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第三條路・七】復局：被主權遮蔽的台灣主體性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日前接受媒體專訪時拋出一新議題，他盼國民黨能夠思考，找出統獨以外的「第三條路」。但是，台灣歷來關於第三條路的探討，無非僅是對統獨加以遮掩的政治言語，扣掉詞義詭辯之後，台灣眼前的道路事實上「非統即獨」，且進一步考慮北京方面為維護主權完整願「不顧一切」，獨的道路勢必也窒礙難行。
為此，多維新聞以「台灣的第三條路」為題，以七則稿件解構「第三條路」的本質僅是選舉包裝、迴避兩岸終局方案的」假議題」，並提出台灣能否在一個中國主權底下求得自主空間的另一種思考模式。
何謂「第三條路」？台灣到底要怎麼走出第三條路？第三條路又是否可欲？假如都窒礙難行，又如何從心態上着手、衝破過往的情感束縛，為第三條路的可能性打開心門？
討論這個問題，無可迴避的就是如何才能令台灣人「當家做主」。具象而言，在台灣人的政治心理中，最軟也最抽象的一塊，恐怕要屬對主權的熱愛了，在多次的選舉政治包裝後，「主權」與「主體性」好似變成了連體嬰，任何傷及主權的言語或行為，都能瞬間成為打壓台灣主體性的符碼，對於這具連體嬰的迷思，也就越陷越深。因而，對主體性的復局是討論第三條路最重要的心理建設。
台灣人究竟有多愛主權？
國族認同、政治共同體意識與主權想象，有極強的聯繫。2019年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台灣國家安全調查」顯示，如果大陸不會攻打台灣，將有62%民眾贊成台灣獨立；也有高達69.8%受訪者認同「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現在的名稱叫中華民國，不需要再宣布獨立」的說法；而台灣政治大學選研中心2020年民調更顯示，有67%民眾僅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創下歷史新高。
這種對於主權的偏好，在現代世界體系中本是人之常情，中國大陸民眾也是如此，但台灣人更弔詭的是，熱愛主權的同時，面對中共的武力威脅，既不願台獨、也不願兩岸統一，多次民調都顯示，不論外在環境如何波動，最大宗的主流民意穩穩站在「維持現狀」上，2020年「維持現狀」涵蓋了85.1%的民意。
但台灣人要維持的現狀，究竟是什麼？不只蔡英文講不清楚，恐怕台灣人也說不明白，因為這個「現狀」有很多層面：從《中華民國憲法》上來看，兩岸是處在國家待統一的現狀；從國際政治面來看，台海現狀受中美大國博弈，乃至於日本態度的牽引；從台灣內部政局來看，現狀顯然偏向「不宣布獨立」；而從政治心理面來說，則是「反對被中共併吞」。
不同的「現狀」側重各異，但此次大選以降，「維持現狀」的論述受到民進黨「抗中保台」大輦壟罩、佐以「七十年來中華民國」史觀、乃至於選後國民黨改革中致力於「強化中華民國主權」，這都表示了台灣主流政黨與民意，對「主權」的熱愛，實不容小覷；2019年2月中國人民大學學者王英津投書媒體指需要將台灣「去主權化」，旋即引起台媒大篇幅的報道與批判，後座力極強。
主體性跟主權不是「連體嬰」
但是很少見到有人問，不斷突出「主權」之下，台灣是否有什麼沒看到的可能性？甚至在熱愛主權的同時，台灣失去了什麼？
「主權」這個概念，對內指至高無上的權力；對外則指不受干涉的獨立自主。而台灣的憲政現狀裏頭，主權範圍含括中國大陸是不爭的事實，但又有不少台灣政治人物導入孫中山的「治權」概念，強調兩岸雖然主權重迭，但是「治權分立」。
主權與治權的關係，就如兩岸關係般富有糾葛。相較於綠營認為主權跟治權都僅限於台澎金馬，藍營如馬英九認為兩岸處於「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狀態，而胡錦濤則稱「兩岸雖然還沒有統一，但中國領土和主權沒有分裂」。顯然，兩岸主權議題是錯綜複雜、難有定見，這主要由歷史和法理因素形塑而成；如今蔡英文試圖以「中華民國台灣」重新定義主權和治權問題，自然引起不少爭議，除了台灣內部藍營反對外，2020年《中緬聯合公報》亦轉而強調「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更加黜落了往昔「中國」的模糊性。
但是主體性就不一樣了，早在1990年代台灣的實踐即足以證明它不是主權的連體嬰。當李登輝高喊台灣主體性、「建立新中原」的同時，也多次振臂疾呼「中國必須統一」、暢談「一個中國」、更策劃了《國家統一綱領》，不管他日後如何解釋這段歷程，主權跟主體性顯然能夠區隔清晰。當時台灣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以及台灣人與中國人都是的比率，一直在55%到70%徘徊，經濟上有足比中國大陸一半的經濟總量、貧富差距更是極小。一方面憑藉着經濟實力大舉挺進各國建立辦事處發展經貿；另一方面，跟中共的持續談判並沒有讓台灣人覺得是一種「罪惡」或「舔共」。
拋開表象：「以統求獨」找尋實質
20餘年來的政治內耗中，台灣薪資「凍漲」、內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對大陸經濟優勢也已幾乎消磨殆盡，政客們只能鼓弄情緒來取得選票。2018年蔡英文跟柯文哲鬥嘴「台灣價值」，定義其為「台灣主體意識」，但她沒有說明白的是，台灣主體意識是表象還是實質？從實踐上來看，民進黨政府所謂的台灣主體意識乃至於台灣主體性，無疑更重視的是表象。整個2020年大選期間並直至現今，蔡英文與綠營不斷用「卑躬屈膝」來批判藍營與柯文哲，這非常傳神的形容，使台灣人對「當家做主」的渴望，投射到已畫好的「主權」箭靶上，讓「抗中保台」選舉策略延伸到防疫期間。
然而，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相較於表象，弱者應該求得的，毋寧更多的是實質。不少人認為，台灣目前的「現狀」，確實接近於「事實上的獨立」（de facto independence），然而此說忽視了即使《中華民國憲法》都明文追求中國統一的事實，外加中共《反分裂國家法》也明確提到，一旦台灣獨立「國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阻止。
就此而言，美國現實主義政治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曾分析，除非台灣成功發展核武或者壯大傳統嚇阻能力，否則無以大幅降低中共「武統」成功的可能性，但這兩個選項是虛的，美國不會讓台灣發展核武、台灣也沒有充沛資源不斷投入常規嚇阻武力的建設。米爾斯海默認為，台灣的僅剩選項就是「香港策略」。他稱台灣要努力確保此情形能和平轉變、並且能夠從北京手中獲得儘可能多的自治權，而北京早在1981年「葉九條」時，就曾拋出「統一後的台灣可保留軍隊，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特別自治權」的承諾。
在「中國」完整的主權框架中，台灣的實質是什麼？又能得到多強大的「自治權」？相信皆有非常多討論的空間，不論是當代各國空間尺度中諸多自治權的實踐、還是中國史時間軸裏曾出現的無數宗藩關係或其他互動模式，都昭示了在單一的政治架構裏尋找主體性的可能，而台灣能否借鏡歷史與他國經驗，則取決於修築第三條路如何被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