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墜落、困在算法、底層互害 徐崢新片揭三重社會現實
正在內地院線公映的徐崢新片《逆行人生》大概是今年暑期檔最具爭議的電影了，沒有之一。
在該片還沒有正式公映前，就已經因先導片和題材遭遇了狂風暴雨式的「差評」，消費苦難、美化外賣職業、「窮人花錢看富人演窮人」……待到電影上映，評價依然兩極化，一方認為這是關注普通人生活困境的現實主義力作，一方則認為這是一群不懂底層真實生活的「有錢人」意淫出來的懸浮劇。
《逆行人生》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徐崢飾演的男主人公高志壘是同濟大學畢業的高材生，45歲躋身大廠中層，在人生最關鍵的階段卻遭遇裁員風暴，在房貸、父親住院、女兒上學等多重壓力下，高志壘不得不脱下孔乙己的長衫，開始送外賣。在劇中，貫穿着當下社會的系列問題，比如就業環境的緊縮、職場的年齡歧視、勞動力過剩造成的失業潮、P2P暴雷給中產家庭帶來的橫禍、失業中年人擠爆自媒體，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呈現了被困在算法裏沒有喘息空間的外賣騎手的生存現狀。
在電影市場急速萎縮的當下，徐崢的《逆行人生》雖然有一些懸浮的情節，比如大廠管理層裁員時的咄咄逼人，以及被裁者的浮誇反應（一個用凳子怒砸玻璃，一個趴在地上哭訴撒潑打滾），但考慮該電影以或隱或顯的方式揭示出的三重社會現實，仍是瑕不掩瑜。
第一重社會現實：表面看似光鮮的中產群體，實則帶有很大的脆弱性和妥協性，是最缺乏安全感也是最容易墜落的一群人。
在電影中，高志壘在失業前算是典型的社會中產（按照中國自己的標準），同濟大學畢業後一步步躋身大廠中層，自認為是公司的中堅力量，沒有人可以替代，父母尚康健，妻子全職在家，基於對未來的良好預期，買了大房子，每月還一萬多月供，且女兒在爭取上國際學校。但這樣的中產家庭，在高志壘失業、父親住院的變故下，卻變得不堪一擊，瞬間從所謂的中產墜落為被催繳房貸的「新窮人」。
這也是中國今天很多中產的縮影，現實生活中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大家應該還記得前段時間被降薪的中金女員工的悲劇。按照中國官方的統計和預期，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到2030年該群體將擴大至8億人，佔中國總人口的60%。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在央視新聞《新聞1+1》欄目視頻連線時表示，「我國中等收入人群，其中的大部分在中等收入標準靠近下限這部分，也就是說我們中等收入群體已經超過4億了，裏面大部分還是剛剛邁過中等收入的門檻。這部分群體相對來說還是比較脆弱的，一旦遭遇外部的衝擊，這部分人受影響也最直接，包括對收入的影響、甚至一部分人的就業也有影響，所以這部分人往往在體感上就更脆弱。」此外，「這部分人的後顧之憂也更重，儘管收入已經邁過了中等收入門檻，但是還要考慮子女的教育、醫療、養老，還要去增加儲蓄，這就使得他不太敢消費。」
畢業於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主攻經濟人類學與批判理論的豪道斯·魏斯（Hadas Weiss）在《我們從未中產過》一書中更直接評論道，「無所不在的中產階級，有時被形容為一個雄心勃勃的群體，被觸手可及的成功牽引；有時又被描述為一個缺乏安全感的群體，時時陷入墜落的恐懼。而將他們團結起來的並不是繁榮，而是揮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負債資產和強制勞動。」
第二重社會現實：不止外賣騎手被困在算法裏，我們所有人，無一例外也都在一套算法系統裏，且各個算法之間並不互通。
在《逆行人生》中，徐崢很巧妙地設置了三套算法：一套是大廠的員工評價體系，這套算法還是被裁的高志壘開發出來的，大廠高層裁員還特意強調了這一點，這也意味着，在大廠工作的人都無一例外在這套算法裏，這套算法不會考慮你是不是加班加點、拼死拼活，更不會考慮你是不是熬出了糖尿病。
一套是外賣騎手面臨的算法，電影中的騎手們無一例外都在時間賽跑，就算被車撞了依然要搶「單王」，背後起主導作用的，正是手機背後的算法和數據，這套算法不僅決定着他們的工作和業績，還通過「微笑計劃」等監控着他們的精神和情緒，定義着他們的價值。2020年9月8日《人物》一篇題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的文章引爆輿論，該文細緻描述了數以百萬計的外賣騎手是如何在外賣系統的算法與數據驅使下，周而復始為了完成高峰期蜂擁而至的外賣業務而疲於奔命。電影中男主人公開發的「路路通」小程序，看似勵志，實則不過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套算法的嚴酷性，用更短的時間送更多的貨，收入卻越來越低。
一套是日常生活裏的算法，在電影中，有一幕是辛芷蕾拿着小本本算家庭的收支，每個月房貸多少、父親的護理費多少、女兒學費多少、家庭日常開支多少……住房、醫療、教育，這「三座大山」就是中國普通人面臨的一套更大的算法。在這套算法裏，主人公疲於奔命，不斷在為一個又一個問題想辦法，但電影卻從始至終都沒有直面更沒有回答（或者為了過審不敢回答）一個核心問題：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政府那隻手在其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
徐崢試圖以主人公的墜落完成從城市中產到外賣騎手算法之間的打通，但事實證明這是徒勞的，因為高志壘進入外賣行業的目的就是擺脱這一群體，他開發「路路通」可能就是路徑之一（也可能是我狹隘了），而很多外賣系統裏的騎手，可能終其一生只能困在這套算法裏，動彈不得。臨沂大學文學院邢斌教授在《2022年冬，我在臨沂城送外賣》中說，「底層人生活在底層的訊息繭房；知識分子生活在知識分子的訊息繭房。兩者經常是不相通的。」所以我們只能一邊喊着「重新發現人」，一邊又不得不面對「他者的消失」。
第三重社會現實：「大發展小問題，小發展大問題，不發展全是問題」，隨着中國經濟進入中低速增長新常態，「小發展」甚至是「不發展」帶來的中層互卷、底層互害絕不能低估。
在電影中一開始就呈現了大廠員工的「互卷」，有員工為了節省上廁所的時間穿上了尿不濕，高志壘則熬夜加班還熬出了糖尿病，在被裁後投了上千份簡歷，可與他競爭的都是二十多歲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當然電影也呈現了底層之間的「互害」，大黑因為霸榜單王而被其他騎手排擠甚至大打出手，高志壘初入外賣行業被商場保安各種刁難、看笑話，承諾幫高志壘找工作的「獵頭」看着被夾在鐵門上的主人公大罵「傻逼」還不忘吐上一口痰，住在城中村的用戶對着高志壘一通羞辱……
現實中的互卷、互害顯然要更為殘酷，也更為血淋淋。三年疫情之後，人們都能明顯感覺到社會上惡性事件的發生頻率在明顯增多，有時候一言不合就動手、動刀。2021年1月，湖北仙桃一名40多歲的外賣員往小區送餐時與保安發生衝突，後被保安毆打致死。2024年6月，廣西防城港一小區保安與兩名業主發生衝突，後被保安打死……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時首次提出「要強化行業自律，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既是警鐘，也是現實。
有評論說，《逆行人生》和當下的社會環境形成了一道唯美的互相拋棄的風景線，前者像時間穿越一般活在10年前閉門造車，後者已經激進、激烈到徐崢高速衝浪一整年也跟不上。在短視頻每天密集轟炸所有人生活的今天，現實確實遠比電影呈現得要更為激進、激烈，看看B站、小紅書有多少失業的中年人在「逆行」就知道了，但如果依託於這部電影，能讓困在不同系統和算法裏的人彼此看見，哪怕是浮光掠影的，讓困擾人們的社會問題能得到更全面完整的歸因和追問，這部電影的使命就算完成了。
徐崢走完了自己的那一步，接下來需要全社會接力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