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遠洋捕撈」背後　隱藏着更深危機

中國緊繃的輿論環境下，地方警察大範圍趨利性執法（俗稱「遠洋捕撈」）的醜聞曝光實屬不易。《人民日報》等官媒都進行了直接地批判，中南海亦高調表態要嚴肅整治。

其實過去十多年間，中國不同地區的警方一直在跨越界線，對民營企業進行突擊搜查，查封、凍結甚至劃轉外地企業和個人財產。最近幾年成氾濫之勢。這種惡劣的行為早就在民營企業圈造成惶恐不安的寒蟬效應。

爆出此次事件源自廣東省的一份內參，直接用「遠洋捕撈」來形容這個經濟發達省份近年來成為異地執法的重災區。梳理近幾年中國公開的訊息，可以發現內蒙古、河北等北方省份的公檢法扮演了「捕撈者」，而廣東、浙江等南方則是「水美魚肥」的區域。此次「遠洋捕撈」可謂是政府內部爆出，媒體隨後跟進。

「媒體監督」並非提倡鬥爭

中國內地媒體近些年陷入普遍「生存」困難，所謂負面報道與調查性報道都處於匱乏時期。就如「遠洋捕撈」醜聞，民營企業遇到的類似刁難遠不止趨利性執法，但內地的官媒或攝於政府與強力機構壓力，難以履行實質性的輿論監督。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北京高層獲取更多社會訊息的能力。

最近十多年，媒體圈一直在爭論所謂的「異地監督」問題。前幾年山東某媒體高官曾稱，「從來不做跨省的輿論監督，不看別人的笑話，從來不轉播任何灰色地帶的東西，只轉發正能量。」而早在2011年，湖北省委甚至已明確要求本省媒體不搞異地監督,不搞跨省監督採訪。

當某一地區發生敏感案件或事件時，本地及本領域的媒體因政府壓制等種種緣由通常不主動進行報道，域外的媒體會以超脱的地位和視角來開展媒體報道，從而推動事件地曝光進入公眾視角，促進上級政府了解並啟動問題解決程序，這種現象在網絡訊息時代尤為顯著。

在中國，這種異地監督的辯證倫理始終沒有解決好，政府網管部門往往採取更多 「一刀切」的辦法規避真正問題的發現。同時，官員們動輒強調「鬥爭」，壓制不同聲音的出現。習近平曾明確告知「我們講的鬥爭，不是為了鬥爭而鬥爭，也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鬥爭」，中共鬥爭是「苦幹實幹、攻堅克難」，目的是「為了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基本的新聞監督缺失，各級官員不分青紅皂白的施壓，下情不能上達，重要訊息渠道被粗魯堵塞，很可能客觀造成了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會發生。

「遠洋捕撈」帶來系統性危機

這種來自遠洋的「味道」的確讓北京難堪，從很大程度上反應了民營企業對政府與政策信心喪失。在這樣的沒有安全感的環境下，民營企業期盼的公平、公正的經營活動都是在「炮火」中進行，其實這也嚴重擾亂了國家整體市場活動。

最近幾年，中國民營企業與地方政府的法律訴訟成倍增加，往往企業贏得了官司，卻根本不可能讓政府履行判決。對於民營企業主來講，「政府不報復打擊就很不錯了」。如果中央梳理這類問題就能發現，很多民營企業面臨的營商環境、生存環境並不像政府宣傳的那樣光鮮，實質完全相反。中國政府正在加速立法「民營企業促進法」，可很多聲音並不看好這樣法律的出台，它們會聯想到地方政府藉此法的名義進行更多地管制與盤剝。

遠洋捕撈揭示的問題，其實是地方政府委託強力機構以法律名義進行的選擇性、趨利性、過度性執法的疊加，民間甚至公開稱之為政府（以法律名義）「黑社會」行動。民營企業面對的還有釣魚執法、近海垂釣、池塘炸魚、考古挖掘、特勤引誘、保護性抓捕等等。這些民間的隱晦詞彙，映襯了社會的諸多不滿，而不少民營企業都曾遭遇「抄家式辦案」。當然，上述五花八門的「法律行動」，幾乎沒有出現在國有企業，上市公司等大型企業中，從側面印證了地方政府「專撿軟柿子捏」的投機心態。

一篇題為《論遠洋捕撈 ：這架勢是要把民企老闆搞絕種》的網文這樣寫道：這世道越來越讓人看不懂。就說民營經濟，一方面政策利好加持，官媒吆喝鼓勁，另一方面，幾乎每天都有不幸的資訊傳來，民企老闆或泣血呼號，或身陷囹圄，或離奇殞命。針對「遠洋捕撈」，官方話語聲色俱厲，可是對此惡劣行徑，你見過有被公開追責查辦的麼？幹成幾票的，怕是正論功行賞，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呢。

上述諸多亂象究竟會對中國經濟帶來何種衝擊，耐人尋味。外界更關心北京是否將「遠洋捕撈」視為對政治政權的嚴重衝擊；是否能夠放開更多訊息渠道強化輿論監督；是否採取強力措施扭轉整個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是否對涉事的地方政府嚴加懲處。

如若連最基礎的法律都不能兜底，信任崩塌就會接踵而來。此類醜聞不僅是對民營企業的侮辱，更是對法治，對經濟宏觀面的系統性打擊。在經濟下行壓力下，這類事件絕對是帶來驚濤駭浪的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