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撕裂中國　重建兩大基本共識到了最危急時刻

新冠肺炎疫情進入第三個年頭，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紛紛選擇「與病毒共存」之際，中國鞏固前期防疫成果以及堅持「動態清零」正在遭遇越來越大的挑戰和考驗。這裏的挑戰和考驗，不僅體現在經濟衝擊上，而且切實地影響乃至動搖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基本社會共識。

面對被大疫撕裂的中國，從上到下重建兩大基本共識到了最危急時刻。

第一個共識是，中國不可能與世界脱鈎、走向「閉關鎖國」。

過去一段時間，一些事件令外界浮想聯翩。從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退出世界大學排名，到國家移民管理局從嚴限制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動，從2023年亞洲盃因疫情原因易地舉辦，到中國部分省市默認關閉接聽國際急港澳台電話……這些事件原本彼此獨立，也各有因果與內在脈絡，卻因集中發生在中國防疫的敏感階段，讓不少人開始擔憂，中國正在與世界脱鈎、走回閉關鎖國的老路。

雖然理性分析，不管是客觀條件還是主觀願望，中國都不可能與世界脱鈎、自我封閉，但中國社會的擔憂卻又是實實在在的。在此輪疫情之前，對外開放早已成為中國各方的普遍共識，畢竟中國閉關鎖關的慘痛教訓殷鑑不遠，鄧小平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啟動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帶領中國一步步富起來、強起來，也正是依託於對外開放。鄧小平曾就此指出，「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起來，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流，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

而今，這一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基本社會共識卻在不同程度發生動搖，以至於雖然高層不斷強調「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具體到民眾層面依然憂心忡忡，畢竟諸多現象似乎正在不斷夯實人們的這一擔憂。所以對執政者而言，當前必須通過切實的行動來儘快重建社會層面對於改革開放的共識，這不僅關乎人們的預期與信心，更關乎中國的國家命運。

第二個共識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放在任何時候都不過時。

早在1987年，「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被確定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核心內容，這裏的「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同於毛澤東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鄧小平復出後，因應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開始着力於經濟建設。自此之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實踐過程中逐漸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進一步強調這條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202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亦再次重提，「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的要求，全黨要聚精會神貫徹執行。」

可在疫情的輪番衝擊下，這一持續實踐和鞏固了四十多年的基本共識也在社會層面發生動搖。5月20日，一篇題為《除了胡錫進，沒有人關心經濟了》的網文熱傳，該文之所以能引發社會強烈共鳴，在於其不僅道出了經濟學家、知識分子、企業家在當前形勢面前關心經濟時的無奈，也喚起了普羅大眾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基本國策的記憶與共識。

執政者顯然一直在關心經濟，一直在強調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在社會層面，卻產生了「沒有人關心經濟了」的擔憂與想象。之所以產生這樣的錯位，原因有二：一方面，在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的防疫政策下，各地為了政治正確，仍在「不惜一切代價防疫」，並未做到真正的精準防疫，經濟民生因此帶來巨大沖擊，給外界造成一種「為了防疫，經濟可以不要」的誤解；另一方面，一些為經濟民生奔走呼喊的聲音，要麼被視為對中國防疫政策的「歪曲、懷疑、否定」故而被刪除、被禁言，要麼如經濟學家李稻葵般欲說還休，只能通過算一筆糊塗的生命帳來建言獻策，反而在社會層面起到了反效果，「關心經濟」遂轉而成了為當權者搖旗吶喊。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這樣的基本社會共識亟待重建，而且光用口號安撫民眾是不會起作用的，關鍵是要在實踐層面有所行動，在效果層面讓人們看到積極變化。具體到最為突出的疫情防控層面，亟需切實做到「努力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決不能用講政治壓倒講科學、講法治、講常識。

社會共識和民眾信心的「大廈」不是一天建成的，需要從上到下日積月累的持續努力。中國從十年文革泥潭中走出，由三起三落的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至今，形成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兩大基本社會共識，並不容易，期間圍繞左與右、姓資姓社也有過激烈爭論和路線分歧，但最終之所以能在內外變局的激流中相對平穩發展，將中國從一窮二白推上一個台階，關鍵在於主政者能最大限度凝聚社會共識。而今，在疫情衝擊之下，當中國社會的兩大基本共識都在發生動搖，民眾信心的「大廈」便可能在瞬間傾覆，要想再重建起來，恐怕至少需要幾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