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心離德」之下 外資撤出中國是必然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本經濟面貌發生的一個重大改變就是外資的大量湧入和廣泛投資。自從1998年有可比數據開始，中國工商業幾乎每個季度都有外資流入。外資進入中國之後，其投資觸角深入進了三大產業中的絕大部分。客觀來說，對於長期對外封閉和落後的中國，外資的意義絕不僅僅是帶來中國急需的資金。外資帶來了先進的經濟和產業理念，提升了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程度；外資也帶動了社會就業，在2013年的最高峰，外資企業就業人數達到了3000萬，占城鎮就業人口比重為8%。特別重要的莫過於對於中國科技進步的推動。
外資帶來了先進的技術，而西方風險投資的對華加碼則助益了中國尖端科技的突破。數據顯示，僅美國一國的風險資本在最高峰的2018年，其對華投資總額就達創紀錄的485億美元，募集資金數量則達107筆。
可以說，對於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而言，外資的積極作用是全方位且深刻的。而外資的大量湧入及其對中國經濟的深度參與，關鍵意義莫過於推動了中外經濟的融合程度和利益一體化程度。受益於中國市場的豐厚收益，外資對於中國市場也日益看重和充滿期待。在疫情封控措施解除之後，高盛集團率先發表對中國經濟的積極看法並鼓勵投資人對華加碼。
但是，自2023年以來，外資的整體趨勢卻是自華抽身，流出中國市場。商務部相關數據顯示，去年1—10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9870.1億元人民幣，按年下降9.4%。此前數據顯示，去年前9個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9199.7億元人民幣，按年下降了8.4%。自去年6月份以來，中國實際使用外資規模累計按年增速持續為負值。而外商直接對華投資在去年三季度甚至一度淪為負值。美國大量儲蓄投資基金也逐步離開中國市場，而風投基金在2022年就創下了31筆的年度最低投資筆數。《華爾街日報》此前分析指出，截至去年9月底，外國企業連續六個季度從中國撤走利潤，金額總計超過1600億美元，這使中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外國資本的吸引力急劇減弱減弱。
為提升吸引力，中國在政策領域內進行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調整。今年一月，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明確宣佈，取消銀行保險機構的外資股份比例限制，包括取消外資參股、收購、增資金融機構的股權比例限制。現在外國資本可以持有銀行保險機構100%的股權，實現完全控股。另外，《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裏關於金融業的相關限制措施目前已經完全清零。同時，外資准入門檻也大幅降低。同時，去年10月，中國政府明確提及將會全面取消製造業的外資准入限制措施。
中國政府和相關宣傳機構也反覆表示，中國市場對於外資而言絕對是必選項，而非僅僅只是可選項。但是，安邦智庫（ANBOUND）研究人員認為，利用市場開放度來吸引外資，過去是可以的，現在則依舊不行，因為重點在於近幾年整體形勢的變化已經使得外資和中國形成了「離心離德」的基本態勢，與中國市場的「離心離德」才是重點，因此外資撤離的整體趨勢恐怕難以扭轉。
首先，全球市場以及地緣政治因素是一個很強的因素。逆全球化趨勢之下政治-經濟二者關係的全面易位對外商的「離心離德」影響比較大。全球化的時代，經濟為政治服務，在消費端產生重大作用，彼時中國特別強調招商引資和國際接軌。對於妨礙資金流入的政策制度限制則進行了一系列的積極改革以配合外資需求。中國政府的誠意成功取信了全世界。而現在，中國整體上越發強調政治和安全的重要性。一系列涉及國家安全的新法規大大拓展了安全的邊界，令外企感到無所適從。
去年，中國相關部門展開了針對在華外資訊息諮詢企業的多輪行動並逮捕數人，甚至限制外國IP地址訪問知網等關鍵訊息網站，正常的訊息流通也受到干擾。並且，針對在華和來華的外企人員，中國相關部門的搜檢舉措更為頻繁和深入，不少外企限制來華人員配備專門的電子設備以避免顯露過多訊息，而相關安全舉措的繁密使得五分之一的外籍僱員傾向於減少赴華商務旅行，基本是能不去就不去。平心而論，中國的很多舉措也是針對外國類似舉措的不得已的反制舉動，但是安全環境的改變、安全概念的泛化和安全舉措的繁密給外企帶來了無所適從感，無疑會加強外企對華的離心傾向。
其次，中國市場在規模和經濟吸引力方面發生的變化也會逐步促使外企離開。實事求是地講，中國經濟增長率近年來一路走低，市場增長前景日益有限。而同時，房地產市場低迷和隨之而來的銀行債務的惡化，也意味着中國經濟-金融隱患日益嚴重。
2022年底，全國非銀金融企業的存款規模是24.04 萬億，到去年9月份為24.23萬億，增幅僅為0.8%。非銀金融企業手裏的資金不再增長，這是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正在劇烈萎縮的表現，而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之所以萎縮，只有一個原因，市場上所有的流動資金都被地方債的化債工程抽乾淨了。滬指因此一直在3000點的位置上苦苦掙扎。去年地方債的還款壓力已經抽乾了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再加上中國房地產企業在2020年就高達30萬億人民幣的恐怖規模和恒大的最終破產，未來中國金融體系的危機十分嚴重。僅這一點就足夠令外資心生恐懼。
並且，由於市場不景氣和民眾消費意願降低，外企的盈利能力已經減弱。中國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1-2月份大陸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8872.1億元，按年大幅下降22.9%。其中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降幅35.7%，下降幅度最大。而這一趨勢至今年上半年也仍未出現實質性好轉，賺不到錢，自然不可能一條心。
更為深刻的變化莫過於中國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化。安邦創始人陳功指出，當下的中國市場機制出現了明顯的萎縮和扭曲，整體上將會轉變為一種「中央經濟模式」。在此模式之下，中央經濟不僅僅是管理國有企業，而且還管理民營企業，這也就是說，是國有、民營一把抓，恐怕比計劃經濟時代的單純國有經濟還要厲害得多。「中央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區別，還在於有一個處於強管理的市場，因為中國畢竟還有民營經濟。但現在民營經濟正在褪色和轉型，他們的存在是為了滿足「供應」，滿足政策需要，不是為了市場！不是創造需求、增長、潛力、資源以及創新這些屬於市場的東西，而是要保證「供應」，保證「不亂」，保證控制。市場機制的扭曲和萎縮也意味着機會和可能性的大為減弱，這對於渴望機會和可能性的外資來說註定會加強其離心傾向。
再次，關鍵案例的刺激作用。在過去「兩會」期間，有代表提出，政府反覆強調要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並出台了一系列的相應法規，但是在民營企業家看來，萬卷條文比不過一個真正客觀公正的判例。自疫情結束後，國家出台了一系列法規扶持民營經濟，但是在涉及對公經濟糾紛中，民營企業卻往往處在不利地位。先有江西企業家向鎮政府討債十年未果，最終獨生子病亡且自己也罹患絕症。後有貴州六盤水的以刑化債。一系列負面案例打擊了民營企業的信心。
對於外企（含港澳台資企業）也是如此。去年，郭台銘放話要參選「台灣總統」之後，中國大陸迅速啟動了針對富士康的稅務和土地使用調查，涉及經濟規模高達1800億，但是最後卻僅僅只罰款2萬元。這種巨大的反差凸顯了此次調查的政治意義，而不是僅僅因為稅務、土地以及所謂的產業鏈轉移。這一案例表明，對於富士康這樣的大型企業，尚不能置身事外，那麼其餘外資企業自然是如履薄冰和欲擺脱「是非之地」了。
第三，外商自身生產方式重組等客觀原因。外商、外資離開中國，也有其自身的原因，這一點經常為外界所忽略。比如疫情對供應鏈和價格產生衝擊之後，生產方式的重組，供應鏈的調整對外商是必然的。因此外商在全球市場重新佈局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一種客觀的調整。
因此綜合來看，外資的這種「離心離德」既有原因，也是明顯的趨勢；既有外資的原因，也有環境的原因；既是中國的市場，也是世界的事情。現在甚至墨西哥總統在大選中，也將大力吸引從中國撤離的外資作為自己的競選口號！實際除了墨西哥之外，越南、馬來西亞等國也都是這種態度，而且他們還往往都有相應的政策配套。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而言，外資企業的作用都是十分巨大的，它們促進了中國市場機制的完善，提升了中國的科技水平，加強了中國僱員的專業化水準並促進了中國就業。可以預見的是，此後中國還會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但是，考慮到當下政治-經濟因素的易位，中國市場前景所面臨的問題和市場機制的扭曲，加上關鍵案例的寒蟬效應，外企對華的基本態度就是「離心離德」，而其逐漸撤離的趨勢也難以扭轉。今年1-5月，中國實際利用外資按年又下降了28.2%，即為明證。
本文經安邦智庫授權發布。