黨章相對嚴肅，具有一貫性，黨紀相對嚴格，黨員實行登記制度，不能隨意參加，各級黨組織職權明確，黨的領導人有較大權力。這種政黨在歐洲比較常見，特別是傾向於工人群體的政黨多屬於此類，比如，英國工黨和法國社會黨。柔性政黨的黨章則比較模糊，黨紀鬆散，甚至沒有黨員登記制度，各級黨組織職權比較隨意，往往僅在選舉期間才發揮作用，並且只起到協助候選人競選的作用，根本沒有實質領導權。比如，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就屬於此類。

中共的組織形態和結構則完全不同，它的黨章非常嚴肅、明確，黨紀十分嚴格，入黨程序複雜、門檻高，實行幾乎半軍事化管理，在思想和行動上高度統一，嚴格禁止一切公開的或秘密的派系活動，各級黨組織屬於垂直管理關係，黨的領導人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擁有最高領導權。

為什麼會有這種區別？

這是因為西方政黨普遍產生於選舉體制之下，以程序正義為核心的法治信念早已經根深蒂固，使得它們以為通過和平的選舉運作掌握政權是最有效和最合理的政治手段。而且西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盛行，強調個人的理性，對嚴格的黨紀制度缺乏認同，甚至抗拒。此外，西方社會一直認為自己的政治發展相對成熟，治理挑戰相對有限，只是到了近年這種判斷才逐步被質疑。

而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一個有着數千年君主專制傳統、國情複雜、內憂外患、軍閥常年戰亂不止的近代中國。它面對的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和非常艱鉅的救亡圖存挑戰，不是「要不要選舉」的問題，而是「要不要生存」的問題，既不存在通過選舉去改變國運的條件，更無法為這種政治模式建立社會共識。

這種現實註定中國共產黨只能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和革命黨，而不是一個選舉黨。對革命黨來說，要實現革命理想，必須在黨內建立嚴密的組織結構和紀律，以達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效果。當然，在不少人看來，列寧主義政黨取得革命成功、掌握政權後，又無一例外面臨讓成功的革命黨如何同樣做好執政的轉型挑戰，特別是怎樣既能維持政治秩序穩定、發展經濟，又能實現多元包容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承諾。

政治體制的不同

政治體制是國家結構形式，指國家的權力安排方式以及國家機關之間的關係，也被稱作政權組織形式。西方政黨賴以維繫的體制是選舉民主，權力通過選舉進行轉移和分配。這種體制強調的是權力制衡，既有政府權力與社會權力、公民權利的劃分，又有縱向上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的制衡，同時還有橫向上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的制衡，以及政務官和文官的分工。

同時，西方體制強調對政府的「約束性」，政府不能過度干預市場，追求「小政府、大市場」的目標。這種體制讓政府在面對重大危機或者利益集團裹挾國家時，難以進行有效動員和改革。時間一久，包括兩極分化在內的深層次矛盾便如温水煮青蛙般日積月累，侵蝕國家政治根基。

而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政治體制帶有明顯的威權色彩，不光「一黨執政」是基本特徵，權力只能在執政黨內部進行協調，而且執政黨居於國家治理的絕對主導位置，是廣義政府的領導者和構成主體，具有非常強大的動員和組織能力。當然，中共體制亦具有一定色彩的混合體制特徵，即起主導作用的中共有點像「君主」，具有幾乎排他性的絕對領導權力，匯聚社會「精英」、偏向協商的政協有「貴族制」特徵，人大和黨內民主制度又帶有民主制特色。只不過中共的民主與西方民主中的選舉成分存在較大差異，與大家熟悉的西方社會的政治傳統與制度存在不小落差。

上述四大不同不是為了簡單說明孰優孰劣，本意是要揭示出兩種制度的差異。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無論是意識形態挑戰、亟待治本的腐敗毒瘤，還是依然「專制」的社會認知和人民參與不足的制度缺陷，都說明它仍有許多必須克服的嚴峻問題，必須通過借鑑和吸收人類社會已有的各種經驗來推動改革，從而在西方體制深陷一系列嚴峻危機時，給人類社會另一種可能性。

而那些長期受西方思潮影響的人，很有必要放下意識形態的偏見，拒絕一種難以理解的文明傲慢。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通過中國崛起已經傳遞出巨大的外溢效應，早已經成為越來越不可迴避的現實的情況下，在多元包容的視角、實事求是地去理解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急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