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花木蘭】拯救家國還是世界：東西矛盾之間的反思

《花木蘭》日前終於上院線播映，在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都成為票房冠軍，在台灣居於亞軍但也開出票房紅盤，而原本被寄予厚望的中國大陸雖表現遠不及過去迪士尼的電影，卻也在首周開出1.65億人民幣票房。
《花木蘭》從選角到上映一路波折不斷，因主角劉亦菲的撐港警言論而引發的港台抵制風波，再到因為片末感謝電影拍攝地新疆政府相關機構而發起的第二波抵制，疫情下該上串流平台還是院線? 東西方元素視角如何在片中取得平衡，各種兩極勢力拉扯下的《花木蘭》，在出現廣大的爭議同時也創造巨大的流量。

綜觀《花木蘭》這部由西方電影公司製作的東方題材電影，最大的故事特點仍在於其呈現出一股與西方英雄電影常見以「拯救世界」為軸線相當不同的故事樣貌。

尤其，同樣是涉及戰爭題材，不論是原版《木蘭辭》故事中的木蘭代父出征、還是迪士尼2020年上映的改編版《花木蘭》，追求的核心價值都與中國傳統思潮着重在家庭、群體相契合，而不似於以個人為出發點的一眾西方故事，究竟這代表了什麼觀念性差異？而這些差異背後又是否預示着文明的根本區別？

中國家國情懷背後的天下觀

儘管經由迪士尼的大幅改編，《花木蘭》呈現的仍不是一位致力於拯救世界的主角，她更在乎的是讓父親免於受苦、以及部隊灌輸給她的「忠勇真」精神，而不是自己如何需要扛起力挽狂瀾的責任，這一方面顯示《花木蘭》與傳統西方戰爭電影敘事的巨大差異，另一方面則又可以透露中國與西方世界觀的差異。

中國傳統的世界觀，鹹稱為「天下」。所謂「天下」，不是以「疆界」、「主權」為基礎的政治環境，而更是一個沒有定界的、以「中心」向「邊緣」遞延的文化輻射圈。影響天下觀最深的元素是儒學思想，儒學極其強調人與人之間的身份與關係，即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種以禮制規範人際關係的秩序至少延續到清代末期，某程度上這也是美國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曾把中國描述成「一個文明而佯裝成的國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的原因。

但強調中國是文明的同時，不應忽略「天下」亦是一種政治秩序。在這種政治秩序下，由「天子」（君權天授）主導此一遞延層級的秩序，而中國周邊的小國，不必然面臨如現代以前歐洲小國那樣，時時可能被大國併吞的危機，通常中國周邊各小國只要依循禮制與中國建立宗藩關係，大抵能保有內政上的絕對自主性，甚至還有豐厚的貿易回報。這與歐洲無數被併吞的邦國命運大不相同。

這樣的「天下」世界觀，與西方的世界觀有基本的差異。西方文明受宗教信仰影響極深，基督教文明雖認為世界是由上帝創造與主導、也對「救世主」有很高的期許、認為人人都需要救贖，但基督教並不追求一個大型政治體系，故羅馬帝國以後極少出現一統的大帝國，而不同時期的政治體系主要取決於權力分配與聯姻關係，同時教會（尤其是羅馬教會）亦曾長期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是諸國「君權神授」統治正當性的重要來源。如今雖然早已「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但歐洲列國君主稱號都還會加上「蒙上帝恩典」的頭銜。

上述兩種世界觀的差異，呈現東西方文明各自的核心特色，但是2020年真人電影版《花木蘭》的劇情當中，又對世界觀的描寫呈現出一個模稜兩可的狀態，一方面強調非常多東方元素，舉凡梳粧打扮、服飾、武器、建築無所不包；另一方面卻只呈現了「家國意識」，而對世界觀付之闕如。

這種模糊性，與《木蘭辭》書寫的「歸來見天子」有相當大的差距，尤其片中李連杰飾演的統治者也並不被稱為天子。

《花木蘭》的群體與個體糾結與回歸

中國與西方對於群體與個人的要求也不一樣，西方追逐個人成就、中國則更在乎群體，《花木蘭》劇情糾結在這兩者之間，一方面固然有所矛盾、一方面卻也帶來反思機會。

尤其值得注意劇中幾位女性角色。鞏俐飾演的女巫是一位被流放到塞外的特異人士，她被原生社群殘酷地拋棄，因而投入柔然首領的麾下幫忙攻城略地，對她而言，攻入王朝也是一種讓自我得到肯定的途徑。而劉亦菲飾演的花木蘭也有這層意味，從「氣」的若隱若現到毫無保留，代表她不再壓抑自我，最後更能說服女巫、並殺死柔然首領。

只是，電影裏不論是女巫還是花木蘭，最後都回歸了家庭或者文化群體，女巫更因此而付出了生命，而花木蘭則是歸家後又受邀回到大群體（王朝衛隊）。兩位女性對群體與個體的糾結和回歸，其實傳遞了電影故事所要強調的主軸，但是在這個主軸上，片中的「群體」又抽離了東方元素，沒有文化脈絡或動機，成為一個真空的、可以與西方「群體」相連結的一種概念。

從上面兩個層面來看，不論是對東西方世界觀的交雜互用、還是對群體個體的去脈絡化表述，都反映了2020年迪士尼版《花木蘭》，在訴說故事內容時，與原版《木蘭辭》有相當大程度的偏離，中國大陸觀眾的批判主要也是集中在此。就這個意義來說，這部迪士尼高規格製作的真人電影，對於東西方文化交流與理解，並無法起到太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