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三中 | 從「摸著石頭過河」到更重視「強化頂層設計」

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序幕之後，推進改革就成為了每一屆黨中央的一項重要任務，並基本上形成了一個慣例，在每一屆三中全會上，圍繞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來部署每個階段的改革工作任務。分析歷屆三中全會重點議題內容以及其與每屆其他全會的議題的關係，可以發現一個重要規律，那就是重點突破與全面改革相結合。

從縱向的歷次三中全會重點議題內容情況來看，主要是遵循經濟體制改革的邏輯，不斷推進局部的重點突破，而後待條件成熟再進行整體的全面改革。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改革開放」的發展道路，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重點推進農業工作發展，隨後持續推進以生產責任制為重點內容的農業農村改革。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標誌著改革由農村走向城市，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十二屆三中全會就著手推進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出現了一些困難和問題，突出的是物價上漲幅度過大。為此，十三屆三中全會，就將提出要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和深化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並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

在農村、城市和相關要素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並不斷推動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基礎上，在黨的十四大作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精神指導下，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搭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隨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再次把目光放在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上，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為奮鬥目標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解決了農村問題之後，整體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就被提出，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強調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

十七屆三中全會，再次將眼光放在農村改革發展上，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系統回顧總結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的光輝歷程和寶貴經驗，對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工作進行了部署。

不難看出，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一個基本點，改革開放是中共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通過縱橫兩個維度的推進，一方面，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不斷適應經濟體制改革所提出來的新要求，以推進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變革。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大之前，上述這些改革的實踐，主要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摸著石頭過河」，遵循著改革自身的邏輯，不斷推進和發展。

在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大的發展，中國現代文明形態的發展，已經完成了要素生成的任務，到了需要推動從具體要素生成階段向整體形態發展階段躍升的時候了。於是，中共十八大之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就著手推進了這一工作。為此，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務，並強調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可以看到，也就是，十八大之前，主要圍繞農村、城市兩方面重點突破，而後在此基礎上，進行整體改革。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措施以及之後所採取的相應對策，隨後再通過兩種方式予以固化下來：一是在十九屆三中全會上做出了《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將這些成果以機構改革方式，從組織維度予以固化下來；二是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做出了《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制度維度予以固化下來。如果將其放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三中全會的整體過程中來分析的話，發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以下特點和意義：一是不再只是強調經濟體制改革，而是涉及五大建設的全面深化改革。二是不再只是強調改革「摸索著石頭過河」的特點，而是重視「強化頂層設計」。

在十八大之前，主要是通過對一個個重點和急迫的問題進行攻關和突破，來打破當時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阻礙力量。一方面，從改革的角度來看，已經打破了許多點狀的阻礙力量，現在到了需要解決整體性問題的時候；另一方面，從建設的角度來看，通過十八大以前的努力，已經完成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態的具體要素的生成，需要從整體形態上予以整合推進和躍升。因此，不論是從改革還是從建設的角度來看，都需要從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始強化頂層設計，推進整體性改革和發展。三是不再只是強調重點突破性改革，而是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從方法論來講，十八大之前的改革，更多強調的是重點性突破，十八大之後的改革和建設的任務，已經要求強化頂層設計。

從改革的角度來看，二十大之前的改革所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基礎和類型來看，更多的是工業化條件下的生產力。然而，二十大之後，改革所要解放和發展的生產力，除了既有的生產力類型之外，很重要的一個重點內容，就是這些新質生產力。

不論是從服務於新質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還是從新質生產力可能帶來的對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影響來看，都將與過去有著重大的區別。這就是二十屆三中全會以及之後的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更加強化頂層設計的必須和必然。這就要求改革工作，不僅不能是簡單的摸著石頭過河，而且除了強調頂層設計之外，還要強調戰略上和對策上的前瞻預判，只有如此，才能夠不斷為解放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創造條件，從而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條件，為全面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發展以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奠定新質生產力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