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任務清單｜尊重科學和專業主義須警鐘長鳴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次會議中就坦言，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也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當疫情進入第三個年頭，疫情的考驗已經遠不只於此，而是全方位的、綜合性的，既有政治的、經濟的，也有社會心理的。而在所有大大小小的考驗中，貫穿於防疫始終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講科學與專業主義。

早在2020年2月3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就曾特別提到「科學防治」的重要性，因為疫情防控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科學地防、科學地控、科學地治、科學地管。這充分說明，面對一開始的不明原因肺炎，講科學和專業主義在認識層面是有共識的。

「維穩壓倒科學」代價巨大

但具體到行動層面，卻出現了「維穩壓倒一切」甚至壓倒科學的做法。人們應該還對「李文亮事件」記憶猶新，2019年12月30日包括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在內的8名醫生在微信同學群中發出預警，卻被當地警方以「造謠者」為由進行訓誡，雖然事後對其予以正名和平反，但李文亮所代表的專業主義在「維穩壓倒一切」的官僚主義面前顯然退居其次，由此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未能消除，這一點，從人們將李文亮微博作為「哭牆」來表達哀思就不難看出。

「李文亮事件」之外，上海疫情防控模式之變也成為輿論爭議講政治與講科學的現實例證。3月27日前，作為防疫模範生的上海一直對外表示不會採取封城舉措，不會一刀切，會延續「瓷器店裏抓老鼠」的精準防疫模式。可話音剛落，上海隨即開始啟動「切塊式、網格化核酸篩查」的半封城措施，其後更是進一步升級為為期兩個月的靜默狀態，對中國總體經濟形勢和普羅大眾心理造成巨大沖擊。

其間，上海防疫過程中的荒腔走板不時刺激着人們，尤其是上海疾控中心某領導錄音被曝光後那句「專業人員說的話根本就沒人聽，現在把這個病變成了政治性的一個疾病」，更是再次引發人們對於講政治壓倒講科學的擔憂。

除了以上兩起標誌性事件，中國各地在防疫過程中亦暴露出不少罔顧科學防治要求的負面案例。比如安徽宿州市在上一輪疫情中，提出「三日內實現社會面清零」的目標，並亮明「三輪排查後仍未清零的村（社區），將對包保幹部和村黨組織主要負責人嚴肅問責。」這樣的「三日清零」要求以及問責制，不僅違背了防疫是科學問題的本質，也無疑是在變相「鼓勵」過度防疫和層層加碼。同樣限定清零時限的做法，也發生在貴陽，9月18日凌晨該地發生轉運隔離車輛側翻事故，造成27人死亡。

當民眾層面對於講政治壓倒講科學的擔憂還未消退之際，來自最高層會議釋放的信號讓擔憂更進一步。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其中提到，要深刻、完整、全面認識黨中央確定的疫情防控方針政策，堅決克服認識不足、準備不足、工作不足等問題，堅決克服輕視、無所謂、自以為是等思想，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我國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作鬥爭。

一味消音反而助長憂慮

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更明確表示，「要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對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要綜合看、系統看、長遠看，特別是要從政治上看、算政治賬。」

「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我國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作鬥爭」的動員令發出後，不少針對疫情發聲的個人賬號被封禁，包括頻繁針對疫情發聲的攜程集團創始人梁建章，以及批評上海防疫造成法治災難的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童之偉。

另外，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與另一位研究者4月6日發表在《國家科學評論》上的英文文章《關於中國在即將到來的COVID-19時代重新開放的戰略》，因提到「中國需要重新開放，以使社會經濟發展正常化，並適應全球的重新開放。長遠來看，長期的動態清零是不可能實現的」而被全網消音。不得不說，諸如此類的做法，只會加大社會層面對於防疫路線之爭的想象，也會強化講政治壓倒講科學的擔憂。

政治與專業須良性互動

曾兩度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講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在接受《香港01》記者專訪時表示，「應對一個公共衞生事件，應對一場社會危機，或者從危機管理的角度看這類問題，總是有兩個維度，而且兩個維度之間是有張力的。一個就是所謂的政治考慮，就是人們常說的講政治、講大局，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屬於公共事務，處置公共事務的最高標準就是安全、穩定。這個責任是由政府來承擔的，所以不能把權力與責任完全交給專家，而政府不能干預，這是不可能的，不能說政府干預就是錯的。但是，為什麼現在有爭論呢？這就涉及另一個問題，政府處置的根據、依據是什麼？」

房寧繼續解釋道，「政府的日常管理有規則和經驗作為支撐，可以按部就班地行事。但病毒和疫情是未知的突發事件，這就導致一種張力的產生，即面對未知突發事件，政府是根據以往的規則和經驗來決定，還是要聽取專業的意見？怎麼處理好政治與專業之間的關係？在中國『講政治』，說到底不就是為了人民健康、社會安定嗎？這和所謂『專業』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問題是如果專業意見與政府意見不一致，怎麼辦？這次就遇到了這個問題。如果在判斷不清的情況下采取斷然措施，可能就是一個烏龍球，會給社會造成無妄之災。政府的顧慮就在這裏。」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秦前紅在談到政治與專業主義之間的張力時則表示，「既然是張力，一方面表明它有一種緊張關係，另一方面這種張力也可能是某種意義上的合理性存在，所以難以說消除。尤其在中國現行政治秩序下，共產黨作為一個領導黨是要長期存在的，中國人很少會去懷疑這一點，你可以不加入共產黨或者對共產黨有些批評，但絕大多數人不大能夠接受中國可以不要共產黨。共產黨為了保持政策的引領和執行的順暢，為了政治秩序的穩固，自然會對政治上的一致關係或者說政治忠誠有某種要求。但這並不等於只講政治，或者說不能理解為要壓倒專業。」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講政治也是講又紅又專的結合，你不能不懂專業，不懂專業的講政治是偽政治。對這個黨、這個國家和民眾負責，一定是指政治上忠誠，專業上過硬，否則讓你防控疫情，你防不了，讓你做個手術，你做不好，不知道怎麼打針，這樣的政治忠誠又有什麼用？一個老師，你講忠誠，你不會教課，你不會去立德樹人，這種忠誠也是一種偽忠誠，所以說在中國現行政治秩序下，一定得是政治和專業主義的良性互動，才是最適當的。」

在中國的現行政治體制下，不講政治是不現實的，但也要因時因事而變，不能不由分說壓倒一切，尤其是在疫情危機關頭壓倒科學和專業主義。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說過，「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着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它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着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疫情初期的主要矛盾是什麼？是如何最大限度保障民眾的知情權，提醒人們及早做好防護，避免更多的人感染甚至失去生命。舍主要矛盾而講政治，這不僅是前期民怨沸騰的根由所在，也是所以會發生「李文亮事件」以及在抗疫前線仍不忘「念文件」、完成填表任務的源頭。

賦權疾控系統科學決策

經過這次疫情前期的教訓，有必要在重大疾病預防問題上賦予專業主義更多空間與權限，最緊要的，便是賦予疾控中心對外發布訊息的實權。要知道，SARS後重建的網絡直報系統，雖然保證了全國疾控中心人員的訊息共享，但事實上始終未能解決監控訊息及時發布的問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傳染病爆發、流行時，國務院衞生行政部門負責向社會公布傳染病疫情訊息。言外之意，隸屬於衞健委的疾控中心只負責監控，本身並沒有發布訊息的實權，更沒有決策權。

中疾控流行病首席科學家曾光在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坦言，中國疾控系統只有「幹活的權力」，可以收集和分析數據，但不是決策機構，在衞健委系統中的地位也絕對是弱的，疾控情況只有政府授權你去談，才能談。疾控中心主要做的還是一個技術性的工作，對防疫工作只有建議權，沒有決策權。

中疾控前副主任楊功煥也透露，中國東北在1910年代爆發鼠疫，由北京協和醫院創辦者、中國檢疫防疫事業創始人伍連德全權負責處置，他不只是個技術人員，他還有行政權。現在中國這個做法確實是很難，指揮的衞生系統官員可能不太懂，疾控系統人員又沒有行政權，所以這中間涉及體制改革非常關鍵的問題。專家可以發表看法，但不能替代政府發布。鑑於今次的教訓，楊功煥建議將防疫應急職能納入疾控行政部門，讓專業人員增加話語權，以改變目前外行指揮內行的局面。

歷史地看，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曾因講政治壓倒講科學造成大躍進和文革的歷史悲劇，直到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後才重新回歸尊重科學和尊重知識分子的常識。以史為鑑，以防疫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為教訓，尊重科學和專業主義必須警鐘長鳴，這既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也是未來五年必須直面的問題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