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社會心態失序迫在眉睫

繼珠海惡性汽車撞人案後，內地接連又發生兩起持刀傷人案和一起駕車撞人案。

一起持刀傷人案發生在11月16日，當日傍晚江蘇無錫宜興市無錫工藝職業技術學院2024屆畢業生徐某（男，21歲）持刀無差別傷人，造成8人死亡、17人受傷，官方初步調查顯示，事件起因於嫌疑人「考試不合格未拿到畢業證，以及對實習報酬不滿」，於是回校發泄行兇。通報還稱，嫌疑人對犯罪行為供認不諱。

另一起持刀傷人案發生在11月18日，當日午間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男，35歲）駕駛電動二輪車行駛至惠王陵東路路段時，因行車糾紛與小型汽車駕駛員及同乘人員發生口角，雙方互相推搡，後朱某某用隨身攜帶的刀具將其中一人刺傷，後經送醫搶救無效死亡。

一起駕車撞人案發生在11月19日，當日早上湖南常德鼎城區永安小學門前發生一起撞人事件，有多名學生被撞受傷，截止發稿前，官方還未公布具體傷亡情況和作案是由。

一周之內接連多起惡性事件，其中兩起還造成重大人員傷亡，雖然官方在訊息傳播方面竭力控制避免造成恐慌和模仿效應，但仍需要警惕社會心態失序、失範潛流的形成並不斷擴散。具體來說，社會心態失序、失範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對施暴者的同情壓倒對暴力的譴責。

無錫職校傷人案發生後，一紙無法辨別真偽的犯罪嫌疑人遺書在坊間流傳。遺書以「喪鐘為誰而鳴」開頭，接着痛陳了自己遭遇的不公，「對於廠裏惡意拖欠我工資，不給我買保險，不給我加班費，罰我的款，不給我賠償金。廠裏的工人每天生死輪迴兩班倒或三班倒，一天工作16個小時，一個月沒有一天休息，我因生病請了幾天假，部門經理竟然說別人發高燒的流鼻血的都能幹活，你憑什麼不能，不能幹就滾蛋。我看到了工廠對工人無情的壓榨與剝削。」「還有學校惡意扣我的畢業證，不讓我畢業，大部分人考試基本全是作弊，學校以我考試沒過證書為由不給我畢業證。」

因為遭受了這些不公，該遺書繼而說，「工廠沒有任何權利去罰人的款，我用了很多辦法卻依然沒辦法解決，我會為勞動者發聲，這個世界需要被改變，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絕不能被打敗，我寧可死也不願再被壓榨與剝削，我希望以我的死推動勞動法的進步。」「我要用生命去戰鬥，我將徹底洗刷我的恥辱，我要揭開暴露這個事情。我要爭一口氣，不是想證明我了不起，而是要告訴人家我失去的東西我一定要再拿回來。」在最後，該遺書還吶喊道，「勝利萬歲，人民萬歲，工人萬歲，無產階級萬歲。」

這份遺書不管真偽，至少需要明確的是，即便嫌疑人遭遇了以上不公，也不應成為其揮刀向無辜者的藉口，「歷史會證明我是對的」更是無從談起。任何暴力都應該受到強烈譴責，這應該成為社會輿論的主調，尤其是無差別傷人，更是不容以同情壓倒對暴力的譴責。

中國社科院教授于建嶸就此評論說，此類犯罪有社會方面的原因，比如，社會資源分配不均、貧富差距大等問題，可能使部分人產生被剝奪感和不公平感；同時，社會支持系統不完善，一些人在遇到困難時得不到及時幫助，易積累負面情緒。但主要的還是個人因素。這類犯罪人自身一般都存在嚴重的心理問題，如性格偏執、狹隘，缺乏情緒調節和應對挫折的能力，遭遇生活困境後易產生極端思想。因此，一旦發現此類個案，形成什麼樣的社會輿論氛圍非常關鍵。

「在我看來，如何針對犯罪人個人心理因素進行剖析更為重要。我們應該在此基礎上，利用公共輿論對有類似心理問題的高危人群，進行非個別性疏導和干預。而目前，有些措施比如對相同經歷的人進行排查，效果有限，有的甚至會起到反作用。」于建嶸說。

譴責暴力之外，由此暴露出的問題，比如職校亂象、用人單位的無底線壓榨等，也必須正視。

其二，將突發事件擴大化為一場重大社會危機，營造人人自危的社會氛圍。

珠海駕車傷人案發生後，國際媒體紛紛就此進行報道，再加上其後接連發生的傷人案和駕車撞人案，權威媒體和社交媒體紛紛聚焦於此本無可厚非，但這是否意味着中國已經從原來「最安全的國家」變成了「最不安全的國家」，是否意味着中國正在遭遇一場重大社會危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紫金傳媒智庫研究員燕志華在一篇分析文中首先就提到今天新媒體時代突發危機的特點，「任何社會都會出現突發危機事件，這和社會制度、文化傳統關係不大，更可能和當下經濟狀態、社會風氣有所關聯。」該文繼而表示，今天新媒體過於發達，會將任何一件突發事件擴大化為一場重大社會危機，影響社會心理，反過來又加劇了危機的傳播和感受，並可能導致極端行為的傳染和模仿。更多時候，危機表現為強烈的群體心理感受，而不僅僅是事件本身的危害程度。正如恐怖主義事件，如果沒有傳播，它的影響力是不會這麼大的。所以，傳播本身就是風險，會加大危機的影響力。

此外，燕志華還提到，社交時代和算法時代加劇了極端思潮和極端觀念的傳播，又由於社交軟件形成的圈層化和訊息繭房等原因，一個人的原有觀念會通過算法機制，不斷接收到固化、強化和激化觀念的訊息，從而可能導致爆發的情緒衝破理性堤壩，由此導致極端事件發生。由此觀之，很多極端事件是在今天的新媒體時代，由於個體負面的社會體驗和情感體驗，再疊加算法等技術因素，共同促成的嚴重結果。這使得風險社會的場景正在變為社會現實。

事件發生後，官方對於訊息的管控往往會被詬病和批評，但其實從綜合治理維度看，這確實是一道難題。一方面，社會需要減壓閥，需要通過更多的訊息和權威報道來了解偶發事件背後的個人遭遇和心理因素，但這樣的訊息擴散在特定群體卻起到了反效果；另一方面，官方為避免形成模仿和示範效應，只能儘可能控制訊息的傳播和擴散，但這樣的控制往往又容易加劇社會的緊張感，形成人人自危的氛圍。

華東理工大學馬子琪、趙雲亭兩位學者曾集中研究了發生在2015年至2019年期間的20起報復社會案例，便提到新聞媒體對個體報復社會行為的報道對於社會心理的影響。「新聞媒體對個體報復社會行為的報道，往往會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這就附帶着產生了傳播暴力的負面效應。因為這會讓那些具有類似被排斥經歷的人意識到, 某些暴力行為可以強調或突出他們的不滿，引發輿論的聚焦，於是他們就有可能有樣學樣地進行暴力表演。所以，新聞媒體在這個過程中隱形地擴大了暴力行為。」「報復社會事件的危害性不僅僅在於事件對社會產生的現時性威脅，還在於其引起的示範效應。」

目前人們無法預估下一次惡性事件會什麼時候發生，以及發生在哪裏，但警惕社會心態的失序、失範已經迫在眉睫。旗幟鮮明地譴責暴力，應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以此為前提的社會重建，則需要每個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