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治理難在哪？

在前首富鍾睒睒喊話現首富張一鳴之後不久，一場官方發起的清朗網絡平台算法典型問題治理的專項行動很快公之於眾。

該專項行動的通知由中央網信辦秘書局、工業和訊息化部辦公廳、公安部辦公廳、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辦公廳聯合發出，落款時間為11月12日，公布日期則為11月24日。通知提出，專項行動聚焦網民關切，重點整治同質化推送營造「訊息繭房」、違規操縱干預榜單炒作熱點、盲目追求利益侵害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利益算法實施大數據「殺熟」、算法向上向善服務缺失侵害用戶合法權益等重點問題，督促企業深入對照自查整改，進一步提升算法安全能力。

通知還從五方面明確了專項行動的目標，包括算法導向正確、算法公平正義、算法公開透明、算法自主可控和算法責任落實。其中，在算法導向正確方面，提出不得設置誘導用戶沉迷、過度消費等的算法模型；不得利用算法干預訊息呈現，實施影響網絡輿論或者規避監督管理行為。在算法公平正義方面，提出保護消費者公平交易的權利，不得利用算法在交易價格等條件上實施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這已經不是官方第一次針對算法問題的行動。早在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即指出，應「制定完善對網絡直播、自媒體、知識社區問答等新媒體業態和算法推薦、深度偽造等新技術應用的規範管理辦法」。次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正式實施，該法將網絡算法運用過程中的數據安全與主體權益保障作為監管重點。時隔16天，國家網信辦等九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加強網路訊息服務算法綜合治理的指導意見》，該意見明確指出，要「利用三年左右時間，逐步建立治理機制健全、監管體系完善、算法生態規範的算法安全綜合治理格局。」

2021年12月31日，國家網信辦等四部門再聯合發布《網路訊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對算法推薦活動中訊息服務規範、用戶權益保護、監督管理、法律責任等方面進行了規範。這也是中國首部聚焦算法治理的部門規章。次年3月1日，《網路訊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正式施行。同年12月12日，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指出，要「着力強化數字經濟安全體系」。其中，作為整個數字經濟整體治理與系統治理的關鍵環節，算法治理不僅涉及市場治理，還涉及社會治理與國家總體安全。

一邊是如此多的算法治理規範性文件和法律法規，一邊卻是越來越多人困於算法的叫苦連天，甚至連鍾睒睒這樣的前首富也「忍不了了」，問題究竟出在哪？算法治理又難在哪？

顯然，算法不僅僅是計算機代碼與程序，在政治與社會學意義上，算法即權力，在訊息時代和人工智能時代，算法治理顯然不只是中國正在面臨的難題，而是具有普遍性。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在最新出版的《智人之上 從石器時代到AI時代的訊息網絡簡史》一書中便指出，冷戰期間，許多地方的鐵幕真的是由金屬製成的：一道鐵絲網，將兩個國家硬生生隔開。現在的世界則逐漸是被硅幕分隔的。硅幕由代碼組成，存在於世界上每一台智能手機、計算機與服務器之中。智能手機上的代碼決定了你活在硅幕的哪一側、被哪些算法控制生活、被誰控制注意力，以及你的數據會流向何方。

赫拉利同時坦言，目前，想要跨越硅幕取得訊息變得越來越困難。硅幕兩側所用的數字網絡與代碼也漸行漸遠，各自有不同的規範，也有着不同的目的。以中美為例，在中國，新數字科技最重要的目的在於強化國家實力、推行政府政策。雖然民間企業在人工智能的研發與部署方面有相當的自主權，但企業經濟活動仍服務於國家的戰略，也是出於政治目的，中國在線上與線下的監控程度相對較高。反觀美國，政府扮演的角色影響力較為有限。人工智能的研發與部署由民間企業主導，而且許多新人工智能工具的終極目的是讓科技巨頭變得更富裕，而不是要強化美國國家或現任政府的實力。事實上，美國政府政策很多時候都深受強大的商業利益左右。

不管是服務於國家目的，還是讓科技巨頭變得更富裕，都說明以算法為中心架構起來的智能監控社會並非一種平等的結構，一般公眾在出讓了個人幾乎全部隱私後，成為被政治、技術、商業、資本所控制的對象。更為戲劇化的是，大多數人沉浸在一種算法的繭房裏而不自知，以為訊息越多越好，訊息越多越能逼近事物的真相，殊不知這種天真的訊息觀反過來為更強大的訊息科技提供了理由。

從這個層面來看，官方最新發起的針對算法治理的專項行動，不管是整治同質化推送還是違規操縱干預榜單炒作熱點，亦或是利用算法實施大數據「殺熟」，都只是在算法統治大潮下的小修小補，並不會改變或推翻「硅幕」本身。因為算法就是權力，權力的慣性就是越多越好。此外，與算法治理和訊息繭房同步已經到來的，是後真相時代。所謂的後真相時代，就意味着人們只願意看、也只相信符合自己價值觀的事實。算法進一步將人們推向後真相時代這一舒適區，誰還願意跳出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