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態化核酸代替封城？ 「中國式共存路線」現端倪
受疫情衝擊，中國目前正在「不惜代價救經濟」，5月2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這場直通區縣的十萬人大會，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十分罕見，足見中國經濟形勢之嚴峻。李克強在大會上也坦言，「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來，就業、工業生產、用電貨運等指標明顯走低，困難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嚴重衝擊時還大」，「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完成經濟社會發展任務，全面把握，防止單打一、一刀切」，「對各地二季度經濟主要指標，將由國家統計部門依法依規實事求是分省公布」。
穩預期、穩信心在今天的中國的確到了最緊急的時刻，官方媒體連日來的評論文章，亦在儘可能重建中國對外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兩大基本共識。比如人民網25日發表評論文章寫道，「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的要求，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經濟日報》26日發表長篇署名文章《全面辯證看待當前經濟形勢》寫道，「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擴大高水平開放的決心不會變，為全球提供更多市場機遇、投資機遇、增長機遇的意願也不會變」。（更多內容見《大疫撕裂中國 重建兩大基本共識到了最危急時刻》）
面對此經濟形勢和壓力，不少人開始猜測：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究竟還能堅持多久？個中邏輯在於，只要現有疫情防控的舉措不變，流動性就無法保障，經濟運行恢復正常狀態就存在中阻梗，就很難真正「活」起來。從「不惜一切代價防疫」到「不惜代價救經濟」，中國防疫究竟該如何走出一條「努力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的平衡之路？
從目前中國對於常態化疫情防控機制的佈局來看，中國已經在結合自身國情和實踐，探索一條「中國式共存路線」，這條路線既不同於躺平式的「與病毒共存」，也不同於中國過往動輒封區封城的「休克療法」，這一共存路線，依託於預防和發現層面的常態化核酸檢測，以及治療層面的永久性方艙等硬件設施的準備。
5月16日，《求是》雜誌2022年第10期刊發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黨組書記、主任馬曉偉文章《堅定不移貫徹「動態清零」總方針 堅決鞏固疫情防控重大戰略成果》。該文首次提到中國完善常態化檢測機制的系列佈局，包括：省會和千萬級人口以上城市建立步行15分鐘核酸「採樣圈」，每周定期檢測，重點人群加大檢測頻次；進一步提升核酸檢測能力，以可移動檢測力量為重點，加強公共檢測實驗室、城市檢測基地、第三方實驗室建設；在採樣人員調配上儘量不要擠佔日常醫療資源，醫療機構的檢測能力主要保障日常疾病診療；收治隔離能力再加強，提前規劃準備定點醫院和亞定點醫院、永久性方艙醫院、集中隔離點，把防控的人力物質資源備足備齊，確保一旦發生疫情迅速啟用；在社會面防控上，繼續堅持外防輸入，堅持人、物、環境同防，加強公共場所佩戴口罩、測體温、查驗健康碼等工作。
在該文發出前，建立方艙醫院以及常態化核酸應對疫情的模式等已經在各地普遍實施，只是當「永久性方艙醫院」的字眼首次出現，還是令外界浮想聯翩，人們的普遍疑惑在於：難道中國當前的「動態清零」將「永久」堅持下去？建立步行15分鐘核酸「採樣圈」，以及永久性方艙醫院，這背後的經濟賬要怎麼算？中國是否承受得起這樣的代價？
這些擔憂是實實在在的，常態化檢測機制背後的經濟賬也是真金白銀，但換個角度來看，所謂的「永久性方艙醫院」的言外之意是，中國也承認病毒將「永久性」存在，不可能被消滅，人類最終將不得不「與病毒共存」，只不過不同於其他國家和地區躺平式的「與病毒共存」，中國在承認共存的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預防和治療規劃，這也是因應於中國自身的國情：人口基數大、老年人口眾多、城鄉醫療水平嚴重不平衡不充分，再加上病毒還在不斷變異。隨着藥物研發有新進展，病毒變異有更多確定性，「中國式共存路線」或可體現更大靈活性，畢竟建立這樣的常態化防控機制，每一天都在消耗着人力、財力、物力。這筆生命帳、總體帳究竟算得是否得當，只能以最後的結果來倒推，現在誰也無法給出答案。
5月24日，《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發表評論直言，「如果常態化核酸能代替封城，豈有不支持之理？」在胡錫進看來，「常態化核酸能夠篩查出新的感染者，幫助各地精準施策，迅速切斷感染鏈，從而避免病毒大範圍隱匿傳播，到發現時只能搞大區塊乃至全城靜默予以應對。現在多地的實踐構成了對常態化核酸效果的檢驗，深圳、杭州等地的情況令人鼓舞，如果這個辦法被大範圍證明能夠達到預期的防疫效果，那麼就意味着我們闖出了一條新路……動態清零重在『動態』二字，常態化核酸是各地與奧密克戎鬥爭中摸索出來的新槓桿，它很可能讓這個『動態』變得更加強勁起來……看看常態化核酸能否幫我們的各大城市建立起一道不發生大規模感染、也不用重新被迫封城的屏障吧，如果做到了，將是了不起的成功，如果當中仍出現重大難題，相信各地自會調整。我們總要往前走，只要走，就能踩出一條路來。」
對於常態化檢測機制必須面對的經濟賬，胡錫進也談到了後期的靈活性問題，「疫情基本控制後，常態化核酸的頻率就可以降下來，開展的區域也可以縮小，而且大城市需要兩天一測、三天一測，目前平均的實施時間大約為五天一測，但很多感染風險低的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就無需這麼勤，可以一周一測，十天一測，甚至可以經過研判停測，或者從普測改為抽查。最終下來全國常態化核酸的成本肯定會比今年三四月份以來經濟受到疫情嚴重衝擊而產生的巨大損失要低得多。」
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目前中國面臨着內外兩重嚴峻壓力，正處於「窮則變」的關鍵時期：外部壓力在於，當世界紛紛走向開放之後，堅持現有防疫政策的中國正在將自身隔絕於主流之外，不僅越南、印度正在躍躍欲試取代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而且美國遏制中國有了新的現成抓手，拜登最新的亞洲行就是最好的說明；內部壓力在於，疫情進入第三年，整個社會的疲態盡顯，由此帶來的經濟民生衝擊正在成為越來越多人不可承受之重，中國社會也因此變得脆弱且撕裂，「大發展小問題，小發展大問題，不發展全是問題」，隨着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就業低迷，失業人數急劇增多，中小企業進入倒閉潮，「全是問題」正在成為現實。
鑑於中共一貫的施政理念和慣性，此一關鍵時期的「變」很難從「動態清零」走向躺平式的「與病毒共存」，但探索及動態優化「中國式共存路線」卻是當務之急，目前正在建立的常態化檢測機制，姑且可以看做是這一共存路線的「兩架馬車」，但並非一成不變，更精細化的機制考驗着國家和各個地方的綜合治理能力，也最終決定着中國能否在疫情防控上走出一條新路。
在上海疫情爆發之前，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曾在個人微博上發布兩千餘字長文，詳細解析了「與病毒共存」與「動態清零」兩種對策，並坦言中國的「動態清零」 不會永遠不變，在不久的將來，定會在合適的時間點，展示中國式與病毒共存的路線圖。這樣的時間表、路線圖，才是提振民眾預期和信心的關鍵所在，也是「不惜代價救經濟」的源頭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