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八佰》】擺脱一盤散沙：抗戰煉成「中華民族」

抗戰題材電影《八佰》在2019年上海國際電影節撤檔年餘後，2020年8月21日開始上映。孤軍《八佰》歸來，扛起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電影市場「救市」大旗。惟本片還未公開上映，就已屢屢引起爭議，在台海兩岸、華人世界中備受關注。
本組文章針對外界輿論對《八佰》的反應，從史實、史觀、影視產業、話語權、意識形態、歷史爭論以及當代日本對侵華的態度等幾個面向，進行討論。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 」，在中美博弈越發緊張的當下，熱血沸騰又凝聚人心的電影《八佰》上映，好像一下子點燃了甚麼，中國大陸乃至於台灣不少人的紛紛予以迴響。但是若跳脱影視作品本身，很少人進一步求索，為什麼人們要討論《八佰》？或者說，促使人們討論《八佰》背後的動力是什麼？

要拆解這個問題，其實必須回溯到「八百壯士」的時代脈絡中，不僅要思考它在中國抗戰當中象徵了甚麼、更要回答它在「中國」現代國家的摶成過程中，代表了甚麼意義？若拿謝晉元被贊為「民族英雄」當作楔子、深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如何在抗戰過程中凝結，或可得到一定的解答。

「中國」現代國家的「共同體難題」

相較於日本明治維新在現代化上有長足進展，中國晚清的現代化充滿許多擺盪，而尤為困難的是面對大廈將傾的大清帝國，有什麼辦法可以挽救中國人於滅亡乃至於土崩瓦解？

在「救亡圖存」的路上，一部份人認為應當繼續支持清室，因為二百多年的政治資本積累下，清帝在帝國各族群中可以順利切換的多面身分，將有助於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維繫領土與國家統一；可是另一部份人則認為應該推翻清室、建立共和國，強調共和政體可以屏除封建專制、讓中國成為如法蘭西、美利堅般的強盛國家。

上面兩種立場的博弈，在辛亥革命後有了結果，勝出的革命黨人接着摒棄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漢族單一視角論述，改而創造新的概念來擠身以西方民族國家型態為基本單位的「萬國」（國際社會）當中、並凝聚「中國人」，較有影響力的新說法有兩種：「中華民族」與「五族共和」。

但是，民國初年真正最常用在政治場域上的整合概念，其實倒不是中華民族，而是宣統皇帝退位詔書所公示的「五族共和」，這個概念也在北洋政府時期廣泛運用在邊疆政治整合與少數民族施政上，直到更大的外力衝擊到來，「五族共和」的重要性才逐漸讓位於「中華民族」。

「我們」的凝結劑：九一八、盧溝橋與八百壯士

這個衝擊中國國體變更後人民凝聚的外力，就是東鄰日本。大清帝國結束後，早在1915年日本就對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把許多國家安全、經濟或軍事機密的事務，留一席空間給日方參與，爾後1919年更有巴黎和會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益反彈而興起的五四運動，讓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愛國主義達到一波高潮。

但是，真正讓大眾廣泛接受「中華民族」作為共同體意識的事件，還是在日本大規模派遣部隊佔領中國領土的1930年代。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震盪導致知識分子的危機感更強，旋至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當時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最後關頭談話，稱「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他據此號召「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一齊抗戰。

《八佰》的背景也正是在當時中國國家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的風口浪尖上，發生的一次守衛戰，一方面固然是向國際求援的失敗信號，但另一方面，當時駐在上海四行倉庫少量國軍，也發揮了串聯東南西北中國人民「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院長黃興濤的研究，綜觀九一八事變到全面抗戰，中國大陸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出版了非常多的以「民族復興」為題的書籍，且大多相當暢銷、一版再版者不是少數，包含李宗仁的《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蔣介石《復興民族之要道》、胡漢民《民族主義的民族復興運動》、閻錫山《復興民族需先復興發展富強文明的原動力》等。一時之間，在日本這個「他者」的兵鋒威脅下，中華民族作為中國人「我們」的代言詞，地位已如盤石。

由外而內：「中華民族」如何定義自己？

19世紀末，中國與日本在現代化進展出現巨大落差，對此孫中山曾解釋，這乃因為「中國四萬萬之眾，等於一盤散沙」。到了抗戰，「中華民族」才真正深入人心，為「我們」烙上共同記憶，雖然「中華民族」可以辨別「我們」與「他們」、日本人對中國侵略也並不區分少數民族與漢人，但是面對「我們」內部時，對於帝國時代遺留下來的族群異質性，應該如何看待，卻沒辦法在抗戰得到解決方案。

同樣在抗戰期間，1942年蔣介石在青海西寧對蒙藏回族王公、活佛、千戶、阿訇等發表演說，進一步把中華民族論述發展為「中華民族宗族論」，稱「中華民族乃是聯合我們漢、滿、蒙、回、藏五個宗族組成的一個整體的總名詞。我們說我們是五個宗族而不說五個民族，就是說我們都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族一樣」。1943年相關論述進一步撰成《中國之命運》一書。

但蔣介石的這個說法遭到當時共產黨的反彈與鬥爭，陳伯達在毛澤東指示下撰寫《評〈中國之命運〉》一文，痛批蔣介石「宗族論」是民族血統論、是「法西斯主義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這類怪論去作為進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他嚴詞否定中華民族宗族論，反問「若然，則近代許多中國人（其中包括現在國民黨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華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嗎？」不僅如此，連英美盟邦也因蔣介石怪罪中國不平等條約由西方列強造成，而頗感不滿。

爾後歷經國共內戰，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經民族識別與文革的諸多震盪，直到1988年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成為延續至今的官方論述主軸，也延續了1930年代形塑「我們」之後，如何定義「我們」內部關係的命題。

在民族主義高漲、中美大博奕白熱化的今天，不斷再現抗戰記憶，也是民族自信不斷加固的一部份，這或許也是人們如今熱議《八佰》的一股重要動力，就這個意義來說，今日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1930年代「民族復興」，乃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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