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八佰》】死守四行倉庫的抗日血史　暗藏弱國的無力

抗戰題材電影《八佰》在2019年上海國際電影節撤檔年餘後，2020年8月21日開始上映。孤軍《八佰》歸來，扛起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電影市場“救市”大旗。惟本片還未公開上映，就已屢屢引起爭議，在臺海兩岸、華人世界中備受關注。本組議題【爭議《八佰》】針對外界輿論對《八佰》的反應，從史實、史觀、影視產業、話語權、意識形態、歷史爭論以及當代日本對侵華的態度等幾個面向，進行討論。

目前正在中國大陸上映的抗戰電影《八佰》，片中上海英租界裡的貴婦漫不經心地說了句：「我們這裡是受英國人保護的，日本人啊，不會打進來的」，與正在吳淞江四行倉庫承受槍林彈雨的殘餘國軍形成強烈對比。但事實上，不只在英租界，當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無不希望英美威名能俾及整片華夏河山，冀望西方列強能因顧忌在華利益受損而勸阻日本。因此何止做為淞滬會戰遺緒的四行倉庫保衛戰，整場淞滬會戰、乃至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的不少抗日戰役，儘管流露了血性國人的衛國赤誠，但軍事作為政治的延伸，背後自然暗藏著國民黨的政治考量。

國民黨巴望外國調停的居心並非始自七七事變或淞滬會戰，當九一八事變之後便一直希望國際聯盟能主持「正義」，以利蔣介石能從容推進「先安內後攘外」方針剿滅共產黨。結果國聯僅僅不痛不癢地不承認「偽滿洲國」，英國代表西蒙（John Allsebrook Simon，1873─1954年）還一度替日本辯護，把事變責任栽贓到中國頭上。但面對喪權辱國的險峻局勢，蔣介石仍繼續鼓吹「我們應當堅確認定革命當前的責任，第一個乃是剿匪來安內，第二個才是抗日來攘外。要曉得剿匪的工作，實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先要剿匪」，並繼續奢望外國會協助保護中國主權。

因此當七七事變後，國府仍急待根本靠不住的國聯出手，教育部長王世杰（1891─1981年）還感歎過「無第三國願以實力出面保證」中日和議，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1894─1971年）也勸蔣介石「應將中日事件提出國聯，此舉雖無直接利益，但道德上可獲勝利，且便利各國直接接濟軍械經濟，即以後調停亦可占地步」。稍後王世杰一度樂觀地以為「列國輿論可謂一致同情于我……倘英、美、法、俄態度能共採比較堅強之態度，日本決不敢向英、美等國作戰，而中日衝突或可速決」，蔣介石亦打算「引敵深入黃河，以與使英俄著急，不得不參加戰事」，顯見渠等盤算的全是拉攏外國助華，缺乏積極抗日的死戰決心──從本質上就是不認為自身軍民有對抗日本的實力。待日後發覺英美袖手旁觀時，蔣介石才不得不轉向不信賴的蘇聯求援。

為了爭取外援，再加上接到「各國助我，視我堅強態度如何，我方萬不可示弱」的電報，於是蔣介石決定在列強利益最深、又是國府財經命脈的上海撼動視聽，期望國聯與《九國公約》簽字國會一道出面斡旋，也順帶爭取工業基地轉移至大後方的時間，因此投入70多萬精銳大軍。蔣緯國（1916─1997年）與部分學者曾讚許蔣介石此舉何其高明，說其達成「其作戰線由北向南方向為由東向西方向，因此中國換得換取時間之空間……打破日軍『速決戰略』」的偉大目標。但從軍事格局來看，死守上海其實沒太大意義，李宗仁（1891─1969年）即批評「戰場上人數既多，又無險可守。敵海、陸、空三軍的火力可以儘量發揮，我軍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氣得抨擊蔣介石「意氣用事」，不肯先暫退後方消耗日軍，平白葬送烈性軍人的性命。

只是無論軍事上有多麼不利，蔣介石仍執意將精兵送往上海戰場打持久陣地戰，因為真相正如陳誠（1898─1965年）所說「上海乃我經濟重心，中外觀瞻所繫，故我不惜任何犧牲，予以強韌作戰」，初衷根本不是為了轉移日本兵力，更未思及「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直到1938年蔣才認識到淞滬會戰具有「欲其軍隊分略黃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駐華北」的意義，顯見渠起初的戰略構想並不完備。

且可笑的是，8月13日淞滬會戰當天，蔣介石還要求京滬警備總司令張治中（1890─1969年）轉達「等敵人先動手打我們，我們才能回擊，否則國際輿論對我不利」的指示；翌日張治中下達總攻擊的命令後，蔣介石竟然又急令「今晚不可進攻，另候後命」，只因「第二大隊有二機彈鈎被敵擊壞，故有二彈落於英法租界各一顆，因之英、法、美國大不滿意，責難備至，對滬戰有干涉之勢」，處處看列強的臉色行事，徒然貽誤戰機。

所以當上海守軍犧牲到幾乎快支持不下去時，蔣介石仍執念慘烈戰況可持續到《九國公約》會議召開的日子，並要求「滬戰不能不變換陣地矣！但閘北當留一團死守，以感動中外人心」，這才有了第三戰區副司令顧祝同（1893─1987年）向第88師下達「國際聯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內瓦開會，會中接受我國控訴，將討論如何制止日軍的侵略行為，所以，委員長有意要貴師在閘北作戰……儘量爭取時間，喚起友邦同情」的命令。而第88師師長孫元良（1904─2007年）接到命令後，決意只留下第524團的加強營象徵性地於閘北防守，四百多名孤軍遂在此「感動中外人心」的算計下，被留在四行倉庫。因此《八佰》片中，黃曉明飾演的國府官員勸吿團附謝晉元稱「委員長之所以要你們留守至今，本就是做給西方諸國的一場表演」，委實是苦澀的真相。

蔣介石心心念念著出現「各國怒敵，作經濟制裁，及促英美允俄參戰」的局面，甚至還向士兵喊話道「目前九國公約會議即將召集，倭寇已成為舉世所共棄的國家了！如果我們能再維持三四個月……國際對我們的同情，愈益深切」。徐永昌（1887─1959年）也在日記裡載明蔣介石的方針：「中日交涉能加入第三國，吃虧也是便宜，若直接交涉便宜也是吃虧，所以九國公約無論有無好的希望，中國決不應加以微詞與驕傲，吾人注意要得到各國之同情」。結果無論是國際聯盟或《九國公約》會議，都沒法真正撲滅日本的侵略熾焰，依舊重複著九一八事變以來的軟弱譴責，連經濟制裁也不願，徹底斷了國府聯外抗日的念想。蔣介石這才下令遷都重慶，準備長期獨立抗戰。

但蔣介石在盼不到外援的險境下，竟仍不排除與日本和議的機會，如1938年3月台兒莊戰役正如火如荼之際，蔣介石還考慮「如敵果有和平誠意，不提致命傷條件，而僅以解決滿洲國問題為限，則不惜與其言和，然未到其時也」，打算以犧牲東北為代價換取屈辱和平。也因此直到1941年英美向日本宣戰前，國民政府始終未正式對日宣戰，甚至繼續撥存給日本的庚子賠款、共計2,471,943元法幣到中央銀行內，為的就是要彰顯自身是個遵守國際條約的模範以爭取外國馳援，也毋怪乎歷來有不少人士批評國府抗戰不力。

然而金甌的無缺從不是依恃旁人的憐憫，民族的安危更無法依賴外來的施捨，中紀委發文評論《八佰》道「一個弱國的悲劇，就是幻想自己陷入危難時強國會『盡義務』出手援助」，便一針見血地挑明這殘酷事實，故所謂的「八百壯士」神話，固然凝聚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抗爭鬥志，但也折射著國府乞憐外力的悲哀。更何況昔日國民黨曾刻意將打給列強看的四行倉庫保衛戰抬舉得直上雲霄，反而忽略了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東北抗日聯軍等非嫡系部隊的戰功，無疑有把持話語權的居心。不過這麼說並非要否定包含「八百壯士」在內的國軍的犧牲，也不是要全盤抹殺蔣介石在抗戰時的貢獻，只是希冀人們在回顧當年那段血史時，能夠洞穿決策者的政治圖謀，以及國民黨欲戰不戰又盲信外國的矛盾性，進而明白唯有自強才能自保的真理，不致再重演「八百壯士」般看似悲壯、實則被視為交易籌碼的慘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