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中國共產黨· 二 | 馬列主義究竟對中共有何影響

編者按：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在北京召開。這是建黨已經超過100年的中共，在成功讓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階段，召開的一次決定今後五年乃至更長時間中國走向的重要會議。百年以來，中國從曾經分崩離析、軍閥混戰的失敗國家一步步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引發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這一切的發生與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密不可分。可以說，伴隨着中國的影響力藉助綜合國力的持續增長在世界範圍內的外溢，認識中國變得越來越重要。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之下中國的一個地方特區，其命運早已與整個中國的未來走向緊密相連，更是迫切需要認識中國。而認識中國的關鍵，便在於認識中國共產黨。

長期以來，因為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的諸多不同，在海外社會盛行的自由主義觀念影響下，許多人對中共的認知過於意識形態化。數十年以來，海外社會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次預測過它的崩潰。但結果它一而再、再而三證偽許多人的預測，成功應對一個又一個危機，讓昔日積貧積弱的中國很可能在未來數年超越美國的經濟總量。人們不能不去思考，究竟一個什麼樣的政黨，讓近代四分五裂、內憂外患的超大型國家實現主權統一，並在建政後犯下反右擴大化、大躍進和文革等一系列嚴重錯誤後，還能帶領中國創造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家發展奇蹟。

當一個政黨及其建立的體制，存在時間越久，影響的深度和廣度越大，那麼必然有其不能不去正視的普遍性與合理性。對於長期用偏見的眼光看待中國共產黨的香港社會來說，與其活在不切實際的想象中，不如實事求是，理性認識中共，為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探尋更多可能和空間。

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政黨？中共和西方政黨有何區別？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際，香港01刊發系列文章，通過傳統文化、馬列主義、西方政黨對比等三重視角來認識它，此為第二篇。

多年以來，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政治體制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黨存在明顯區別，中共在西方語境裏很長時間都類似一個巨大的「謎團」，不斷地被妖魔化。其實，西方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異質感」，很多都源於西方對中共「馬列主義（Marxism-Leninism）」基因的陌生，使得中共成為西方社會一個異質的「他者」。

中國共產黨雖然一直都在不斷地中國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更是不斷克服列寧主義（Leninism）政黨的某些弊病，但主體框架至今都承繼着馬列主義的政治基因，它們關係着中共的執政根基，是中共的「大政治」。這些與中國獨特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一起，構成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上其他政黨的最大區別所在。若不能讀懂中共身上所包含的馬列主義傳統，就很難理解它。

對於任何一個政黨來說，意識形態和組織是兩個最核心的指標，意識形態是政黨的靈魂，組織則被視為政黨的肌體。要理解中國共產黨，也必然離不開這兩個維度。而中國共產黨恰恰在這兩方面藴含了馬克思主義（Marxism）基因，奠定了它的政治底色，令其與世界其他非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開來。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毛澤東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話道出了馬列主義之於中國共產黨的意義。中國近代自鴉片戰爭以來，就長期陷入內憂外患的局面，國將不國，人民流離失所。在此情況下，經歷多次救亡圖存行動失敗之後，一批知識分子突然看到信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蘇俄布爾什維克取得革命成功，於是心嚮往之，渴望在中國複製其經驗，再加上作為馬列主義核心的馬克思哲學其實與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文化傳統有諸多耦合之處，比如都重視歷史傳統、都強調辯證思維和實踐理性，故才有了中共的誕生。

那麼，馬列主義到底怎樣在意識形態層面影響了中國共產黨？

首先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列主義不單提出了與中國古人想像的「大同世界」相類似的共產主義理想，而且為之構建了一套邏輯自洽的理論體系。這套理論體系以一種類似進化論的視角，將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分為依次演進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最高階段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Karl Marx）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包含着無法克服的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的矛盾，造成貧富兩極分化，產生前所未有的階級對立，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的瓦解。

基於此，馬克思作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將被社會主義社會取代的預言。在他看來，社會主義是由社會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實行按勞分配，是進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準備。在這個過程中，無產階級將發揮領導者的角色。而後列寧（Vladimir Lenin）在俄國的鬥爭實踐中，完善了無產階級的政黨理論，認為無產階級必須有自己嚴密的政黨，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奪取政權，而且不同於馬克思關於革命必須吸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成果，只能以世界革命的方式首先爆發於發達國家，列寧則認為，落後國家可以跳過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直接進入社會主義。

中共正是在這種共產主義理想和暴力革命理論指導下，於1921年由一批主張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建立。中共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在中國開始了長達28年的革命歷程，在1949年打敗國民黨，創立新政權，並於1953年開始，進行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建立了公有制。而其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也延續了馬列主義乃至史太林（Joseph Stalin）體制的特點。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重新定義社會主義之後，中國共產黨的體制和實現社會主義的路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它依然是將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作為政治理想。

其次是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對19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進行了深入剖析，發現了他眼裏的資本主義社會一個巨大「秘密」，即剩餘價值。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家通過支付工資向工人購買勞動，但工人除了生產出自己的工資，其實還生產了更多的價值，但這些價值被資本家無償佔有了，這就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發財致富的「秘密」。而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則設法掩蓋了這個秘密，這就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的不科學性和不可持續之所在，而且只是服務於資產階級的利益。

剩餘價值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傳統的理論認為，工人階級若要從根本上消滅剝削，就必須消滅私有制，走向公有制，實現「按需生產」的共產主義。但馬克思和列寧在這一點上存在着差別，馬克思本人認為公有制是資本主義生產充分發達後產生的，是經濟發展的自然和必然結果，而列寧則基於其一國革命理論，認為可以通過建立政權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建立公有制。史太林則更激進，用行政力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

這套政治經濟學對於中共具有顯著影響。在革命時期，中共利用「剝削」理論在農村進行「剝削」論的宣傳，組織農民反抗地主階級，顯現出強大的激勵作用，對中共動員群眾起到了理論支持。

在1949年建政後，基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觀點，以及消除剝削必須消除私有制的理念，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中國進行了三大改造，建立了公有制經濟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既確保了中共新興政權的穩定，讓中國能在西方封鎖的困境下，以不重走西方殖民老路的和平方式完成資本積累和工業化，而且還讓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致今日中國仍是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從根源來說，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的結果，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指向。

當然，該學說本身存在不少問題，很容易被極端化，如推動以階級鬥爭為綱等錯誤政治運動，甚至片面否定企業家的作用，阻礙經濟的有序發展。計劃經濟體制後來因其僵化和低效，在鄧小平等政治家檢討反思之後，逐步轉化為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只不過，中國的市場經濟也並不等同英美的自由市場經濟，習近平更創造了「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國家政策，政府在市場經濟中仍保留着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以解決市場失效問題。

再者是作為前二者哲學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們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思想，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思維方式具有深遠影響。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融合了德國古典哲學集大成者黑格爾（Georg W. F. Hegel）的辯證法和哲學家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唯物論而創立的哲學體系，歷史唯物主義則是馬克思將辯證唯物主義運用到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理論成果。辯證唯物主義在認同世界是物質第一性的基礎上，更多地科學探討世界的存在狀態。辯證法兩個基本特徵包括，世界是普遍聯繫的，世界是永恆發展的，而矛盾是世界普遍聯繫和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根源。因此，辯證法的核心是矛盾，即「事物內部及事物之間的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

熟悉中國傳統思想的人都容易接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等哲學理論，甚至將它們與「史」學、「易經」等聯繫起來了解。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鎖定在「實事求是」，有些人認為這就是一種「現實哲學」，都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特別是在「中國化」的背景下，而且從教條僵化的應用中撥亂反正之後，被人民普遍接受。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歸納了辯證法的三條規律，經常被馬列主義者奉為教條，即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其實這不過是對辯證法一種簡便的裁剪，是對辯證法的一種抽象，而毛澤東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抽象化，指出「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

在中共歷史上，經常運用這種對立統一的思維來解決問題，其中最著名的案例莫過於根據社會情況調整主要矛盾，如中共十九大就調整了鄧時代確立的社會主要矛盾。當然，因為一些中共官員容易把辯證法聚焦在「對立」關係上，強化對立，淡化統一，造成對辯證法的誤用，淪為一種「二元對立」思維，於是非黑即白，僵化死板。這類負面教訓在中共歷史上不勝枚舉。習近平近年來經常提出「知行合一」、「不忘初心」、「以人民為中心」、「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依法治國」等說法，很大程度是要扭轉教條僵化的官僚主義，消滅官僚的傲慢，他既是要去除傳統思想中的糟粕，更是要去除官僚體系的專制。

其實相比辯證唯物主義，對中共影響最大的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系統的哲學理論，可簡單概括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更具體說，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不斷發展，作為上層建築的生產關係將會發生相對應的變化，人類歷史就是這種發展——變化——發展的不斷延伸，而且早已經形成一套規律，社會就是根據這一套規律不斷演進。經濟基礎的核心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上層建築是政治建構和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其中國家政權是核心。經濟關係是政治和思想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政治和思想都不過是經濟關係的一種反映，是第二性的、派生的。

在資本主義等階級社會裡，因為經濟關係的對立性，使得政治和意識形態具有階級性，代表着不同的階級利益。這種唯物史觀對於中共的影響，既包括革命時期，以階級分析法劃分國內的政治勢力，比如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也表現在建政後錯誤地運用階級鬥爭，將階級對立放大化，忽視了統一的一面。1949年以來，中共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政權，公有制曾經是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某種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對這種唯物史觀的自覺運用。只是在同一時期，它同樣放大了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誇大意志的能動性，錯誤地發動了大躍進，違背了經濟的基本規律，包括違背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在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後，國家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大力發展生產力，並適時地改革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上層建築，同樣是發揮經濟基礎決定作用的表現。

由此可以看出，馬列主義作為中共的官方指導思想，從哲學理念、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層面對中共的意識形態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為中共的建黨、革命、建政，以及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都提供了豐富的思想理論資源，甚至重塑了現代中國人的思想話語體系。

政黨組織

如果把馬列主義分為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兩部分的話，列寧主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政黨組織層面。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天然領導者，共產黨的角色只是輔助作用。但在俄國革命實踐中，列寧發現無產階級和社會大眾可能是極端「落後」的，要等待無產階級的自發覺醒，寄望於經濟鬥爭或者議會政治的改良主義，根本沒有出路。所以他主張必須建立一個組織嚴密、思想和行動高度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該政黨除了要由具備先進意識和能力的群體來領導，以確保「先鋒隊」角色之外，還必須採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關於這一點，列寧曾在《進一步，退兩步》裏說：「黨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部隊，黨必須按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具體到實踐中，列寧實行近乎軍事化的嚴格管理，黨的中央機構可以通過金字塔型的組織系統掌控每一個黨員。這樣一來，列寧主義政黨就具有極強的組織動員能力，並由此成為革命軍隊的建造者和領導者。因此，「黨指揮槍」是列寧主義政黨的特色。

正是因為列寧主義政黨的革命黨身份，使得他們不會走在他們認為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議會政治道路，而是走武裝革命建立政權的道路，故「以黨建國」是列寧主義政黨的基本特點。

縱觀世界，這種「以黨建國」的道路成為蘇聯、中國和越南等許多落後國家走向民族國家建構的途徑。而在建國後，一黨執政、黨政不分也被理解為許多革命黨執政後面對的困局，即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角色轉變，或許更準確的說法是，一個通過革命勝利而獲得政權的政黨，如何可以在執政上依然能夠勝利的質問。在西方政治語境中一直存在對列寧主義政黨持續執政的懷疑。

換言之，考慮到列寧主義政黨普遍產生於革命環境下，時刻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故他們為了提高生存的幾率，採取高度集中的軍事化組織形式和充滿鬥爭性的意識形態，以保證高效的行動能力，就不難理解。但執政後，由於政治環境的變化，革命時代的生存壓力不復存在，那種高度集中的政黨組織和一元化的鬥爭性意識形態，開始面臨巨大的爭議，甚至出現執政合法性的挑戰。

中國共產黨也是在極端惡劣的革命環境下誕生，採用了列寧主義政黨的建黨方針，思想上以馬列主義為理論旗幟，組織上採取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了嚴密的半軍事化的黨組織系統，強調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對黨的絕對忠誠。而在執政後，中共也曾經面臨着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深層困境。習近平針對這種質疑給出了自己的說明，也就是不存在革命黨和執政黨的轉變或過渡，相反，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極具革命性、而且是長期執政的政黨，它已經經受過革命、建設、改革各個階段的考驗，「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中國的社會現實為這種說明提供了堅實的回應。

無論如何，高度集中的組織如何應對自身向官僚主義蜕變，防止自身腐敗墮落為一個新的特權階級，如何避免走向個人崇拜和專制集權，都曾經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在蘇聯的史太林時期和中共的毛澤東時期，都曾出現個人崇拜，都在各自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災難。誠然，中國社會有自身的歷史文化特色，尤其是兩千年的中央集權傳統，使得中共體制有較強適用性，能在當下的中國社會繼續發揮核心作用，但集權不等於專制，中共的挑戰是如何在中央集權的體制裡，為社會提供更具包容性的人文環境。

同樣地，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和平年代，面對多元化的利益和許多人追求個體自由的訴求，如何保持對人們的吸引力，同樣成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必須面對的現實和理論挑戰。列寧主義政黨在執政後普遍面對國家及經濟治理的成效質疑。中國亦不例外。毛澤東時代，由於他本人在革命年代積累起來的個人權威，使得他順理成章地成為革命意識形態的一種化身。當這種革命意識形態反覆受挫後，也就是中共的國家治理模式深陷困境的時刻，例如在「文革」後，中國出現普遍的理想破滅現象即是例證。

改革開放後，中共有意識地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動員弱化，專注經濟民生，一時間使得中國的社會空間和精神空間漸次打開。經過四十年的快速發展，如今中國的經濟模式、社會結構和精神狀態大為改變，如何應對社會上的多元價值，持續塑造一種開放、包容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就成為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

馬列主義是個系統的理論體系，以上分析只是對其影響中共的意識形態和組織這兩個最重要面向的剖析，即便如此，也足以印證中共與馬列主義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教條認識馬列主義造成的理論張力。儘管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的價值取向愈來愈「中國化」和「時代化」，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組織形態上，都更加注重吸取中國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更強調社會的現實需要，順應現實國情的要求進行調適和改革，但它依然有著對馬列主義的教條認識傳統，甚至內嵌於它的政治基因中。就算中國共產黨繼續推進其意識形態的「中國化」、「時代化」，亦無可避免地需要一段時間才可能與中國的社會現實及發展無縫對接，因此要理解中共既要回歸到中國的傳統思想，但亦繞不開馬列主義的哲學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