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疫情衝擊的「温差」：從一場經濟論壇說起
在中國經濟受疫情衝擊持續動盪之際，由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主辦的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原本應該成為一場撥開迷霧、鎖定當前關鍵問題、穩定人心的論壇，卻在民間輿論場引發了截然不同的反響。
歸結起來，五道口經濟論壇有幾個引發輿論普遍關注的「話題」：
首先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博導余永定的「彈窗」，和清華大學弗裏德曼經濟學講席教授、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李韜葵的「算賬」。
在第一場圓桌討論的結尾，余永定坦言，「我已經連續做了十幾天核酸，現在有彈窗，我得出去跟他們交涉，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問題，很抱歉用這個當結束語。」
對於余永定的「彈窗」，李稻葵在最後的發言中回應道，「深刻領會領導的指示後發現，有一種叫做系統思維。就是各方面的目標都要均衡，不能只抓一件事，中央領導反覆講的系統思維，所以我想以人民為中心、生命至上在這個問題上也要系統思維，既要做好當前的疫情擴散的保衛戰，同時也要穩定我們的經濟，我的觀點很簡單，我給大家把賬算出來，具體怎麼做，我們永定老師為什麼彈窗，我無能為力，只能表示非常同情。」
「算大賬」的李稻葵與「被彈窗」的余永定，之所以很快成為輿論熱點，反應的正是官民面對疫情時的巨大「温差」：站在官方的立場和角度，必然是「算大帳、算長遠賬、算整體賬、算綜合賬」，也就是李稻葵所說的「系統思維」，這也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但從民眾維度來看，則只能是「算小賬、算短期賬、算具體賬、算個別賬」，這裏的具體賬，除了類似余永定談到的解決「彈窗」問題避免影響出行之外，還有封控中能否滿足基本的物資保障和供應，看病的需求能否被及時滿足，個人和家庭生計能否維持下去，能否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當前，官方在「算大帳」的同時，決不能消解、忽視這些「具體賬」，因為每一個具體賬的累加，最終才是最真實的「大帳」、「長遠賬」。
其次是李稻葵的「邊隔離邊生產」論，以及「過去兩年的抗疫相當於為每個中國人多增加了10天壽命」的言論。
在主題發言環節，李稻葵着重回答了兩個問題：為什麼中國的「動態清零」是必要的？該如何保經濟、保生產線、保供應鏈？對於第一個問題，李稻葵算了一筆「生命帳」——「暫且把美國的數據中死於新冠疫情的數量乘以四，人口是 4 倍， 假如沒有做好我們的工作，過去兩年會有 400 萬生命的損失……每一個失去的生命的挽回，相當於 14 億人讓每個人多增加了 10 天的壽命。過去兩年偉大勝利，為每一個百姓的平均壽命延長了十天，平均每年 5 天。」對於第二個問題，李稻葵表示，「產業鏈一定要保住，怎麼保？各地有各地的辦法，一線工人能不能暫時集中起來建板房，不要居家隔離，在工廠旁邊隔離，一邊生產一邊隔離。」「為了保居民的消費，物流一定要暢通，更重要的是要對受影響的百姓直接給予現金補助。」
雖然李稻葵的發言精簡之後不免有斷章取義的成分，但從其招致一片罵聲的輿論反響來看，一方面，經過兩年多的持續抗疫消磨，中國社會對遲遲無法走出抗疫困境充滿焦慮與不滿，所以不管生命帳怎麼算，當前的困境才是實實在在的，預期和信心持續低迷正在成為壓倒人們的最後一根稻草，未來是否能多活十天放在今天的情境中好比天方夜譚；另一方面，李稻葵之「邊隔離邊生產」言論，則是觸及到了今天中國社會的敏感點，也即人們對公平正義的強烈訴求，尤其是公權力以防疫之名無限擴張引發民憤的背景下，此言論必然引發激烈反彈和不滿。
除了民間輿論場的謾罵、批評和「温差」，攜程集團創始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梁建章「與李稻葵商榷」一文，很快引發人們的共鳴，獲得大量轉發。梁建章首先肯定了李稻葵這種估算的思路，因為「終於有經濟學家把防疫政策對於經濟和死亡率的影響，量化成對人均壽命的影響」，但梁建章並不認同李稻葵的算法，因為病毒在不斷變異，「對待Omicron採取嚴防死守政策，其帶來的人均壽命收益已經不再是10天，而是可能只有1天。而且，疫情防控也會擠佔治療其他疾病的醫療資源，需要抽調大量人員開展流調，從事掃碼、體温監測、核酸檢測等工作。大量醫療資源投入疫情防控，會減少對其他疾病的醫療資源投入，增加其他疾病的死亡率。」
經過對比各國死亡率和實際情況，梁建章最終得出結論，「過度嚴防死守的政策，造成總的人均壽命損失是：避免死亡的收益為1天，減去因經濟下降造成人均壽命損失5天，答案等於負的4天。按照上述計算，每個月就會損失4天的人均壽命。可以說，過去兩年成功攢下的人均壽命增加10天的盈餘，幾個月的封城就會全都被還回去。」
第三是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教授、院長林毅夫對中國經濟的樂觀預期，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講席教授、副院長黃益平的「不計一切代價救經濟」。
在主題發言環節中，林毅夫延續了以往研判中國經濟的方法，既對中國經濟提出兩方面建議——保持動態的經濟發展增速，保持開放的態度，同時也對中國保持樂觀預期。按照林毅夫的說法，「現在中國是美國的 50%，但是世界會發生改 變，我發現世界會有一箇舊貌換新顏的全新途徑，中國人均 GDP 佔到美國的 50%，中國的人口實際上是它的 4 倍，如果中國這麼大的經濟體，總有一天會是美國經濟總量的 2 倍，那一天到來了，美國將不得不做一個平衡和抉擇，必須跟中國做貿易，必須跟中國維護好關係。尤其只有跟中國打交道，才能維持自己的就業率，才能確保他們的國家有獲益，保持正常的經濟關係，這樣樹立的全球新秩序，是穩定和平的新秩序。」
而與林毅夫的樂觀預期不同，經濟論壇最後一場討論會上，率先發言的黃益平則單刀直入地指出，「經濟形勢到了應該採取不計一切代價政策的時候」，因為「經濟形勢不好、很困難」。具體來說，抗疫進入第三個年頭，「客觀的問題是很多企業和家庭在抗疫抗到第三年時流動性變成了非常大的問題，如果這個流動性斷裂，即便他們的資產負債表沒有問題生存也會有困難的，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維持現在的抗疫政策，我覺得可能需要採取一些更直接的措施支持這些機構、支持老百姓的生活。」
林毅夫與黃益平的發言，之所以受到輿論場關注，則是另一種不同「温差」的反應。林毅夫的樂觀預期與官方近期傳導的訊息類似，比如5月16日，國家統計局公布4月經濟數據，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按年下降2.9%，服務業生產指數下降6.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11.1%……但同時強調兩個沒有變，「4月份疫情對經濟運行造成較大沖擊，但這種影響是短期的、外在的，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的大勢沒有改變。」5月13日，人民銀行公布4月金融數據和社會融資統計數據，數據顯示，4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6454億元，僅相當於3月的兩成，按年少增8231億元；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9102億元，比上年同期少9468億元。但即便如此，人民銀行有關負責人仍表示，「我國發展有諸多戰略性有利條件，經濟體量大、迴旋餘地廣，具有強大韌性和超大規模市場，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
5月18日，《人民日報》從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三個維度展開論述，並最終得出結論，「隨着各項政策靠前發力、政策效應逐步釋放，正常的經濟秩序將快速恢復，經濟運行會很快回歸正常軌道。」
但在民間輿論場，顯然更容易與黃益平的「經濟形勢不好、很困難」產生共振。畢竟不管是最新經濟數據，還是整個社會感受來看，中國的經濟形勢的確不容樂觀，越來越多難以為繼的中小企業倒閉，越來越多人被迫失業，越來越多人因還不起房貸將畢生積蓄買到的房子法拍，越來越多人因無法忍受和承受中國的防疫考慮「潤」出國……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取得的成就，以及民眾對執政黨的認受性，基本上仰賴於經濟發展，一旦這一根基開始動搖，中國勢必要面對更大的內部挑戰。
從「不惜一切代價防疫」到「不計一切代價救經濟」，平衡疫情防控和經濟民生這道課題，依然嚴峻，且不容樂觀。隨着上海逐漸復商復市，人們的普遍的困惑在於，上海恢復正常之後，下一個「上海」，下下一個「上海」，又該如何是好？中國防疫究竟能否真的走出一條「努力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的平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