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與「併吞」的辯證：台灣人為何應該關心中共二十大？
中共二十大開幕倒計時，一海之隔的台灣對之抱以與己無關的態度，視之為鄰岸「強權」行禮如儀的政治盛事。不過媒體各種關於二十大鋪天蓋地的報道，近乎吹毛求疵、以偏概全的挖掘各種小道消息，還是能折射出其內心世界多少能感知到這場大會的份量，從而以符何台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做法建構出合乎想像、令人「舒適」的「二十大」認知。
如果是美國想要解決「統一」問題
放眼台灣坊間或輿論場關於中共二十大的討論，無不集中在香港和台灣過往慣習的人事、高層派系權鬥等「宮廷劇」，或者是限縮在領導人個人及外延而出的「集權」、「擴權」、「擴張」等形象，心底始終刻劃着「反共」這副眼鏡透視出來的中共樣貌。與此同時，隨着兩岸情勢劍拔弩張，又夾雜着憤怒、抗拒、憂慮、懼怕等複雜心理，一股腦兒地投射到這場大會上。
然而如此認識的歷史根源，來自於台灣掌握政治社會話語權的精英，移植了西方看待和理解世界和事物的方法，當一切視野皆化歸到「權力」為基礎時，凡事終究會走向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在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眼中，「中國崛起」必然導致「中國威脅」這個結論，是新的「霸權」對現有霸權的挑戰和取代，從而站在自己的歷史脈絡與思維模式，推導出了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台灣社會在長期的內戰與冷戰壁壘意識催化下，很自然而然地接受且內化了西方這樣一套認識論，並用以理解自己與中國大陸、與世界的關係。當對岸已然成為了「理所當然」的「霸權」時，一切作為紐帶的歷史當然不再重要，被拋諸腦後，因此拒斥、恐懼與統一有關的任何話語，將自己放到了無辜被害者、弱勢者的位置上，視之為「霸權」要侵害自己的「併吞」。
可以看到「保台」這樣的說法近來大幅出現於台灣執政者和民間社會的語境之中，這裏並不是說「保台」心理沒有道理，它當然有其生長的土壤成因，但往往在不分藍綠政治人物的引導下，就走進了二元對立式的「權力」思維，認為台灣面臨的是「大欺小」、「強凌弱」的處境，當彼此意願成為不可化解的矛盾時，終將迎來一場「血腥」的「戰爭」。最後只能擺盪在民粹「抗中」與挫折悲觀之間，沉淪迷茫下去，卻錯失掉還有很多能夠化解分歧、解決衝突、尋找新關係與新定位的機會和可能。
台灣不妨換個角度思考一下，如果今天是美國要解決「統一」問題，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發動一場戰爭，丟幾顆炸彈，用「拳頭」應對一切，反正拿下來了就是它的。歷史上的案例不勝枚舉，雖然無關「統一」，但不聽話就揍你，揍了就得臣服，難道不是美國對待其他弱勢國家的「常態」？
可是中國大陸面對分裂已然超過70年的台灣，為什麼沒有像美國那樣直接扔下炸彈就「完事」？而是不斷申明「和平統一」大政方針，幾代領導人在「和平統一」之路給出承諾並累加下來；又或者為解決台灣問題設計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只是先用於香港和澳門），並給出了「兩制台灣方案」的倡議。兩相對比之下，其實可以看出中共不同於台灣所習以為常的「世界」的思路邏輯與行事作風。
揭開中共「底色」清晰面貌的過程
談到這裏，才能扣回本文的主題。台灣需要真正去理解中國共產黨怎麼思考、想做什麼？或者說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怎麼思考、想做什麼？而且在方法論上，還需要跳脱出西方神學式的意識形態宣傳，以及中共官媒以內宣為主的說話方式。而二十大作為中共在關鍵歷史轉折時期的重要黨代表大會，也是影響香港、台灣和國際格局的里程碑事件，便是一個對台灣來說從陌生、抗拒，走向重新認識的契機。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究竟想做什麼？真是像西方世界說的要打造一個「霸權」、成就一個「帝國」？還是有着奠基於中國歷史文化脈絡，體現中國本位和主體性的理論和實踐？2012年的十八大，是習近平時代的開局起步；2017年的十九大，則是習近平時代的鞏固深化；即將揭幕的二十大，可以說是十九大的「延長線」。透過關注中共二十大，可以更清楚釐清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將路向何方，將如何佈局內政、經濟、中美、港台等問題。
在這十年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中共治國理政的關鍵詞；在接下來的五年乃至十年，或許還會更為頻繁地聽到「共同富裕」、「歷史自信」等關鍵詞。無論對於香港或台灣來說，這些宏大的詞彙或許與自身原來的文化環境格格不入，從而感到不解、無感、隔閡，但仔細推敲仍然可以一窺習時代中共的「底色」，是一個帶有深刻歷史主義，在傳統思想、西方思潮和馬克思主義之間不斷尋求調和，以清晰化自我面貌和內在精神的過程。
在西方和港台一些人的眼中，今日中共所標舉的價值，往往被貼上「四不像」或「逆行」於「普世價值」的標籤。然而，就像魯迅說過的：「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中共如何在歷史根本與時代變化中求索出既有原則性又有包容性的發展道路，二十大或將給出答案來，不只對內交代、對港台宣示，也是對西方世界質疑聲浪的回應。
「修昔底德陷阱」非中國的認識論
從過去十年在政治方面的具體實踐，台灣研究中共的專家楊開煌有其特殊的觀察和總結。他認為「民本政治」的政治觀在中國歷史早已深入人心，中共也不能自外於此，習近平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以及他反覆說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成為了「不忘初心」的內涵。
進一步落實在政治制度上，楊開煌認為，「社會主義治理式民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中「政治現代化」的面貌之一，體現中國「以民為本」的政治觀，無論在國家發展速度、國家未來性，或是人民在國家發展中的獲得感、滿足感或幸福感，都與西方式民主走出了迥異的一條路。
如此的政治觀還能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中看到影子。無論其原始初衷，還是在香港經歷了幾度政治波折而不斷調整完善的邊界與框架，都不能否認「一國兩制」的精神確實展現了透過商量解決歧見的中國政治文化。最後的具體實踐，還是會指向了社會怎麼發展、生活怎麼改善的核心關懷。
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和歷史文化「基因」起作用下，當西方不斷指責中國是「新帝國主義」、攻訐中國圖謀成為世界「新霸主」時，事實上中共從來都沒有承認、認同過「修昔底德陷阱」這樣的說法。因為這是西方看世界的方法，而不是中共的，更不是中國的。
中共二十大能否「為台灣所用」？
同樣的，北京表達出來的「統一」決心和意志，既有其主觀基於歷史的責任，也是客觀上國共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至於怎麼做？就像第三份台灣問題白皮書所說的：「願意在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解決兩岸政治分歧問題展開對話溝通，廣泛交換意見。」
近來北京也開始拋出各種「統一後」的治理藍圖，包括「長期困擾台灣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眾多難題，可以在兩岸融合發展、應通盡通中得到解決」、「台灣財政收入儘可用於改善民生，多為老百姓做實事、辦好事、解難事」等等。倘若拋開政治成見，中共給出的統一表述，本身就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涵，不同於西方權力意識下往往通往衝突的零和角力。
長期關注兩岸關係並投身和平統一運動的台灣勞動黨主席吳榮元，他告訴《香港01》記者，台灣在當前的形勢下最大的困境在於「僵化的習慣性思維」。吳榮元進一步解釋，由於美國長年在台灣身後「影武者」的角色，形成「台海無事」的習慣性思維，時間歷經幾個世代，僵化了台灣社會對大陸終將解決台灣問題的危機意識。吳榮元感嘆道，「台灣想割斷歷史，但逃不了被歷史解決的命運」。
台灣要想走出「僵化的習慣性思維」困境，甚至能夠從「戰爭」和「併吞」的惶惶不安的心理泥淖中掙脱出來，就更有必要真正地去關心中共二十大。不光只是盯着「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還可以從二十大展現出來擘劃中國未來五年十年發展的「陽謀」，掌握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從中找到台灣可以安身立命的機會與空間，並且「為台灣所用」。就這層意義而言，誰能說中共二十大與台灣沒有關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